敬爱的刘思谦老师已经远去，但她的真，她的纯，她的美，留在了人们心间。她的思想、学术与智慧，滋润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推动着当代学术研究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今天我们纪念她，是她身后的“荣耀”，也是活着的人们的一种幸运。自刘老师1980年回母校工作，就常到我们中文系资料室去，她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和热情洋溢的招呼声自然亲切，她习惯用的“小谢”称谓使晚辈的我听了顿感年轻起来。在河南大学，刘老师很独特，她任期短暂、却不负众望的“从政”经历独一无二，她从“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毅然转向女性文学且硕果累累，她真诚坦荡、不懈追寻的学术勇气和精神，超越了世俗的功利，她在文学院的历史上百年一见。在我与刘老师认识、交往的四十余年间，因“女性文学”而带来的情谊弥足珍贵。回顾往事，漫步、穿行在逝去的岁月，仿佛又看见刘老师那稳健、熟悉的身影，听见她那亲切的召唤声。
一，那温暖、明亮的光——由“序言”到“‘娜拉’言说”
《“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是刘思谦老师学术转向后的第一部专著。标志其“转向”的“宣言”是为《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一书写的序言，文章真实地表达了她当时的感受及心态。
我身为女人，就从来不知道女人是什么。先是陶醉在半是真实半是虚妄的“男女平等”的神话之中，后来又学会了用“我是人”这样一个空洞的抽象聊以自慰。只有当各种名目的“角色”以它们那实实在在的重量向我纷纷挤压而来，我才深深意识到了我那和男人不一样的性别。
……女人是什么的终极追问，永远和男人是什么以及男人对女人的认识纠缠在一起。有趣的是同为男人，怎么认识女人、认识男人同女人的关系又往往大相径庭。《圣经·创世纪》说女人是上帝在亚当沉睡时用亚当身上的一条肋骨造成的。此说被许多男人用来证明女人天生的依附性。可是也有男人对此作出了十分新颖的解释……
大约是出于认识自己这一共同的渴望，女性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文学。……文学是女性的精神家园或“自己的一间屋”。……较之男性的诉说，她们只有一点或许足以引为骄傲的，那就是多了一点真诚。
……这本《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为热心女性文学研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资料前提。我出于前面所说的对自己性别意识的漠然，几乎丧失了对女性文学的兴趣，但读了小谢送来的这30万字的资料汇编，竟不由自主地萌发了也要进入这个领域一试的冲动，并随手写下了这些凌乱的感想，聊以为序。
——以上引自刘思谦
《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序》，谢玉娥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三年后出版的《“娜拉”言说·后记》里，刘老师再次回忆起往事：
读毕书稿校样，往事历历如梦。
整整三年了。三年前一个初春的傍晚，春寒料峭，狂风扑面。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枯坐，心绪茫然惶然。突听敲门声，访者原来是河大中文系资料室谢玉娥同志，她拿出一摞三十万字的《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清样，一定要我写序。我知道她的心，但是觉得还是婉言谢绝为好。再说当时我真的连“女性文学”这个概念也不清楚，从来没有留意过。小谢说：“你先看看，随便写点什么吧。”于是，我就这样开始走进了女性文学这个世界。
想不到竟然留连忘返，欲罢不能。三年来潜心阅读“五四”以来女作家的作品和有关理论著作，不遑他顾也不想他顾。……对我来说，这里可比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贾平凹的“金狗、雷大空”、矫健的“田壮林”们有意思多了。这是一个同我自己息息相通的世界。……可惜我来得有点晚了。我奇怪自己做了大半辈子女人竟对女人是怎么回事浑浑然一无所知；奇怪自己写了十余年文学评论动不动便是人的发现和觉醒什么的，可是女性的发现女性的觉醒在我的视区里竟是一个大盲点。
——以上引自刘思谦《“娜拉”言说·后记》
第327-328页 刘思谦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好生感慨。当时因某种特殊原因，学术上遇到了“困境”的刘思谦老师，在年近花甲之际做出了一个大胆、果敢的决定，自此改变了她的学术命运，使几十年来不知何为“女性”的女学者，进入了一个与自身生命息息相通的学术之境，开始了对自我、对女性、对母辈、对性别、对人类的重新理解和认知，对现实中的男人和女人，对性别与文学、与社会、与历史、与文化等诸种关系的重新审视，从而超越了之前的“无性”眼光，在其原有的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批评视野中纳入了性别视角，借鉴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成果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开启了她的“娜拉”言说新旅程。在2000年第5期《百花洲》发表的《女性文学研究这件事》中，刘老师还特意对上述“后记”中提到的“留连忘返，欲罢不能”几个字予以更正：“流连”是真，“忘返”却不知所云，“我想返回到哪里去？哪里是我的归宿呢？心中其实相当茫然。至于‘欲罢不能’……当时其实是不想罢也不能罢。”十多年后，在给我另一本女性文学研究资料书写的序言里她写到：“我已经确信这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喜欢也最适合去做的事。”
当年，我为什么要请刘思谦老师写序呢？想来，一是熟悉，但更主要的是她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和人格魅力，那温暖、明亮、可以助人前行的女性思想之光，吸引了我。因工作便利与刘老师接触较多，不断看到她在报刊上发表的、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的文章。她的《向“人学”攀登》《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张一弓创作论》《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认识》等文对当代重要文学现象的思考和对有较大影响的作家作品的评论常引起反响和争议。1980年代中期，她被誉为中国当代中年女评论家的代表之一，其直面人生的勇气和赤诚，其评论文章具有的理性力度和形象的美感、尖锐泼辣的“男子汉风格”，受到关注。在刘老师的特立独行中，我看到了一位优秀知识女性不凡的人生，心中敬意油然而生。1986年夏，刘老师与人合著的《小说追踪》《中国当代文学中篇小说选讲》出版后签名送我，使我感动。1989年我曾请刘老师帮我修改《我国当代文坛性描写研究综述》一文，后介绍给《当代文坛报》发表。刘老师对学术事业的执着、专注与热诚，令我敬佩。1989年10月，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孟宪法老师的鼓励支持下，我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分类整理好送到出版社时，心中有个愿望，想请刘老师写序，留个纪念，我先给她打了个招呼，她爽快地答应了。我想，请女评论家为女性文学研究的书作序，也很顺理。当时，国内女性文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人对此还感到陌生，因此，也希望因刘老师的“名望”使这本书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几个月后，当书稿最后一次校样出来，1990年4月10日晚上，我带着清样到河大家属院苹果园老区刘老师的家中拜访。那年家里还没装电话，未能事先联系，见面后说明来意，其情形正如《“娜拉”言说·后记》中所写。几个月间，刘老师好像换了一个人。此时，严冬虽然已过，但“春寒料峭，狂风扑面。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枯坐，心绪茫然惶然。”此情此景下，曾激情饱满、爽快直言的刘老师便只能“婉言谢绝为好”了。我不奇怪，相信热心的刘老师会看看书稿，我很想听听她对女性文学的看法。4月12日下午是系里规定的集体活动时间，遇到了刘老师，她告诉我资料快看完了，觉得挺有意思，并打算开“女性文学研究”选修课。我听了出乎意料的高兴。13日傍晚，刘老师特意去资料室找我，商量序言如何写，是否加标题，还借了几本妇女研究和妇女文学研究的书。看到刘老师的精神又振作起来，我顿时感到，刘老师还是刘老师！评论家刘思谦能转入女性文学研究，是女界、也是学界的一件幸事。5月1日，回到郑州家里的刘老师把她写好的序言寄了过来。
之后，经过一个学期的准备，到1991年春，刘老师开始给1987年级本科生上女性文学研究课，受到学生们欢迎，那本已出版的资料被她推荐为教学参考书。刘老师从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讲起，结合课堂教学给学生编印了辅助教材《女性文学研究作品选》，我协助到学校印刷厂打印、校对，共编过两册。1991年4月编的选了冯沅君的《隔绝》等3篇，庐隐的《或人的悲哀》等4篇，石评梅的《灵感的埋葬》等9篇。1991年6月编的选了冰心的《两个家庭》等6篇，凌叔华的《绣枕》等6篇。自此，刘老师一边上课一边研究，“作品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一本一本一篇一篇地读，旁及她们的传记与研究资料；理论是从两性关系史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起，进而扩展到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女性心理学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心境豁然开朗。”（见《“娜拉”言说·后记》第32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学术转向后刘老师一种新的心境与心态。期间她的一些论文也陆续发表，如《徘徊于家门内外——冯沅君小说解读》《女性角色人物画廊：凌叔华小说人物谈》《张爱玲：走出女性神话》《林徽因：澄明的生命之灯》等。1993年《文学评论》第2期刊载了她的《关于中国女性文学》，这是本阶段刘老师对女性文学研究的一次系统总结和初步的理论思考。文章从人类两性关系的演变史入手，认为自从父权制社会以来，人类便朝着性别统治、性别依附的方向发展，造成了漫长的以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诸关系的形成，妇女文学创作的权利和能力被剥夺被压抑，由此来理解女性文学产生的历史大背景，认为女性文学是一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历史概念，对它的认识关系到我们对整个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的基本看法。文章结合中国古代女诗人们的文学自我表述，五四时期中国第一个女作家群体的出现，新时期当代女作家群的兴起，认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观察焦点和思维重点应放在女性文学本文和女作家本人上, 重新发现被埋没和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和女作家，从女性自己的书写中发现被意识形态压抑、藏匿、扭曲了的女性的生存体验和生命存在的真实。如果说女性文学研究有它的价值目标的话，那便是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便是社会压抑的解除和人的彻底解放这一十分遥远的价值目标。
学术“转向”之前，自称对女作家女性文学“不留意”“无兴趣”的刘思谦老师，曾写有《优美动人的知识分子形象——谌容和‹人到中年›》《叶文玲“小溪风格”之得失与流变》《关于‹月亮，摇晃着前进›的通信》等女作家作品的评论，但作为学术研究方向，对女作家女性文学倾心投入、将性别意识纳入文学研究，是在“转向”之后，专著《“娜拉”言说》集中代表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该书于1993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被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是该套丛书中第一本女性文学研究专著。《“娜拉”言说》选取了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凌叔华、丁玲、萧红、白薇、林徽因、杨绛、苏青、张爱玲共十二位现代女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论述、分析，“从她们自己的言说中去寻找、辨别被历史所掩盖、所压抑的女性生存之真”。而“女性主义作为一种阅读视点对于视野的开拓确能见以前所未见”（见该书“前言”第25页）。
《“娜拉”言说》是继孟悦与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一部奠基式著作，它对女作家创作心理的深刻透视和对女性文本的细腻分析得到研究者的赞赏，被誉为女作家的“心灵史”。陈柏林以“视角的凯旋”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娜拉”言说》的出现使以往男性中心意识下的主流学界对现代女作家群的研究，因与研究对象心灵结构的错位而出现的隔靴挠痒的尴尬局面大为改观，著者独特的“人——女人”视角和同为女人的心灵相通性使女作家的心路历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称它是“娜拉”在当代的言说（见《中国图书评论》1995年第1期）。徐艳蕊认为《“娜拉”言说》与《浮出历史地表》在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对女性文学史的重建、女性文化血脉的寻找工作上代表了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见徐艳蕊著《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绪论》第1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王春荣与吴玉杰主编的《文学史话语权威的确立与发展》第五章“新时期女学者的文学史研究”第三节，对“刘思谦的‘女作家心灵史’及‘性别研究’”专门进行了论述，认为刘思谦在从《“娜拉”言说》到性别研究观的学术追求中，悉心倾听女作家的心灵之声，诗化叙述女作家的心路历程，不断地建构性别研究观的诗学体系，她不是新时期最早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但她是最执著的女性文学研究的思想者（见该书第293-29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娜拉”言说》也是刘思谦老师向“人学”攀登道路上的一个新高度、新阶段，标志着其学术视域的拓展和深化，她十分珍惜“冥冥之中”命运对自己的“召唤”，永远怀念和铭记这个属于自己的学术生命的开端和起点。2007年9月，《“娜拉”言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再版，“后记”中，她再次回忆起那个改变她命运的历史瞬间，庆幸自己做出了转向女性文学研究的选择，“正是这一选择，使我获得了真正属于我的学术生命，使我拒绝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使我找到了抗拒失语并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的学术空间”。“这是我一生中活得最充实也是最快乐的十五年。……是我为自己选择的一种我喜欢的生命存在方式。”
刘思谦撰写《女性文学教学参考资料·序》
刘思谦编选《女性文学作品选》 河南大学中文系1991年
谢玉娥编《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
二、生命的燃烧与亮丽——延期完成的国家项目
刘思谦主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
刘思谦、郭力、杨珺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2005年10月中旬，古城开封菊花盛开，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在河南大学隆重举行。与会代表领到的礼品中有两本沉甸甸、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一本是刘思谦与郭力、杨珺合著的《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一本是刘思谦主编的《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均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当年的6月、9月出版，封面和书名页都以两行小字标着：国家一九九六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专业参考用书。同名为“女性生命潮汐”的这套姊妹书是由刘思谦老师主持的一个延期完成、没有“证书”的国家项目，该项目从策划到最后完成经历了不寻常的八年。
1996年1月，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和1996年度课题指南文件下达，“重点课题指南”的“中国文学”类有“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综合研究”，年度课题“中国文学”类有新时期的历史题材、改革开放题材长篇小说研究，诗歌成就和存在问题研究，九十年代中国散文研究等。此时，具有申报条件的刘思谦老师还在美国探亲，我和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刘景荣老师先后给她写信通报了情况，寄去了选题参考，希望她能选一个题目试试。系领导也很重视，主持科研工作的孙克强主任给刘老师去了信，寄了参考件。刘老师在2月25日夜里的复信中说她“做外婆”任职已满、归心似箭，拟近期返回，信里重点谈了她对申报课题的想法：“申报问题，我想先申报一般项目，题目小一些，或许较易批准。根据各方面情况，决定了《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散文研究》这个题目，并请你们二位参加。”3月10日，刘老师填写了项目申请书。“项目论证”指出：“本论题以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散文（含台湾同期女性散文）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女性散文作品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女性文学有别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特点，从女性散文这个独特的领域，看出近百年来中国女性文学与女性解放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基本内容”为：1.从五四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看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散文兴起的原因及思想艺术特点。2.对海峡两岸有代表性的女性散文作品进行个性分析与共性概括，比较女性散文在这两个地域的异同及得失。3.将女性散文放在与同期男作家作品的相互联系与比较中，看中国两性关系与妇女解放的发展趋向。对于“本课题的重点和难点”，刘老师认为：九十年代女性散文是一种正在发展的文学类别，研究对象的边缘性、交叉性以及与研究者在时空上的切近性，要求具有开阔的和超越性的历史眼光与新的研究视点，力避孤立的、静止的和琐碎的现象罗列和一般化的作品分析。为此，研究者应在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及研究视点、思维方式的革新上多下功夫。她特别指出，对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一影响持久、广泛的社会文化思潮，应从我国社会现实与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有分析和鉴别地吸取其有益的成分，超越其偏激的情绪化的成分，以及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本课题面临的一个难题。收到刘老师来自大洋彼岸的信函都很高兴，我随即补充有关材料，按要求将表格请人打印出来，系领导在“单位意见”栏特意说明：“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三位项目参加者均为女性，相信她们会在这一特殊研究领域实现男性研究者所不可替代的发现和突破。”1996年6月12日接到学校科研处通知，刘思谦老师申报的“96年度”国家社科资助项目“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散文研究”正式批文已经下来，批准号96BZW018，批准时间为5月17日。据悉，那一年全国同行中申报同一课题的还有南方某高校一位著名专家，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的蓬勃兴起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后来回忆此事，刘老师说当时“我便恍恍惚惚地半是意识半是无意识地感觉到小谢这封来信对我今后的学术生命至关重要，我似乎是没有怎么想就写下了‘90年代女性散文研究’这个选题。”
回国后的1996年6月，刘老师正式开始了“90年代女性散文”的阅读和思考，又联系上河南师大中文系教师王敏参加。我们商议了预期研究成果设计，最后确定女性散文研究专著由刘老师承担，作品选由其他人来做。计划至1997年12月完成点评式的“辅助教材”《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散文参阅作品选读》，至1998年12月完成专著《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期间要完成有关专题资料、论著索引及有关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我们在郑州、开封等地购买了所有能买得到的90年代女性散文专集、选本、合集，一同参加了1996年10月下旬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会后在江苏省社科院刘红林老师帮助下到社科院图书馆和南京市图书馆查找了有关资料，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陈辽老师听说刘老师的项目后将他藏书中十多本港台女性散文作品慷慨相借。配合项目进展，刘老师联系《作家报》开设了“我读女性散文”专栏，自1997年4月至1998年7月，刘思谦、刘景荣、王敏等先后在专栏上发表了一批评论。面对书架上越积越多的女性散文作品，刘老师意气风发，走进了一个与个人生命潮汐息息相通的无比亲切的女性散文世界。
但让刘老师没有预料到的是，90年代女性散文作品竟有那么多！1993年《“娜拉”言说》出版时，中原农民出版社编辑李明性曾托刘老师主编了一套“九十年代女性散文11家”，于1994年4月出版。她没料到数年后女性散文会有如此蓬勃的发展势头，也没有料到会再来编一本90年代女性散文《选读》的合集，更没有料到女性散文的创作队伍已经发展到数以百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因此，刘老师后来将书名总题定为《女性生命潮汐》，“意在显明这是一次真正的女性生命的潮起潮落，是女人身体的起与伏、生命的呼与吸，是世纪之交女性文学史上的一件盛事和女性话语的狂欢节。”（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后记》第612页）到编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时，各种专集、合集和选本已经有250多本了，八年多刘老师的主要时间用在了阅读上，还要把对这么多的作品的阅读“重新编码”，转换成有着内在逻辑框架和理论基点的研究评论话语，为此刘老师感到“遇到了大难题大困惑”。她“拒绝那种冷漠的甚至是麻木的所谓纯客观的学院派批评”，她“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贯穿性的理论凝聚点，使作者、阅读者、研究者均作为主体的意义阐释找到一种合理而有效的理论依托或曰凝聚。而这，又必须建立在通读全部至少是大部分作品的基础之上。”（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后记》第323页）在学术上对自己要求严格、认真的刘老师也为自己长期坚守的学术理念付出了代价，为此占去了她八年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她不禁感叹：“我这个研究论题的研究对象太多了，阅读量太大了。我只能埋下头来、潜下心来一篇一篇一本一本地读，同时结合阅读一些相关理论书籍，除此之外没有捷径可求。”（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后记》第323页）
大约在1998年初，刘老师在通读绝大部分作品及一些相关理论书之后找到了生命哲学这个理论凝聚点，确定了全书的体例框架，即分为《逝者如斯》《女性之思》《语言的家园》上中下三编，分别从代际代属现象、主题思想和文体（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三个方面，力求较全面完整地阐释90年代女性散文的意义。1998年2至3月份开始了上编的写作。可当进入具体编、章、节的写作时，“又必须找出各编、章、节的相关文本来重读和反复读，才能找到感觉、找到各不相同的切入的角度，才能说出你在这一编、这一章、这一节里所要说的话。于是我只能回过头来重读和反复读，终于在上编前言中开了个头，定下了全书的话语基调，并且写出了第一章的前两节。”（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后记》第324页）但此后更难以预料的是，在1998年的5月14日早晨，刘老师却突发脑中风，不会说话了，被邻居们送到医院抢救。“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老了，一种生命的沮丧感、沧桑感乃至自卑感从心头升起，成为我此后时时需要面对和超越的心灵上挥之不去的一重阴影。出院后重返书桌，生老病死这一生命最脆弱的环节便成为我继续书写上编‘逝者如斯’一个如影随形的思想背景，成为每一代女人早晚都会遭遇到的生命的现实。我正在写的这本书由于它的无所不在威慑力而获得了向死而生的意义。”（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后记》第324页）“向死而生”——恰切而真实地表达了《女性生命潮汐》与刘思谦老师同生共长、奋力前行的历程和命运，令人感动不已。
但后来却又有了两件同样重要的事情插进来使刘老师不得不将手中的书稿停下。一件事是1998年秋在北京一承德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女性文学研讨会上，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谭湘组织了一套“女学人文化随笔”丛书，其中有刘老师一本，她需要再写出七八万字才成书。从承德回来，刘老师便把教学之余的精力和时间全力以赴写散文，于2000年底集成了5组50篇约13万字的女性散文作品集，以《女人的船和岸》为题交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正式出版。另一件事是1999年春天，河大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点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刘老师成为全国第一个招收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从1999年秋季开始，除了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专业课之外，按照学科点的要求，还给博士生们开设了一门“文学研究方法论引论”公共课，有关专题论文结集为《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2月出版，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在学界得到好评。这接连而至的两件事、两本书，让她承担的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在写了三分之一的书稿之后感到难以为继，感到了疲倦，而时间难再，激情也难再，“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挫败感沮丧感从心头升起。”可认真负责、具有“学术良知”的刘老师又不愿意就此勉强结项不了了之，“这是我的性格和立身行事的原则所不允许的，我将为此而愧疚抱恨，认为是此生此世唯一一件应该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后记》第325页）就在她“欲罢不能”之时，老伴的一句话提醒了她，做出了由独著改为合著的决定，选择了自己的博士生郭力和杨珺加盟，迎来了“柳暗花明”。二位女学者具有扎实的理论思维素质和对作品的整体把握能力与艺术感觉能力，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相继完稿了。该书的编写“使我得以感同身受地亲历和目睹了90年代女性散文这一女性生命的潮汐，如何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实现了跨世纪的一跃，女性散文的潮涨潮落，她的繁华和寂寞，兴盛和消隐，在一定程度上映衬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态，一个时代生活、思想的自由度。”（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后记》第326页）该书前言以“女性散文的黄金时代”为题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散文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在作者人数、作品数量、丛书出版、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刘老师认为，女性散文完全不像性别偏见论者所臆断的那样，是什么“题材面狭窄”“小家子气”“没有批判立场”等等，认为其思想的和文化的反思的触角，已经伸展到了20世纪思想史的前沿地带，触及到了主宰了20世纪后半期而又延伸到21世纪初仍然作为人类思维盲点的关键词，如“革命”“阶级”“暴力”“大众”“集体”“民族”“牺往”“奉献”“大公无私”等等被压抑、禁锢已久的现代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词。
不过，让刘老师最后一个“没有想到”的是，书稿写作如此难产，可专著与作品选的出版却相当顺利，为此她由衷感谢院领导、学科点、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的有力支持。
《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共选入126人的248篇作品，总字数67万字，大体上依年龄顺序编排，从上上个世纪末（19世纪）和上个世纪初（20世纪）出生的苏雪林、冰心到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乔叶、黄文婷、周晓枫等，年龄跨度七十多年，四代女人风云际会于90年代女性散文之树上，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盛事。该书先由全体编委（王敏、刘景荣、刘思谦、孙舒蝶、沈红芳、谢玉娥）分工初选，再由刘老师在通读中逐一增删选定，所选篇目确定后，编委会设法打听作者的联系方式，于2005年6月1日给她们发信告知有关情况、入选篇目、该书主编等，恳请得到支持。最后由编委复印编定交河南大学出版社。初稿校样出来后孙书蝶老师先校对一遍，2005年6月10日文学院开始高招评卷工作时，我利用这段时间在资料室又集中校对一遍，到6月17日下午，全部稿件校对结束后我到刘老师家，对其中入选的个别作品：刘桃的《四十年的饭和菜》、艾云的《底地的女人》是否入选或调换，提出我的意见。回顾该书的由来、编选及出版，刘老师非同寻常的学术心路与真情在后记中跃然显现：“总之，我的整整8年的岁月是由这些无以数计的女性散文的阅读相陪伴的，如此大的阅读量贯穿于我的整整8年2900个日日夜夜，但我不觉其苦只觉其乐，我甚至不知老之已至，不知道时间的车轮在我身体上滚过去，我已经由花甲之年而年及古稀了。我的心态变得平和、放松和自如了……我是想编一本别人不曾编过的能够反映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来龙去脉的和较为完整的女性散文全貌的选本，这样才能对得起我自己也亲身经历的世纪之交女性生命的潮汐，对得起女性文学史这件难得的百年一遇或千年一遇的盛事和女性话语的狂欢节。”（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编后记》第612-613页）
由刘思谦老师主持完成的姐妹书《女性生命潮汐》出版后受到读者、学界的欢迎和好评，著名评论家陈辽称其为“九十年代女性散文观止”。
三、女性的智慧之光——第七届女性文学研讨会备案
1、2005年10月16 日上午 开封：刘思谦老师在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作大会发言
2、2005年10月16 日上午 开封：刘思谦老师在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大会上
3、2005年10月16 日上午 开封：刘增杰老师在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大会上
与1996年度国家社科项目的进展情况不同，2005年10月由刘思谦老师亲自挂帅召开的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可谓顺利、圆满，这是文学院建院以来史无前例的一次盛会，作为会议的学术领导人，刘思谦老师精心准备、运筹帷幄，显示了学术大家的领袖风范。她年已七十却神采奕奕、精神焕发，思维敏捷、思想的锋芒依然锐利。由于她的学术影响力，她指导培养、已成长为专业学术骨干的一批中青年学人对“女性文学”“性别与文学”等议题的关注，为全国性的女性文学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学术氛围。正式会期四天，但从策划、申请、批准，到一项一项具体落实，经过了近两年的准备，最终能取得成功，有许许多多人们的付出。作为一个亲历者、具体会务工作者，掀开那熟悉、难忘的一页，当年场景再现眼前。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自1995年8月获批成立，至2005年之前已连续举办了六届研讨会。我和刘老师曾被邀请参加过数次，接触了不少同行，开阔了学术视野，增长了学术的力量和信心，同时也让不少外地学者第一次知道河南大学在古城开封，当听说院领导支持我们外出参加学术活动，支持“女性文学研究”时，他们都点头称赞。我们也想邀请同行到河南大学来看看。通常，要举办一次会议经费是一大关。参会者要交会务费、住宿费，举办单位还需要补贴一定费用，用于会议接待、租用场地、考察和食宿补助、文件材料费等。因此，筹集经费是办会的必备条件。但最重要的，须有一位著名的专家学者领衔申请。当我和刘老师连续参加过几次会议，并分别担任了女性文学委员会的有关职务后，感到我们学校也该举办一次了。在学术界，河南大学的女性文学研究起步较早，是全国第一个招收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声名影响在外，请学界同行到河南大学现场研讨交流，可以彰显河南大学文学院对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视和学术上的多姿多彩，扩大河南大学文学院在全国学界的影响力，也希望这个愿望在刘老师退休前能实现。因此，2003年12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届研讨会将要结束时，经慎重考虑，刘老师向女性文学委员会提出申请，希望第七届研讨会能在开封召开，由河南大学文学院主办。据悉，同时申请办会的还有湖南某高校的一位校长。回来后刘老师给院领导和她所在的学科点领导作了汇报，主办会议的申请得到领导支持。不久，女性文学委员会正式批准，确定下一届研讨会在河南大学举行。会期原定于2005年4月中旬，因刘老师所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2004年10月要在本地举行一次“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学科点领导认为两个会的间隔时间如果能再拉开一些距离，将有利于经费和人力的周转。和刘老师商议后，决定将第七届研讨会延期到2005年10月，同时向女性文学委员会作了书面汇报，得到批准。2004年3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给河南大学文学院寄来了会议“授权书”，全文如下：
河南大学文学院：
在我国女性文学研究学术事业已经取得瞩目成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即将十周年之际，经当代女性文学委员会研究决定，授权河南大学文学院于2005年10月在开封、洛阳两地举办“第七届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具体筹备工作由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委员会委员、河南大学文学院刘思谦教授和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委员会副秘书长、河南大学文学院谢玉娥副研究馆员负责。
特此。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
2004年3月8日
自此进入了会议的正式准备阶段。文学院成立了由院办和现当代学科点组成的会议筹备组，确定刘思谦、孙先科教授为本此会议责任人。后来洛阳师院中文系联系加盟，共同主办。经商议，会期定于2005年10月16日至19日。对将要召开的这次研讨会，刘思谦老师极为重视，强调我们一定要开好，要突出学术研讨，提升学术质量和研讨会水平，对研讨主题及分题、参会人员、论文审阅、大会发言、分组讨论、会议主持、会议手册、专家讲学、会议通知等各个环节都仔细考虑，避免疏漏。经反复酝酿，听取学科领导的建议，在有关研讨会召开的学术背景、思想认识、研讨主题等方面达成共识。拟定的会议通知明确指出：“本次研讨会是在我国女性文学研究已取得显著成就、亟待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形势下决定召开的。近年来，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关于‘社会性别’等理论资源的背景下，从性别角度入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是一个新的富有建设性的学科增长点，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性别理论的资源主要来自国外，理论本身处在发展变化中，以及与中国语境的对接等问题，在汉语语境中研讨‘女性文学’，还存在着诸多困惑，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有待于厘清，性别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及发展踪迹也有待于探讨。因此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性别’为研讨主题，包括以下几个分题：1. 性别与文学相关理论研究；2. ‘十七年’与‘文革文学’中的性别神话解构；3. 现当代文学中的两性关系模式；4. 现当代男女作家笔下的男女形象比较；5.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性别审视；6. 当代影视、戏曲文化中的男权中心话语；7.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周年回顾、总结与展望。”通知强调：“本次研讨会意在突出学术研讨，请与会者按通知中所列的研讨主题及分题撰写论文。确定参会论文要提前打印、装订成册”。会议预备通知于2004年11月26日寄出，2005年4月4日寄了正式邀请函。
2005年暑期，会议准备工作在紧张、有序进行，经费已明确由学科点、科研处和文学院三方资助，每一笔开支要有合理的手续、经负责人审批。8月22日上午在河大仁和小区刘老师寓所，与会议责任人刘思谦、孙先科老师研究会议筹备工作，提出要借鉴以往女性文学研讨会及现当代文学专业会议的经验，根据本次会议特点努力创新，力求使学术研讨富有成效，内容扎实，会风新颖、活泼，简化会议程序，减少俗套，免去不必要的“领导讲话”或“贺辞”之类，研讨会要充分体现“平等、公正”的原则，使所有与会人员在相互尊重、平等的基础上既能主动发表自己的见解，又能注意倾听不同的声音，以形成一种宽松、和谐而又严肃、认真、热烈的会风。就组织机构组成及主要成员名单，预备会要商议的问题及会场考察，目前筹备状况、所需经费估算及来源，与洛阳师院文学院的合作与分工任务，文学院会务组主要成员及分工，会议地点、正式日期及具体日程安排、报到时间、接站地点、邀请专家讲学等，作了具体讨论、布置。特邀黄志琴老师管理财务，杨萌芽老师负责与洛阳方面联系。特邀河南大学校长、文学院近代文学专业博导关爱和教授，洛阳师院党委书记、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导李慈建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导刘增杰教授担任会议领导人。
8月26日上午，在河南大学文学院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由承办单位双方参加的筹备工作会议，河大文学院参加的有孙先科、刘思谦、刘进才、白春超、谢玉娥，洛阳师院文学院有张凌江、刘继保，双方对会议的组织机构、领导组、学术组、会务组、日程安排、准备工作进行了初步商议，拟提交27日由三方参加的预备会讨论。经验丰富的孙先科老师将河大文学院会务人员分为三个组，明确任务，各司其职，齐心协力办好会。诸如接送与会人员、预订车票、食宿安排、考察联系、学术组织、会议材料、会议场地、会议摄影、会议记录、会议综述、论文集打印、欢迎条幅、会议图标、出席证设制、财务手续管理、医务服务等方方面面都一一落实。8月27日上午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召开了由主办方三方参加的预备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参会的有吴思敬、谭湘，河南大学文学院有刘思谦、孙先科、谢玉娥，洛阳师院文学院有张凌江、刘继保。筹备组汇报了筹备工作，预备会研究确定了会议组织机构人员、日程安排及会风改革、经费落实、会务分工、论文集编印等工作。9月10日,筹备组给参会者寄发了“补充通知”，将会议报到时间地点、日程安排、接站地点（新郑、郑州、 开封）、收取会务费、食宿及往返路费由个人自理等情况告知。利用研讨会的召开，刘思谦老师还特意联系安排了林丹娅、陈骏涛、李玲、崔卫平、屈雅君等专家给文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讲学。
2005年10月16日上午8：30，在河南大学老校区校行政办公楼一楼会议厅举行大会开幕式。在全场期盼、众望所归之中，刘思谦老师稳步走上前台，庄重、热烈地宣布：“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现在开始。
本届会议在开封两天、洛阳两天，取得圆满成功。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开封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今晚报、中州学刊、河北日报等先后发表了由张召鹏、李新叶、朱世欣与潘志贤、沙莎、火同、于彩芹、降红燕等采写的会议报道，朱艳芳、孟庆澍、沈红芳、降红燕等撰写的会议综述分别在《洛阳师院学报》《湘潭大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对本次会议的研讨主题、性别理论视野下的多元对话、“女性声音诗学”等理论创新，“两性和谐”的追求理念，以及参会人员的数量素质，论文的数量质量，会议组织方式，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是一次学术含量极高、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的盛会，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本次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出席，其中有副教授以上职称和博士学位的占到70%以上，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员占60%以上，男性占到30%以上。犹如女性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金燕玉在大会总结中所讲，本届会议代表多、年轻学者多、博士多、论文多、发言多、话题多，成为这次会议的特点，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
第七届女性文学研讨会上，由河南大学文学院发给与会人员的礼品除了两本装帧简雅、温馨暖人的《女性生命潮汐》姐妹书，还有会务组编印的上下两册16开蓝色封面的会议论文集，收入会前提交的文章共71篇496页，另有一本橙色封面的会议手册，16开十五页。今天翻看这些文献，近20年前的那场研讨会又鲜活起来。会议手册由“会议组织机构”“会议日程”“通讯录”三部分组成，简洁明了的文字使我联想起当年的场景和某些细节，想起“在场”的人们。会议举办时间为2005年10月15－19日，地点在开封－洛阳两地。会议设有领导组、学术组、会务组，各组成员均由主办会议的三方组成。其中，1. 领导组：组长：张炯、关爱和、李慈健、刘增杰；副组长：吴思敬、谭湘、刘思谦、张宝明、张生汉、胡德岭、孙先科、张凌江、刘继保；2. 学术组：组长：刘思谦、乔以钢、林丹娅、张凌江；副组长：陈骏涛、金燕玉、林树明、阎纯德、胡辛、王春荣、屈雅君、李玲、王敏、郭力、赵树勤；3. 会务组：组长：李经洲、孙先科、许少康、张凌江；副组长：刘进才、白春超、 吕冰、刘涛、付民之、杨国安、谢玉娥、黄丙申、焦作通、刘继保、刘绍武、赵海彦。在册的22位会务组成员中，河南大学文学院有：刘景荣、魏春吉、张先飞、孟庆澍、郝魁峰、武新军、张乐林、李晓丽、沈红芳、孙书蝶、胡全章、黄志琴。会务组的房间、联系电话，会务人员的联系电话都在手册上一一标明。
从上述会议的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名单可以看出，主办方自学校、学院领导和校办、院办、专业学科点，对这次会议都很重视，河大文学院现当代专业的老师几乎全部投入。研讨会期间，一批主要由男性青年学者组成的高层次会务人员引人注目，他们多有博士学位，适逢这场别开生面的盛会，在“性别与文学”研讨现场经历了一次“性别话语”的“洗礼”。
根据日程安排，10月15日全天为报到时间，16日上午举行会议开幕式。会议手册上，“开幕式”下方以醒目的黑体大字标明“本届会议不设主席台”，体现了办会者改革会风的意向。会议开始，由“开幕式发言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刘思谦教授“宣布会议开始、宣布开幕式主持人”；接着由开幕式主持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孙先科教授宣布议程：1. 河南大学校长关爱和教授致词；2. 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生汉教授致词；3.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炯教授致词。上午后半段为“大会研讨”时间，为避免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常见的发言延时现象，和刘思谦老师商议后，特意在会议手册上的“大会研讨”前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敬告各位发言者：
为了使提交会议论文的每个与会者都能得到发言机会，请您在提炼、压缩论文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发言控制在规定时间之内，以期将您最重要、最精彩的话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本届会议学术组
以此作为一条会议“规则”公开提醒、提示，对每位发言人的时间掌握起到了有效的自律作用。此后每场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手册中都清楚标明“每人10分钟”，每个单元最后安排有“自由评议10分钟”，这样做既有利于研讨会时间掌握，也体现了办会者对每位发言者“言说”机会和权利的尊重。16日上午的大会研讨由张凌江、金燕玉主持，共有8位学者发言：乔以钢的《胸襟•视角•心态》对近十年的女性文学研究进行了反思，刘思谦的《性别：女性文学研究关键词》代表了她最新的思考，林丹娅的文章揭示了文学中的“私奔”模式这一“现代中国性政治的千年隐文”，吴思敬以《从黑夜走向白昼》对世纪初中国女性诗歌作了论述，郭力的发言题目为《女性历史叙事与性别定位》，傅书华的发言对“性别研究中的男性话语缺失”问题作了探讨，董丽敏以林白为个案，对“个人言说、底层经验与女性叙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王春荣以《张扬生命本体的语言》对“女性声音的诗学”作了论述。特别是学术组组长刘思谦老师的发言，突出了本次研讨会主题，将“性别”作为“关键词”以拓展女性文学研究，引起了热烈反响。下午的大会研讨由陈骏涛、王春荣主持，林树明、屈雅君、金燕玉、王红旗等15人发言。其中，一位青年学者的《女性文学研究的唯心倾向》引起几位与会者的质疑，不同视角不同理念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这是很正常的学术现象，但让我感到新奇的是那次刘思谦老师的不一般。在以往的研讨会上，遇到有较大分歧的学术问题，她会“当仁不让”，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有时情绪还容易激动，但那一次她好像只是在安静地听，直到最后好像也没见她就某个问题作“权威式”的“表态”。今天，回想起那个“瞬间”还让我感动。作为“学术组长”的刘思谦是当然的“发言人”、女性文学研究专家，但也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者，在重要的学术问题上能够倾听，让人充分发表意见，这是“思想者”刘思谦不断思考、智慧之光的闪现。
会后，河南大学学报刊发了部分会议照片，编辑部委托刘思谦老师主持了“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性别’笔谈”专题，发表了刘思谦、林丹娅、郭力、朱育颖、李玲、王巧凤的文章。在“主持人的话”中，刘老师阐明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鉴于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进程中一次静悄悄的学术转型，与“性别”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开始进入我们的学术思维，女性文学研究就是以女性文学文本为主，同时又将相关的男性文本作为互为参照比较的互文本进入我们的论题，在男/女相互参照比较中，将会发现一些我们所习焉不察的被遮蔽的意义，这将大大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开启我们的思路；将“性别”作为关键词引入女性文学研究乃至现当代文学研究，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长期关闭的窗户，我们所看到的将不仅是“性别”，而是和“性别”纠缠在一起的种种有性别而又超性别的问题，一些被排除在我们视野之外的新的理论生长点将彰显出来，文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素质和文本解读能力将得到提升。刘老师在她的笔谈论文《性别视角的综合性与双性主体间性》中指出，因性别视角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被长期延误搁置，文学研究因研究者的性别无意识和性别视角的缺席而造成性别盲视，直接影响到文本意义阐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同时又指出性别不是一切，性别、阶级、民族这三种人的基本身份都不能单一地决定和涵盖文本的全部意义。强调在运用性别视角时应避免重复以前的唯阶级论唯民族论而陷入唯性别论，以性别代替其他、代替全部，并结合《生死场》《伤逝》《无字》等典型文本的阐释作了论述。
第七届女性文学研讨会提交论文75篇，在大会或分组讨论会上发言的有80余人，由研讨主题引发的性别与文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关系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由此，正视学者自身的“性别身份”和性别理念，重视文学研究、学术研究中的性别问题，开发、借鉴历史上和当代国内外进步的性别理论资源，开放、扩大学术研究的历史/现实视野，不断审视、反思那些年深日久、习焉不察，已深入骨髓、化入血脉，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习惯思维理念和话语，以学术的“良知”去发现去研究去思考，才有望促进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社会文明、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在这方面，刘思谦老师走在了前面。
四、绵绵不尽的思念
刘思谦老师是我尊敬的老师、长辈、同行、也是“忘年交”，她在2000年第5期《百花洲》上发表的《女性文学研究这件事》中称我是她的“知音”，听了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1998年刘老师的一篇重要论文《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在《文艺研究》第1期上发表，定稿前她谦虚地让我先看看。我随即拜读，钦佩刘老师的理论胆识和勇气，对学界当时有较大争议的理论问题，她经过自己的思考发出了不同于常人的见解，文章分析了历史上男性思想家提出的启蒙理性的人文主义的“性别局限”，但未能或不敢将自己的“思想”合理命名，我理解她，问她“为啥不敢在论文中提出‘女性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其实你通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刘老师说，我这句话为她找到了“思想的凝聚点”。经过认真思考，二稿中她提出了“女性人文主义”，确定女性文学概念的历史性和现代性，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现代人文价值内涵的女性的新文学，文章“结语”部分阐述了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问题，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一种清晰的能说明我们自己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和规律性的具有广阔学术前景的理论，我选择了女性人文主义。”并为之做出解说。
对学术认真的刘老师不会轻易改动自己文章中的某个词。《“娜拉”言说》被上海文艺出版社约定出版时，她在后记中高兴地写到：“我庆幸自己的书稿找到了一个好‘婆家’……”，读后我想，这里的“婆家”固然是比喻，但作为一个已经有了“自己的家”的“娜拉”，能否换一个新词呢？1996年在南京第二届女性文学研讨会上，当有人对习俗常用的“嫁与娶”“夫与妻”“娘家与婆家”等父权社会沿袭的话语从性别与语言的角度分析时，刘老师显得不能理解。1997年厦门第三届女性文学研讨会上，听到“性别视角”“女性话语”的提法，她竟激动地予以诘问。1998年在承德召开的第四届女性文学研讨会上，就现实婚姻制度的看法她曾同人有过争论。2005年我在校对刘老师主编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后记时，对文中称呼写散文的四代女人用的“外婆、母亲、女儿、外孙女”等称谓感到有点别扭，建议她将“外”字去掉，改为“祖母、母亲、女儿、孙女”，刘老师同意了，但回去后想了一会，又特意告诉我不要改。
就这样，转入女性文学研究的刘老师一步一步、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甚至是一个一个词语反复思考、琢磨、寻真。在历史、社会、人文的大视野中，纳入了女性视角、性别视角，关注并论述性别视角的综合性与双性主体间性，不停顿地思想，不断地超越，她借鉴西方的思想理论，更主要是寻找、建构中国自己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为此竭尽了全力。在行将花甲之年她开启了“娜拉”言说，继而提出女性人文主义思想和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提出将“性别”作为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她关于“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这一概念界说已被乔以钢、林丹娅主编的《女性文学教程》所采用。她关注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研究，对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做出了理论上的建树。对九十年代女性散文，对五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散文做了专题研究。对杨绛、严歌苓、范小青、蒋韵、田中禾、李洱、阎连科等女作家男作家的作品，以新的眼光予以评价。她结合博士生课程组织“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女性新历史小说”“性别与文学”等专题笔谈文章。在她参加过昆明第九届女性文学研讨会，参观泸沽湖畔的永宁乡摩梭人村寨的母系家屋，读了香港学者周华山经过实地考察写成的专著《无父无夫的国度》后，深受启发，纠正了以前对摩梭文化的误读。认为被长期边缘化的摩梭人千百年来在自己的婚姻家庭模式方面所做的创造性探索，是一个关系到全人类人与人的关系和婚姻家庭往何处去的大问题，这也是刘老师长期关心、用力思考的问题。为探寻“我们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她召集赵宁、沈红芳和我，组织了“关于摩梭人母系家屋与走婚制研讨笔谈”。在《“娜拉”言说》后记及再版后记中，她对自己母亲后半生的命运悲剧，对父母爱情婚姻的情感演变和破裂，对他们各自在心理上留下的创伤，和自己由此产生难以消解的巨大心理隐痛深入剖析，深深感叹：“进入爱情婚姻的两性关系中的创伤性记忆，是人类各种关系中最复杂最难破解的奥秘，也是我的女性文学研究最初乃至最后的难题。”带着人类文明进程中遇到的政治、思想、观念、精神、情感和心理等方面的种种问题与难题，刘老师倾心投入了女性文学研究，追问“女性”、反思自身、研究、理解并重新审视父辈母辈的人生，探究“人”的问题，由混沌走向澄明。她抗拒失语、向死而生，将人文研究与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生命结合在了一起。
刘思谦老师重视培养、扶持女性学术力量，重视同行之间的相互支持、合作与鼓励。2005年她接受邀请参加以乔以钢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社研究重大课题公关项目“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在2005年第2期《南开学报》特邀乔以钢主持的“专题研究：性别与中国文学、文化”专栏发表了《女性文学这个概念》，2010年4月，她与屈雅君主持的子课题成果《性别研究：理论背景与文学文化阐释》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她还应邀担任了由乔以钢、林丹娅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女性文学教程》学术顾问，给予教材编写热情的关怀和宝贵的指导。
我和刘思谦老师也是学术上的合作伙伴，犹如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后记中所言，多年来“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多年来，我更是受到刘老师真诚的帮助与关爱。2005年我把《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论著目录总汇（1978～2004）》资料整理好，并终于申请到了“河南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后，将总字数约二百万字的打印稿呈刘老师过目，请她作序，刘老师欣然应允，对这部为适应学科化发展，为众多研究者了解、掌握本学科研究成果全貌提供的“编目清晰、查找方便的地形图”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是为我国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建设又做了一件大有益处的好事。她“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突然降临的历史的转折路口”，我去找她写序，“我感觉到了这种同性之间的信任的分量，也握住了由她的手而带来的更多的同性姐妹们精神援助的手。”在刘老师热心扶持下，由她主编、女学人撰写的“娜拉言说书系”2009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我准备编的《智慧的出场——当代人文女学者侧影》也被列入了其中，这是一部由女学人撰写、集中展现女学者们精神风貌和智慧风采的学术自传及学术感言。我特邀乐黛云、朱虹、刘思谦、饶芃子、杜方琴、吕美颐、魏国英、高世瑜、李小江、王政、夏晓虹、戴锦华等著名学者担任顾问，邀请到六十多位在当代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女学人（包括港台、海外华人）“出场”，后该书被列入“女性生命潮汐”书系出版。我邀请乐黛云教授为这本书作序，以刘思谦老师的《重申抗拒失语》代前言。“抗拒失语”概括了刘思谦老师在女性文学研究中获得的学术感想，也概括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女作家和女性文学研究者抗拒失语自我命名道路上的经验与感受。刘老师在那篇写于90年代初、被收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于2012 年11月8日重新改定的《重申抗拒失语》中，将其中的一段话作为她给自己拟定的女性文学研究座右铭：
抗拒失语就是敢于倾听和应答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就是让自己的感觉、经验、思想进入语言，就是宁可不说宁可沉默，也不说那些虚假的不知所云的“他者语言”，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被膨胀的权力话语、商业广告话语所蛊惑和劫持，就是用语言之光朗照自己内心的蒙昧和黑暗，就是从罩在我们头顶的那张失语的大网中突围而出。
刘思谦老师在病房里阅读 （2019年第12期《名作欣赏·别册》）
2020年11月1日 郑州 《澄明之境——刘思谦画传》
自1990年春请刘思谦老师给我写序，几十年间好像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常和刘老师一起探讨女性文学，探讨与文学、人生、婚姻、家庭、社会等相关的话题，倾听刘老师灵动、智慧、清朗的谈吐和感悟，欣赏她丰富的思想、语言和才华，敬仰她的精神、人格与魅力。后来，听到刘老师患病、生活难以自理的消息，心里有种莫名的伤感。2020年11月1日上午在郑州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她身上插了几个管子，精神气色还好，记忆力已经衰退，看到我给她带来的刚出版的《女作家学刊》，随即兴奋起来，专心翻看，很快便进入了“状态”，看到我那篇文章的题目《为什么还要“‘女’作家”、“‘女性’文学”？》时，她说“这个题目好。”这是刘老师生前对我的最后一次“褒奖”和“给力”。病房里有一本2019年第12期《名作欣赏·别册》，是由沈红芳组稿的《澄明之境——刘思谦画传》，内容包括刘思谦老师的小传、个人照片及合影、著作要略、重要论文目录、代表著作要览、学界评价、刘思谦的学术研究等，全面介绍和反映了刘老师的学术成就及影响。最后一篇《“小纸条婚姻”进行曲》是她2016年10月26日写成的对与老伴六十年来组成的她命名为“生存共同体”婚姻的回顾与总结，对此她“百感交集”。文章中提到她正在整理和加写，有望2023年90岁时出版的这辈子最后的一本书《我忆我读我思我写故我在——刘思谦散文随笔回忆录及文学评论自选集》，她庆幸自己以及他们的“小纸条婚姻”“终于赶上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改革开放的时代，一个可以说出和写出自己经过阅读和独立思考而从内心深处产生的自己对文学与生活的思考和认识的时代。”可天违人愿，刘老师未能看见这个已经到来的2023年，她的遗作至今未能面世。《名作欣赏》2019 年第12期集中刊发了一组文章，其中《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研究》是刘老师为她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写的导言，她将新时期以来20世纪80—90年代最后两个十年女性文学创作和女学者女性文学研究的同步繁荣这一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观，比喻为两朵同根而生的并蒂莲，预期它必将在我国当代文学史和女性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该刊同期发表有乔以钢的《真诚的持守 可贵的开拓》、林丹娅的《从混沌走向澄明：认知刘思谦》、郭力的《刘思谦：永远的“娜拉”言说》、李玲的《刘思谦：生命像向日葵那样饱满》，几位女学者以她们的切身感受对刘思谦老师及其女性文学研究作了深入、理性、高度的评介。刘思谦老师对学术良知的持守，她所具有的当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品格，她与女性生命相结合的学术实践，她的独立思考和言说，她在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高质量成果，她对“人学”、女性文学卓越的理论建树，她的生命达到的境界，被人们研究、重视。《名作欣赏》编辑部在刘思谦老师生前集中推出的专题文章和画传表达了学界同仁对刘老师由衷的敬意。
敬爱的刘思谦老师已经远去，但她的思想、精神、品格和智慧将常存人间。她是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文学评论家，更是执著的思想者、当代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阅读刘思谦，重新“认识”刘思谦，与刘思谦老师真诚地交谈和对话，是对刘老师最好的纪念。
谨以此文，致敬活在我心中的刘思谦老师！
谢玉娥 2023年5月8日
（作者简介：谢玉娥，河南大学文学院研究馆员，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