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3年9月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的校名还是河南师范大学，入校的第二年就恢复了河南大学的老校名。在开学典礼上中文系的许多老先生照例被请上讲台，以示尊重，也彰显了系里的学术实力，于是我们开始知道郭绍虞、任访秋、高文、华锺彦、刘增杰这些名师大家。后来我们的任课老师当中也不乏大师名流，如程邃、牛庸懋、宋景昌、王芸、张豫林、赵明等。也有许多中青年新秀，如张仲良、刘思谦、赵福生、王立群、关爱和、何德功、张云鹏、张进德、梁遂、王珏等，甚至还有自学成才的佟培基老师。尽管后来我们也开设有语言文字学课程，但我始终没有听说过后来和我的研究关系密切的于安澜先生。

1987年我们顺利地毕业。中文系有一个良好传统，就是每一届毕业生毕业都会照一张全家福作为留念。照相那天照例请来了校系领导，当然更多的是那些知名的老教授、老先生们，有我们熟知的，也有不认识的。当时的中文是学校第一大系，老师多、学生多，并不是每位教授都上课，也不是上全部的课，所以认识不认识都很正常。照相的过程很简单，我们整整齐齐地站好，静待着领导老师到来，尽管也有分别时的不舍与交流，照过像之后大多匆匆而去。于是认识的依然熟知，不认识的依旧陌生。近300人的毕业照在此之前是史无前例的，16吋的大照片上人挨人，密密麻麻，虽然清晰，依然辨认困难，一些没有任课的老先生更无从记起。

毕业以后，我留校到美术系任辅导员，算是毕业不离校。当时有许多选择，之所以去美术系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热爱书法，从小喜欢，也与家庭环境有关。二是在大二的时候选学了一门公共书法课，当看到书法老师临写的那张装裱精美的《颜勤礼碑》时，佩服得很，对书法更加入迷，平常时常习练。毕业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到美术系工作，就可以更好地学习、练习书法了。第三个原因是喜欢美术生画画的气氛。读大学期间美术系、音乐系的教室就在我们的宿舍楼前，几排平房，里面有琴房，也有画室。平时经常听到音乐专业的学生练声、弹琴，偶尔也会被美术专业的同学拉去做模特。一来二去觉得那种艺术的气氛特别美、特别舒服，没有想到这个竟成了选择去美术系了情由。

由于美术专业的技能性特别强，这个专业的老师大都不喜欢理论，所以美术理论方面的老师特别少，所谓的理论教研室仅只两三人而已。几年以后，我开始担任一些基础理论课，如美学、艺术概论之类的；再到后来干脆转成了专业理论教师，当然，也教授全校的“书法与鉴赏”公选课——算是如愿以偿。

由鉴于此，毕业后的十多年间我曾带领学生参加过无数次各种各样的美术展览、观摩活动，也时常接触到外请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我对书法、绘画的热情有增无减，参与的校内外学术交流不计其数。这个期间我仍然听没有任何人说起、提起、论及于安澜。毕业十年后的1998年，虽然于安澜先生还健在，并且经常去美术系参加活动（他曾和我们的老系主任丁折桂交往密切，两人共赴陕西四川考察一月有余；他和其他美术专业老教师亦常来常往，一度还有人建议将他调到美术系来工作），然而我一直都没有得到关于他有效信息，或者未曾引起重视，因此，对我而言，所有关于于安澜的信息好像凝固了一样，到我跟前皆戛然而止。

1998年，美术系与音乐一系、二系、工艺美术系合并成立艺术学院。正是在这一年，学院领导指派我为本科生开设一门专业理论课——中国画论；也正是在这一年秋季，我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进修学习。进修与备课相互交织中，既学习、熟知了许多新知，又因为时空的错位而失去与于安澜交往的最后机会——之后得知，于安澜于1999年8月去世，享年98岁。

由于涉及的古代部分居多，备课期间我到学校图书馆、学院专业资料室查找到大量的参考文献，其中有一本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书名叫《画论丛刊》。这本书分上下两册，精装、竖排、繁体、向左翻页，纸张发黄，还有残损，包括版权页，所以所知信息不全。比较奇特的是，封面书名是著名画家齐白石题写的，苍劲有力，结体隽美。

我想齐白石已经过世几十年，本书肯定是民国时期哪位老先生的旧作。所以对于作者并不甚在意，甚至没有记住。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发现这本书非同寻常。它是古代绘画理论著作的选编，所选篇章都是历史上的名篇佳构，是我在讲历代画论知识时必须用到的珍贵资料。有这本书，有一种一编在手、古今画论名著尽收眼底的感觉，十分过瘾。再加上校勘严谨、释文清楚，直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

此时，我开始关注作者。信息显示，作者是于海晏，滑州人氏。我想该书作者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一位老先生，可能早已作古，如此深厚的学问，现代人那里比得上？比较遗憾的是，我当时并未深究，并不清楚于海晏是于安澜的原名，字安澜，后以字行。也许河南大学的师生只知道于安澜，却不知道于海晏；加之读大学四年、毕业十多年间，没有任何人和我提起、谈论过于安澜，即使听说过，也从未将于海晏与于安澜联系起来，更不知道《画论丛刊》一书的作者就在身边！

直到2002年，不知从何处得知河南大学文学院要举办于安澜诞辰1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方才了解到，《画论丛刊》的作者于海晏就是于安澜，他竟然是河南大学中文系的老教授，是我们的老前辈！我当时又奇怪又纳闷：这么多年，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并且从来没有谁提起过？他在我的生活中、学习中、印象中，好像不存在似的。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或者学识浅薄，但是，十多年间，这么大的学者，我不应该闻所未闻呵？直到此时才了解到，1999年底老先生刚刚去世，开研究会是他的百年诞辰，也是3周年纪念。我这时候的遗憾确实无以言表。

带着复杂的心理，我重新研读《画论丛刊》一书，认识到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远远超乎我们的理解。于是就我所知所识，写了一篇名为《于安澜<画论丛刊>的学术价值管窥》论文，幸运的是该文入选了于安澜学术研讨会，还安排了大会发言。正是在这个会上，我结识了中央美术学院的薛永年教授和时任广州美院院长的郭绍纲教授。薛永年是我中央美院进修时的老师，他对于安澜的评价之高超出想象。郭绍纲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油画家，他与于安澜是忘年交，之前还曾专程来开封拜望于安澜。他说自己是读着于安澜的著作成长的。这次纪念研讨会他特别安排赶来，以示敬意。对此，美术系特别重视，还专门为郭绍纲院长安排了一场学术讲座，并指定我作为助手全程陪同，也由此得以和他深入交流。当他得知我是中文系毕业、在美术系工作，竟然之前不认识、甚至没听说过于安澜的时候，非常吃惊。在之后举办的学术讲座上，他说：我们对于安澜先生的学术成就认识不够，对他的宣传更不够。尽管老先生为人淡泊、低调，但是这么著名的大学者，我们的青年教师十多年间竟然不知道他的存在，没有人谈起、论及，这是最大的不应该。他呼吁年轻教师要多了解校史、系史，尤其要重视对前辈学人的学习和继承。

这次学术研讨会我印象深刻。参加会议的除了寥寥无几的几个美术专业的专家学者，几乎全是国内文字学语言学界的大家名流。这时我才认识到，于安澜的专业竟然是音韵学、文字学，中国画论研究并不是他的本行。随后我把会议论文重新修订整理，打印出来，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投寄给国内美术专业的核心刊物《美术观察》杂志社。半年以后我竟然收到了该杂志社寄来的几本样刊，里边赫然刊登着我的那篇文章。其时的激动和疑惑并生。因为我知道这本杂志的份量，有些人花钱、托人找关系还发表不了文章，我和编辑素无往来，为什么就选中了这篇呢？后来我有机会到北京出差，专门找到该杂志社，约请责任编辑茶叙。他听了我的疑惑，解释说：“现在的来稿堆积如山，可大多雷同，缺少新意，没有多少学术分量。而你这篇研究于安澜的文章却非常特殊，因为这位老先生是我国美术史界一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画论著作的价值远远没有挖掘出来，而研究他及其成果的文章非常少见，可以说这类的文章只要写得好，我们都会发表。”一席话提醒了我，也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指引，甚至坚定了我做于安澜画论研究的信心与决心。

从2003年起，我开始申报有关于安澜画论研究的课题。出人意料的是，此类选题先后获得了校级、省厅级立项，相关研究文章得以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入选国际、国内重要的美术史学会议。经过多年积累，2017年我主持申报的“于安澜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学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这也是多年来唯一一个以学者个案研究为题的立项项目，充分显示了于安澜学术地位的重要性及学术影响力。就是说，作为学者的于安澜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学者、教授，上升到了国家层面，是学术界公认的大师、大家。

2021年底，我以近30万字的书稿完成了这个国家课题研究。通过研究大量文献，走访其亲属、好友、后学，对于安澜的学术与艺术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了解，认识到于安澜是20世纪真正有分量、有厚度、有高度、有温度的学术大师，他一生的谦逊和低调，都难以掩住其学术上的光芒，难以阻挡他艺术上的穿透力。于安澜长达一个世纪的学术耕耘，换来的是几代人取之不尽的丰厚学术资源，是半个多世纪、数代人美术创造的文献基础；这样的大家，虽然离开了我们，其实一直就活在我们中间。

2022年下半年，我将研究成果中的一个部分凝练成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投寄到《光明日报》“光明学人”栏目。该栏目编辑几天以后给我回复，说这篇文章有分量、有高度，会择机发表。2023年1月9日文章见报，题目是《通会之路——于安澜的学术与艺术人生》，两个醒目的大字为“大家”。我在想，与我素未谋面的编辑之所以采纳这篇文章，就是因为文章的核心人物确实是20世纪了不起的大家，是学术界的佼佼者，他的学术与艺术人生值得我们去传颂、去学习、去效仿。我本人从于安澜的研究中得益匪浅，一方面是学术上的巨大收获，包括一系列的文章、著作和科研课题；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从老先生身上学到了为人、为学、处事的真髓和道理，让自己的学术之路、人生之途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把握。

2023年3月3日是河南大学文学院的百年院庆日，当天我和毕业30多年的老同学们步入久违的文学院，在走廊上重逢过去的老教师、老先生，在院史馆观看那些老照片、旧影像，心生无限感慨与激动。当然，我十分在意有关于安澜先生的资料和宣传，同时发现与我所研究、所认识、所了解的于安澜相比，院史的介绍显得过于简略。

走出展厅，在走廊的尽头大家开始欣赏历年历届文学院毕业生们的合影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从廖廖数十人到芸芸几百人，处处透露着时代的变迁与文学院教育事业的壮大。当看到1987年我们那一届的毕业照时，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位位尊敬的师长，都宛如目前。这张照片我也珍藏着一帧，只是因为数度搬家一直压在书箱下面，已经多年未看了。猛然间，我发现就在前排的正中间，竟赫然端坐着于安澜先生！他那高挑的身材、朴素的衣着和标志性的笑容很容易辨识！这却是以前我从未发现的。也许是因为多年来的研究，他的形象、音容已然刻骨铭心。毕业时不认得，毕业后也不认得，可是现在却变得十分熟悉。我当时的那份激动和遗憾，同样无以言表、难以名状。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与于安澜先生虽近在咫尺却从没有任何交集；现在看来居然有了这么一次近距离接触，而且同时凝固在同一张照片上。是缘分，也许是天意！

事后我谈起这件事，有位同事不无见地地说:“你和于安澜先生才是真正的时空伴随者。”

2023年5月 于开封铁塔南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