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上午，“百年学术与学人”系列讲座第十二讲在文学院一楼大教室举行。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出版学院执行院长王鹏飞为文学院师生授课，主题为“张元济：现代出版与学术的互动共生”。本次讲座由河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波主持。

讲座伊始，王老师以《东方杂志》与《新青年》为引入，将温和改良的张元济与激进革命的陈独秀对比，指出二者虽选择了不同方式救国救民，但是都将出版视作实现人生理想的舞台。随后，王老师系统梳理了张元济的人生轨迹。1867年生于浙江海盐的张元济，于1892年25岁时中进士并入翰林院，这一身份使其成为传统士大夫精英的一员。然而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他被革职永不叙用。这一打击反而促使他转向新式教育和文化事业，经李鸿章推荐担任南洋公学总理，在此过程中与严复结为密友，并因印制教材而与商务印书馆结缘。1903年，张元济做出“惊天举动”——辞去南洋公学职务，正式加入尚为小型印刷作坊的商务印书馆。他的这一选择标志着传统士大夫向现代出版人的转型，也为商务印书馆注入了灵魂。

“张元济的成就可概括为三个词：出书、校书和藏书。”在“出书”层面，王老师指出，张元济主持编印了中国第一套成系列的国文教科书，具有极大的市场影响力。1915年出版的《辞源》更是中国首部现代大型综合性词典，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工具书领域的权威地位。面对陈独秀的抨击，张元济并未固步自封，而是以温和改良的姿态推动变革。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刊印多种期刊和杂志，使商务印书馆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在古籍出版方面，他主持影印《四部丛刊》等大型丛书，挽救了大批珍贵典籍，达到了昌明学术、辅助教育的目的。

“校书”是张元济版本目录研究功力的集中体现。王老师介绍，张元济曾广纳善本，亲自校勘；校同异、校是非，影印四库全书，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自觉把整理出版古籍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这一工作因耗费巨资也曾引起馆内非议，但张元济以其修身律己与为国为民的品格赢得了尊重。他对古籍的校对与出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谓“中国近现代出版第一人”。

在“藏书”方面，张元济建立了涵芬楼（后扩建为东方图书馆）。此馆曾是亚洲第一图书馆，惜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炸毁。抗战期间，他又以私人之力创办合众图书馆，免费向公众开放。王老师强调，张元济的藏书不同于傅增湘等私人藏家，其最终目的是公之于世，服务于文化与教育事业。

讲座最后，王老师将张元济置于同时代学人中进行评价。与叶德辉、傅增湘等同为版本目录学大家相比，张元济投身出版业不是为了彰显自身学术功底，而是为了中华文明的留存和中华文脉的传承。他的著述不算最多，但其学术关怀甚为广博。他曾被五位国家元首召见，1948年因其主持商务的学术之功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也证明他真正做到了“学之大者，为国为民”。

提问环节，针对“这种出版与学术的互动共生多大程度上依赖社会环境，有没有可复制性”问题，王老师认为，张元济的成就有其特定时代背景，但其精神内核具有超越性。当代出版与学术的共生体制依然存在，国家出版基金、古籍整理规划等制度，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因此“只要愿意为国为民，出版与学术就能获得更大空间”。

王老师的深入讲解，不仅生动勾勒出张元济先生作为出版家与学问家的立体形象，更揭示了现代出版与学术发展之间深刻而持续的共生关系。张元济以出版为志业，融个人学识于文化传承，其“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名联教导我们作为文学院学子读书修身的重要性；其“为国存脉、为民开智”的胸怀与实践，至今也仍闪耀着超越时代的光芒。这场讲座不仅是一次历史回溯，也为当代学子思考文化使命、学术责任与事业选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