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读了金惠敏先生《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书，受益匪浅，头脑开朗，视野开阔了。

一、《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金惠敏先生介绍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021年1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原始版，另一个是2024年6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增订版。增订版除了对老板文字作了必要的修正外，增加了“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和“什么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两部分。

什么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可以用一句话这么概括：重新界定和声张了文学理论的社会性质，调整了文化文本内部文学性与非文学性之进入世界文学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

为什么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因为它是文学理论自其有史以来即被不断言说、因而堪称永恒的主题。孔夫子、柏拉图那里都没有纯粹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文学是整个社会机制和精神机制乃至文化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对于文学的阐释亦当联系于其所由产生的社会、精神以及文化之语境。套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术语，没有“文学性”，而只有“文学场”，在其中各种力量相互激荡、竞争和斗争。因此，“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虽为近四十余年中国文论发展所娩出的一个结果，但其所回应的仍然是一个从古至今未能圆满解决的文学理论问题。即文学与社会（包括政治）的关系问题，扩大而言，文学性与非文学性关系问题。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基本 主张及其依据：该书该论之核心观点乃是对“唯美主义”/“文学性”理论的批判，并与之决裂与决绝。

  其一，文学理论具有不必绕道即服务于文学（文学史、文学作品）研究而直接介入现实批判的功能，这一点已为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的审美批评所证实。文学理论不只是姓“文学”，而绝无其他冠名，它简直是“百家姓”、“姓百家”，而且还不断地创造新的姓氏。文学理论当然也不能固守文学小天地而要面对混合了文学的、更广大的文化世界了。文学理论从此不再只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它要对文化现象甚至对整个世界发言，因为整个世界已是文化的世界。

 其二，本书提出，文学作品虽具有经验或生命体验的特性，但仍然可解释、可交流的，不能以康德“自主性”理论多支持的“唯美主义”对审美特性或“文学性”的自恋和固执而拒绝与世界交流和对话。文学经验是开放性的，民族之特殊的文学经验也是开放性的，向世界和他者开放。阐释不只是认识性的，即不是两个纯粹意识的交接与互镜……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反映的，而是反应的，而这正是对话的本质。同质性、同一性等是认识论的推论结果，与对话本体论无关，对话的目标是建构“星丛共同体”或曰“差异共同体”，其中没有霸权、压制和金字塔状的层级关系，它是“美美与共”“和平共处”“和而不同”。一个基本的、有目共睹的文艺事实是，优秀的文学以及艺术历来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既有国别性，也有跨国性；既属于文化，也是文化间的；既是民族文学，也是世界文学。

 以上两点乃是源于对文学之更基本的如下两点认识：

 第一，“文学性”或“审美性”不是康德“自在之物”那样的存在，而是一种现象学以及解释学的出显过程，即是说，文本的阅读总是具体读者的具体化行为，其具体性（包括社会性、个体性和语境性）必然进入对文本的阅读过程。文学文本在其阅读中显现并成就自身，但这不是一个“意识现象学”过程，而是一种“具身现象学”。

第二，文学作品本是包含着不能被审美性或文学性完全征服和整合的非文学性要素，这是文学得以与社会进行对话的主要根据。

统而言之，如上两点认识之要旨是坚持文学和文学性在其本质（结构）和功能上的社会性/非文学性，反对文学本质主义和审美本质主义。如果不能认识到文学性和文学感本身既需要现实性和现实感的透入和相伴，那么我们就只能在唯美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两种极端之间，例如在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之间，徘徊复徘徊，而永远无法接近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真理。

2026年3月伊利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变乱交织世界的文学文化方略——金惠敏教授访谈》一文中第二部分，金惠敏先生对提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命题的背景及原由做出了如下的回答：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二十世纪之初文化大潮中的一个产物。在陶东风、金元浦等人的积极创导，以及周宪、王小明、戴锦华、王德胜、黄卓越、陆扬、汪民安等人的大力推动下，文化研究在国内逐渐汇聚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思潮，这股潮流对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冲击，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学作品越来越被纳入文化现象之内加以审视，这种视角下的文学研究呈现出审美与非审美彼此混溶状态；其二，即是希利斯•米列（J.Hill is Miller）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及其在国内的反响。针对文学何以走向式微，学界主要归纳为两种代表性见解：一种观点将之归因于你“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对传统文化权威地位的消解，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新兴技术媒介（尤其是数字化媒介）对文学存在方式的深刻冲击。两者其实是相互交织的。人们越来越发现，新技术对于泛审美化的形式和蔓延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为了回应这股文化研究思潮及其催生的关于文学边界、本质、价值的激烈论辩，我提出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后来“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引起了持续20多年的理论争鸣，包括高建平在内的诸多学者对此展开质疑和讨论。为了回应这些讨论，近年我也做了一些补充论述，理论上应该是有所发展。

金惠敏先生接着讲：“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刚开始是针对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理论是给文学批评提供方法论。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因为在这种观点下，文学理论要想发挥社会作用，就要首先为文本批评服务，而文本批评是为了让大众更深刻理解作品而服务的，最后再通过读者发挥社会作用。这样的话，文学理论与发挥社会作用之间是隔了很多层的。就是针对此种观点，我认为文学理论具有不必经过文学作品的转译和借取便可直接介入社会的功能。不可否认，文学理论的形成必然始于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但当理论完成其抽绎和建构之后，便获得了独立作用于现实的能力……

当然，还需要澄清学界对唯美主义的误解。阿多诺曾经说过，艺术将自身结晶化（crystalize）而形成自己的身份。这或许被误解为是不关心社会的，是“为艺术而艺术”，但实际上，阿多诺是主张以一种艺术自律的方式突进到社会中。这一点常常被人忽略。查其初衷，唯美主义不过是以唯美主义的方式介入社会，而绝非远离社会。

关于艺术的审美特征，他说：赫格尔的论述极具洞见。他曾指出，在审美对象里，以下两者必须同时出现：一是由概念所规定的各个方面相互归属的必然性，一是这个各方面的自由性，其显现出来是因为这些部分自身，而不只是为了它们限于其中的统一体。在赫格尔看来，艺术作品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在这个艺术世界中，不仅有为了构成整体的部分存在，同时还有不是为了统一体而存在的部分。这些不受驯服的部分具有独特的、难以被整体完全统摄的存在价值。基于赫格尔的深刻剖析，我们可以更准确地阐释：艺术作品并非纯粹的、无杂质的“艺术性”结晶体，其中必然包含一些无法被完全规约为服务于艺术整体的部分，即是说，艺术品本身总是存在一些不属于艺术的部分。

如此说来，“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其实是包含着“文学性”和“非文学性”两个方面的。故金惠敏先生继续说：是的，巴赫金曾在批评形式主义时说，艺术作品之内必然存在不能被整合的东西。如果艺术作品只有艺术性，文学作品中只有文学性，那么它便无法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因为，在封闭的文学观内，社会、功利是被排除在外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它怎样与外界进行沟通呢？又怎么能发挥社会作用呢？因此我们说，文学作品能够发挥社会作用，是因为它本身即包含着非文学性，含有社会性。……从构成上来说，每一个文学作品都包含着非文学性。而且，我认为，恰恰是因为非文学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动态沟通，才有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无法被完全彻底解释。所有你认为是文学的东西，都是奠基在非文学的基础上。当你说一个对象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时候，你心里一定有一个非艺术的对比。如果没有这个非艺术的对比，我们是无法把握住艺术的。当浮士德说“你多美呀，请停留一下”时，它一定于现实世界中丑陋的一面作了对比，如此才能有对美的认识。

金惠敏先生已经概括了一个文学与文学理论之间关系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是根源于老子的道说的。金惠敏先生说：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当我们知道美的对象是美时，它已经不是纯美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说“道可道，非常道”。接下来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也就是说，我们对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的认识都是通过比较得来的。因此，这里可以推断出，文学性之所以是文学性，是因为它将非文学性纳入到了自身。在与非文学的对比中，才有了文学性。从构成上来说，二者是同时存在的，不存在一个纯粹的文学性。

我在《春芽》一文中，对金惠敏先生的哲学概括做出了如下的评论：金惠敏先生这是在提醒大家——间在对话中，“在”者与对话对象要有距离意识，保持距离，保持“外位性”，也就是保持“独立性”，不能一不小心，自己变成了对话对象——被对象俘虏过去。金惠敏先生这是在行道，在以道家之道洗涤当下哲学界之污垢！

一位道者说：“在读六祖《坛经》时，从晚饭后到深夜两点读完。读到一半的时候，头顶忽有一股清凉的气灌入，正所谓甘露灌顶，像闷热的夏天充了一个澡清凉无比。而不仅仅是外表，连身体里面也冲洗。当晚的梦，站在床边的自己看着床上熟睡的自己，好像问着什么，两个自己在对话。”——此即是金惠敏先生“间在论”“全球对话主义”“差异即对话”即是那位道者梦中两个自己“对话”的“道本之妙”的“间在“对话”！

春芽息然，道生尔！

二、《文学文化学》

既然是规律，那就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秉性。笔者拜读了金惠敏先生2024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文化学》（早《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增订版）》两个月），对于“文学文化学”也是运用同一个理论论述的。在该书的“自序”中提出了“文学性包含并以非文学性为存在前提”。他在谈论与拉森观念相同而又不同的主要部分时说：我则认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来自于其非文学要素与文学要素的二元对立，不仅概念范畴上如此，而且感觉感性里也隐藏着无意识性的理性逻辑。我们可以把非文学性要素称之为使文学要素得以凸显的背景、环境——没有绿叶，何来红花？！文学感（美感）好似来无影、去无踪，但实际上都是可以找到其隐而不显的发生路线。审美并不神秘，审美是可以解释的。简单地说，找出了文学的负面，便是找到了文学的正面。即我们素常以之为“文学性”的文学面貌。文学性永远是建立在非文学性之基础上的，且一旦离开这一基础，其自身亦不复存在。在此意义上，纯文学就不可能存在。悖论地说，假定文学确有其文学性本质的话，那么此本质一定是复合了非本质性元素的。这是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概念辩证法。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为“文学性”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意义，即大家都熟知的“陌生化”理论：“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也许没有谁可以否认，是“陌生化”让“文学性”得以实现，因而“陌生化”亦可以视为“文学性”的本质，盖“距离产生美”即此之谓也。不过，大概也没有谁能够同时认识到，“陌生化”其实并非彻底克服了非文学要素，使后者柔顺地进入文学殿堂，恭听文学性的权威及调遣。非也，这种克服绝不意味着粉碎、锤炼或蒸馏，使非文学要素发生质的变化。诚然，文学王国以文学性为主导，权威不能被破坏。但在这个王国里，非文学性穿戴着文学性的盛装而包裹的则是非文学性的躯体和意志，与文学性则貌合神离，它总留着一只眼睛瞄向文学性之外的世界，总不忘记寻找越狱（“语言的牢笼“）的时机。文学性不是不清楚文学性的三心二意和虚与委蛇，而是不仅了解这一隐情，而且深知自己的文学性，自己的身份必须由这种文学性来保证。没有非文学性，便没有文学性的位置。在上引那个著名的“桥段”里，什克洛夫斯基看起来是要为“陌生化”和“文学性”张目，但实际上说的是在体验非文学性、体验生活和事物。这个被设置了障碍的体验——“陌生化”是文学性，而体验所指向的对象则是非文学性 。在这段话的紧前面，什克洛夫斯基讲得很清楚：“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唯美主义的符号学家，可能反驳说，文学性体验的生活、事物和石头，是艺术符号而非真实存在的生活、事物和石头。对此我们应该回应说：文学和艺术通过符号或被陌生化了的形式展现乃是为了引导我们更真确地回到事物本身，没有现实世界在文学世界之外的遥相召唤，文学就成了漂浮的能指，成了空中楼阁，成了波德里亚所谓的“拟像”，不指涉任何外物；而当一切都变成审美的图像时，即在一个泛美学的世界里，不仅真实事物不在存在，虚假的东西也不复存在了。没有真实，何谓虚假？！同理，没有“非文学性”，何谓“文学性”？！文学的共和国是一-个“文学性”和“非文学性”共在的世界，更关键的是，这种“共在”指的是彼此依赖对方、通过对方而确定自身之身份。

自俄国形式主义成形以来，外部批评一直受到内部批评的诟病，但唯美主义批评家始终未能注意到，外部批评的合法性在于文学内部总是保留着、活跃着非文学因素。文学性的形成和构成少不了非文学性的加入，准确地说，这也必须。那些渴望为自身辩护的形形色色的外部批评或功利主义批评，说实在的，也并不真的知晓这一奥秘，因而不仅其论敌，也包括其主张者、实践者，都不得不承认对文学的外部要求终究有悖于文学的审美本性。如果不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那么文学批评将永远在文学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之间做神摆性运动，而不可能前进半步。非文学及其批评与其说是社会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人类的需要，都不如说文学性自身的、内部的、审美的需要来得更为贴切、有理和有力。

在“金惠敏教授的访谈”中第三部分，金惠敏先生对关于《文学文化学——文学研究的终结》的提问，又做了这部著作的背景以及文学和文化和文明时代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

金惠敏先生说：这里涉及丹麦学者拉森出版的《无边界文本：文学与全球化》。在拉森的这部书中，他提出文学作品的接受已经不是过去静态地阅读，而是动态地进入到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比如电影、电视、广告甚至体育赛事解说词等，也就是说，文学性已经到处溢出弥散了。这与加拿大学者艾琳娜•兰伯特的研究有相关性，他们皆聚焦于文学是怎么发挥文化功能的。但事实上，文学一直都在发挥文化功能，这并非新兴现象比如人们对《三国演义》的接受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学文化学的例子，因此，我在他们的基础上提出，所有的文学经典同时也是文化经典，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就是一个文学文化化的过程。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部分。但我认为，拉森也有他的错误。拉森固然承认文学通过文化实现其社会功能，但他坚持认为这种功能的生效，必须以文学与文化之存在本质区别为前提。而文学文化化因此不过是对文学性之中心地位之再确证。这种对文学与文化学之本质区别的认识仍带着传统审美精英主义色彩。与他不同的是我认为文学与文化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分，从构成上看，二者是相连通的，即在文学作品的存在结构上有非文学性的东西，而文化即非文学性的东西，是文学作的重要构成部分。

三、《全球对话主义》

我们再把话题说向作者2025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对话主义》一书。金惠敏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对于全球化作了分析，提出了书写本书的背景和缘起：

就国际范围而言，当然也包括中国，全球化作为一个学术的和社会的话题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算真正启动。之后，迅疾升温，接着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面积高热……是否有退潮，不好贸然断定，但如今的情况则确乎是欲说还休而不说也罢了，因为好像已无话可说。

……全球化研究一直以来就缺乏哲学的介入，换言之，哲学家一直就超燃全球化这个世俗话题。全球化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部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但唯独哲学和哲学家除外。没有哲学的介入，任何话题的讨论都将流于表面、肤浅。也许很快使人厌倦。厌倦是必然的。持续的注意对人的智力是一种折磨。但哲学肯定有可以延缓厌倦的过早出现，如果不能永久阻止的话。这一方面是全球化研究的缺憾，但另一方面未始不是哲学的悲哀。

全球化已经向传统哲学观念提出了许多挑战，已经潜在地更改了原有的哲学程序，哲学已经“死机”了——这似乎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而只有哲学家浑然不觉，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沉浸在对头顶星空的冥想或者内心道德的醒视之中。

在全球化各种表述进行调研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全球化研究渴望哲学的支援，而哲学也应回应全球化而丰富和修正自身。这将是双赢的事情，奚不为？何乐而不为？于是，延此思路而前行，笔者不揣浅陋，在全球化和（西方）哲学之间往来穿梭，做双向观察与研究。如果说这劳作还有些许收获的话，那么其中最丰硕的当属“全球对话主义”理论的提出。

关于“全球对话主义”，书中已有专论，或者也可以说它是贯穿全书的主旋律，笔者不想也无力复述；这里仅简要指出：“全球”或“全球性”是对话的一个方面，具有共同性、普遍性、话语性的意义趋向，而“对话”的另一方面是参与对话者的不可通约性或他者性，即不可对话性。这就是说，“对话”本身蕴含着一种悖论，然此悖论也正是其生命之所在，其活力之所在。对话借其悖论而永无终期。

“全球对话主义”提出的直接机缘是德国社会理论家雷纳•温特教授的约稿。2008年我在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访学期间，温特教授约我为他主编的《文化研究的未来》文集贡献一篇文章，由于先期准备较充分，所以写起来很顺手，不久就完成了。一稿是中文，接着是英文翻译，最后是由英文翻译成德文。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分两次发完，分别见2009年12月3日第10版，2009年12月10日第10版）发表张清民教授对我的访谈，其中第三部分标题是“全球对话主义：中国文化研究的哲学”，简要介绍了此文的主要观点。如今，德文版借着《文化研究的未来》而发表，中文版见于国内《文学评论》，英文版最近也接获国际主流期刊《空间与文化》主编尤思特•冯•鲁恩（Boost von Loon）教授的用稿通知，很高兴，2009年夏我在北戴河一个国际会议上宣读这篇论文后，得到芬兰华裔学者黄保罗先生的欣赏，他用“全球对话主义”来阐发他的“大国学”概念，后来还正式发表过一篇长文。

“全球对话主义”的提出有很长的学术和思想发酵过程。这次整理书稿时发现，其主要思想早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就萌芽了。而这是在写作《走向全球对话主义》时已经完全忘掉的事情，当时基本上是延续着拙作《媒介的后果》（2005年）第三章来做的。（该章由于篇幅太长，故先后在《文学评论》《哲学研究》《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分三次刊出），所以会见到个别观点和材料重复。该章将“全球化”作为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后的第三个社会理论或者哲学概念；而如果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单向的过程，“后现代性”作为其“反过程”，那么，一正一反或其运动，也就是“全球化”的基本含义了。在此意义上，“全球对话主义”可视为“全球化”哲学的进一步展开和表述。在最新撰写并收入本书的《别了，中国后殖民主义》一文中，笔者从“全球对话主义”出发，提出对“中国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两种思想的对立是抛弃抑或固守中西二元对立模式。笔者主张，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应当为“全球意识形态”“全球知识”做出贡献，我们固然也讲“特色”或“差异”，但我们的“特色”或“差异”是对话视域中的“特色”或“差异”，具有可认知性、可交流性，因而亦即是“普遍性”或其寄身之地。中国人传统理想是“天下大同”，而非“各美其美”或“各是其是”。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不在我们的文化辞典。绝非危言耸听：“中国后殖民主义”一日不予清算，中国便一日无缘于全球性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需要“全球对话主义”！尽管也需要别的什么。

《伊利师范大学学报》刚刚发表的“变乱交织世界的文学文化方略——金惠敏教授访谈”一文的第一部分，金惠敏先生针对提问，对《全球对话主义》一书的相关情况做出了阐释：

《全球对话主义》是一本专题论文集，代表了我关于“全球”和“对话”两个概念多年来持续的思考。当年北方工业大学史仲文教授组织出版一套“新人文丛书”，我提交的就是这一本。第一版有一个副标题，是“21世纪文化政治学”。二版的时候根据出版社建议删掉了副标题，但也更凝炼、更凸显了这个理论核心主张，即“全球对话主义”。

这部书主要聚焦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问题，是对于当今全球化问题的一个理论应对。全球化这一话题在国内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国内学者对这一话题阐发较多的是王宁教授，他一直是各种思潮的鼓浪者。从时间上来说，中国对全球化的谈论并不比西方晚多少。在90年代，即便是德国、法国这样的欧洲学术大国对全球化的讨论亦相当有限。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曾感叹德国人涉及全球化问题至少比英国人迟了10年。不过，他本人应该算是这一话题的先行者。其实他出版过一本书《什么是全球化》，德文初版是1997年，英文第一版是2000年。非常有趣，英文版将中国当代画家王强先生的绘画当作封面，画作的内容是王强虚拟/创作的“世界银行”钞票，其中还有王强的签名。王强并不知道这个事情，还是我将消息告诉他的。应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事件。无论你是否知晓，你已被卷进了全球化。当时有英美学者指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主流思潮是后现代主义，那么90年代则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同样，很多美国教授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在1985年达自顶峰，其后便开始衰落，而接续后现代主义的是全球化。这是学术热点或兴奋点的转捩。因此，将我们国内的讨论与贝克所说的情况对比之后就会发现，我们和西方对全球化的讨论，差不多是同时的。中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很快就投入了全球化浪潮之中。从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全球化问题上，抽象理论的讨论开始有了切身的经验。

关于贝克对“后现代主义”的论述，有必要补充的是，他单独著有《风险社会》，并与安东尼•吉登斯、斯科德•拉什合著了《自反性现代化》，三位作者都不大喜欢“后现代”一语，他们代之以“高度的现代性”（high modermity）和“第二次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等，这与哈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用语非常类似，即坚持现代性视角下的所谓“后现代性现象”。

我曾得到一个去德国访学的机会与贝克交流，可惜贝克没有及时回复，所以后面我就选择到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跟着雷耐特研究文化与现代性课题了。2008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访学期间，我撰写了《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这篇文章。其中涉及的一些资料都是我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地下室书库找到的油印本。看到原始资料，当时特别有现场感。

……但在学术上，后来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讲全球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进行探讨，并将其置入现代性哲学以及后现代性哲学的对比之中。坦白地说，我既不同意现代性哲学，也不同意后现代性哲学。我认为全球化是对以上二者的超越，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它都该划归第三个阶段。

在这部《全球对话主义》（二版）鸿篇巨著内，收录了“走向全球对话主义”“全球化就是对话”“间在论在当代文化问题——《间在对话与文化自信》序言”《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全球化——哲学化“全球化”与“世界文学”的终结》《作为“文化“的全球化——如何理解作全球化的文化构成》《别了，中国后殖民主义——于会见艺术的后现代崇高及其世界主义意谓》等文章。

总括金惠敏先生对“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文学文化学”以及“全球对话主义”的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在中国国内是最早关注研究提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文学文化学”和“全球对话主义”且成果累累著书立说的第一人；

二是超越现代性哲学和后现代性哲学之上的最高峰之“全球化哲学”的创立者；

三是继续超越，建立“星丛哲学共同体”的崭新哲学体系的大手笔造化之领军人物！

当然，还有许多话题要说开去。譬如“间在论”啊，《差异即对话》啊，“星丛文化共同体”啊，“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啊等等。我总觉得，金惠敏先生精力是惊人的，感情是丰沛的，才气是弥天的，为人是诚恳的，思维是高档的！他习惯于夜间工作，上午睡觉，这有点儿像毛泽东和斯大林。据说，凌晨时分，大脑灵感最兴旺的时段。他著作等身，灵感井喷，思路宏阔高端，说不定已经进入了四维、六维的境界了。他为什么文章一发表，就有着视野开阔，居高临下，乐章华彩？著作一问世，便抢购一空，独树一帜，独领风骚，“山高我为峰”呢？他为文，作论，著述，演讲逻辑缜密，思想深邃，入木三分，才华横溢！作文立论，总是从一个光点闪耀处，说开去、论开去、大江东去——惊涛裂岸流开去……似这部《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从“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对立统一，到“文学”与“文化”的息息相关，从“在中之间”与“间中之在”到“间在论”，从“文学研究的终结”与“中国西学研究的终结”和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全球化——哲学化“全球化”与“世界文学”的终结到“文学文化学”和“星丛共同体”以及间在对话和文学自信体系的诞生……如大江东去，一浪盖过一浪地呼啸而去了……

想起老子的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金惠敏先生的文章、著述之所以那么高档，是道之所生也！

2026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