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河南大学文学院建院100周年大喜的日子，回顾我们父子两代与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关系，感慨万千。父亲1955年来到河南大学工作直至1988年离休，凡33年，被誉为文学院四老之一；我是1985年来到文学院至2007年退休，共22年，我们父子在文学院工作合计55年，而且都教过先秦文学，先后都担任过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可以说与文学院的关系非常密切，故想说几句心里话来表达我的心情。
一、父亲的教学
父亲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花间集注》《戏曲丛谭》及多篇高质量论文晋升为教授。父亲重视科研，更重视教学，他常说：上好一节课，如同打好一仗，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而要上好每一节课，最关键的是必须有自己的新发现、新创造。他说：在北京东北大学任教时，有一天气候非常恶劣，漫天的大雪铺天盖地而来。老师们都在教员休息室取暖。上课铃响了以后。父亲要去上课，老师们都说：华先生不用去了，这天没人来上课。父亲说：你们那个班可能没人来上课，我的班不一定没有人来上课。父亲来到教室，发现全班30多名同学一个也不少，都在等着上课。大家都认为不上华先生的课是一大损失，所以，学生从来都不缺席华先生的课。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你的课能吸引住学生呢？父亲说：上课最关键的是不能照本宣科，学生手里有教材，你照着教材念一遍，学生会能满意？你讲的课一定要以教材为基础，又高于教材，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新，才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而且你的新观点，扩展起来就是一篇篇学术论文，久而久之，学生不仅喜欢你的课了，而且提高了学术研究的水平，为日后的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讲课内容丰富和富于创新是父亲讲课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来到河南大学之后，父亲更是非常重视课堂教学。当时许多教古代文学的老师，囿于讲课的习惯及知识面所限，只能讲一部分内容，例如有些人对先秦的内容非常熟悉，但是对汉魏六朝就比较陌生，无法胜任汉魏六朝的教学工作。父亲是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唯一能够从先秦讲到元明清的教师，一讲就是一个学期，受到学生普遍的欢迎，被当时中文系的总支书记付钢誉为“明星教授”。六十年代初期，郑州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师严重不足，父亲和高文教授等轮流去郑州大学上课，编写教材，亦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有些学生与父亲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次郑州大学领导亲自宴请河南大学的领导，希望能把父亲等四位教授调到郑州大学，遭到河南大学领导的严词拒绝，说饭可以不吃，人一个也不能给你。父亲上课非常注重板书，一手漂亮的粉笔字，繁体竖排，自右向左书写。黑板写满了，从右向左一手擦，一手写，许多第一次看到父亲这手“绝技”的学生都鼓起掌来。而且，父亲教学有时候也是充满了诙谐和智慧，例如他在给中文系七八级讲《诗经·豳风·七月》第八章“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一句时说：“万岁之声呱耳，而岁不见一日之增长也。”其中的含义不言自喻，引起全场同学一片笑声。
长期的教学实践，使父亲形成了严谨的课堂教学语言。文学院已故教授白本松先生曾经说过：我来到中文系后把所有老师的课我都听了一遍，河大就是河大，每个老师的讲课都很有特点。有的老师讲课喜欢铺张扬厉，讲起课来眉飞色舞，生动异常。有的老师上课情绪高涨、激情澎湃，从教室这头走到教室的那头，边走边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华先生的课是开门见山，细声慢语，娓娓道来，看似平平淡淡，实际上是内涵极为丰富，句句都有深刻的含义，都有学生值得深思的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个“废字”。有毕业生回忆中文系老师讲课的特点说：有些老师讲课高潮迭起，掌声不断，但是下了课发现笔记本上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华先生的课平静如水，听华先生的课犹如只身进入宝山，到处都是奇珍异宝。看得学生眼花缭乱，心动目眩，都是忙不迭地记笔记，唯恐漏掉一句话。多少年过去了，学生翻开笔记本，看到华先生当年讲课的内容，仍感觉华先生讲的的确是内容丰富，闪烁着先生智慧的光芒，句句都有适用性和启发性。
父亲几十年来在教学上的特点，除了他的每节课都一定要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外，再有一点就是，讲课内容十分丰富。讲课内容富于创造能够启迪学生创造性的思维；丰富的内容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把基础打牢，他的课深受学生的欢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例如父亲在讲《诗经·豳风七月》时，为了让学生们理解《七月》使用的两种不同的历法，在黑板上画了岁星的运行轨道，这样学生对“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与“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煭”就有了清晰的概念。当然，常年奔波在课堂上，自然也就影响了父亲在科研上的投入，以至于再也没有像《花间集注》《戏曲丛谭》这样的著作问世。晚年，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决心做一部《诗经汇通》。因为父亲在大学期间已经打通了文字、音韵、训诂，所以做起来得心应手。他把做《诗经汇通》的想法写成一篇文章，《文学遗产》马上予以发表。可惜天不随人愿，疾病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未能完成《诗经汇通》成为父亲最后的遗憾。
二、父亲的科研
父亲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创新，重视自己的发明创造，在科研上更是如此。没有新的观点，没有成熟的想法，他绝不下笔。
建国初期，东北师大的一位主要领导心血来潮，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的是理工科，因此文科的职称一律降一级，教授降为副教授，副教授降为讲师，讲师降为助教。而且取消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父亲奉命去教苏联文学的《永不掉队》。父亲没有学过俄语，但是还是天天认真备课：葛罗巴副教授是高罗沃依连长的老师，高罗沃依是葛罗巴副教授的连长。正在这时，历史系提出来，历史系不学古代文学学生读不懂《诗经》《左传》《史记》，要求中文系派教师讲古代文学。那位领导说：历史系不学习古代文学就没法研究古代历史？还有这种说法？那好吧，你们希望谁去给你们上课？历史系的领导早就想好了，马上说：我们就希望华锺彦先生来。于是，我父亲又成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的副教授。到历史系之后，父亲发现历史系既没有教材，亦没有教学大纲，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父亲废寝忘食，昼夜兼程，以极快的速度编写出一本《中国历史文选》，历史系领导非常高兴，第一版就印了3000册，很快就再版了。这部《中国历史文选》最大的特点是内容非常详实，从殷墟的甲骨文，到诗经、楚辞、左传、诸子百家到近代的经典范文，应有尽有。尤为难得的是，父亲把出土铜器上的铭文、八股文也纳入教材中，这是同期许多历史文选都没有的，表现出父亲对学术的深刻认识和对专业的深刻理解。他十分清楚，学历史的不懂得铜器铭文，等于瘸了一条腿，寸步难行。八股文这一名词可以说是人人皆知，但是真正读过八股文的却寥寥无几，所以父亲编写的《中国历史文选》出版后，很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被许多高校使用，以至于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又再版了一次。
文革之前，父亲每天忙于教学，无暇考虑科研工作。文革10年，父亲被诬陷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自然没有条件从事科研工作了。粉碎“四人帮”后，父亲才开始进行科研工作。当时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认为“清官”不如“贪官”，在他们看来，清官帮助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延长了统治阶级的统治；贪官则是天天搜刮民脂民膏，反而激化了阶级矛盾，促进了农民起义的爆发。父亲写了一篇文章，痛批了“四人帮”的谬论。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所长邓绍基先生曾经说过：华先生是全国第一个为清官翻案的人。
三、父亲的诗歌创作
父亲自言在北大读书时期，“颇得良师亲切指导，而以江陵曾浩然先生、瑞安林公铎先生、霸县高阆仙等教益为多。他们面讲面改，析理毫芒；口耳之教，吟咏之音，至今不忘。”“于是因时而兴，感悟而动，凡邦家大事，社会珍闻，无不纳于吟咏，见于篇章。”尤其是成为高步瀛先生的入室弟子后，学习诗词创作及其吟诵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高步瀛先生是河北霸县人，自言师从安徽桐城吴汝纶先生。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四大家之一，亦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父亲自幼就喜欢诗词，又得名师教导，“由诗至于词曲，以类相从，师友切磋，其业乃进。”。1935年冬曾仿照庾信《哀江南赋》，以“东夷未灭，何以家为”八字为韵，做《望辽东赋》，一时在东北籍老乡中广为流传。（详见《侠士行》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父亲曾经三次受到张学良将军的接见。可惜这首长篇大赋，随同父亲的大部分诗词创造都毁于丙午浩劫。
现存的诗词，大部分是父亲后来回忆起来保存下来的，小部分是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父亲认为诗词创作一定要有感而发，不能无病呻吟。例如现存的《侠士行》就是写1932年朝鲜人尹奉吉刺杀日本白川大将之壮举，此诗发表于1932年5月15日《大公报》。七七事变后，父亲失去了工作，每天为衣食四处奔走。曾口占一绝：“饥来驱我走风尘，哪惜穷愁久病身。一岭霜花千里月，寒光孤照板桥人。”凡家国大事，父亲多以诗词记之。如1945年光复之后，父亲仿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做《“八一五”日本投降感赋》：“一闻捷报动乾坤，狂喜惊心见泪痕。惩暴方知天有眼，藏奸应恐地无门。也因夜雨添诗兴，好对秋花倒酒樽。无怪妻孥拼共醉，十年酸苦敢轻论。”解放之后，父亲积极参加学习，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1954年，应赵纪彬先生之邀，来到河南新乡，旋即来到开封。这些都有诗歌的记载。
父亲的诗歌创作有两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坚持“诗关国政”，体现出父亲的家国情怀，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一贯立场。二是坚持诗歌创作与现实充分结合起来。例如1979年以日本汉学泰斗吉川幸次郎先生为团长的访华代表团来到河南，代表团在北京是由邓绍基先生接待，省文化厅提出让父亲负责接待代表团，父亲欣然从命。父亲见到吉川后得知，吉川亦是北大毕业，于是二人回忆了北大学习的情况，共同吟诵了杜甫的《登高》，平仄高低，音韵长短完全一样，吟诵后两人相视一笑。这时吉川先生提出想拜谒杜甫窑，请父亲代为向有关领导请示。有关领导说：杜甫窑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地，但此时杜甫窑还住有农户，院子里鸡飞狗叫猪哼哼的确不宜对外宾开放，请华先生代为婉言谢绝。父亲口占一绝：“窑湾春涨路难开，杜老遗踪锁碧苔。领会青云动高兴，明年扫径待君来。”吉川先生知道此行无望，长叹一声说：谁知道我明年能不能来呢？吉川先生于次年与世长辞，没有能拜谒杜甫窑成为他终生的遗憾。父亲做《悼念日本吉川幸次郎教授》表达对日本友人的怀念。“闻君归去我心哀，热泪催诗吊夜台。中日论交文会友，京都立教世多才。登临并影成千古，吟咏同声尽一杯。未到窑湾莫惆怅，枫青入梦待君来。”可谓情深意切矣。本世纪初，我以河南省吟诵学会会长的身份，接待了一个日本访华代表团，拜谒了杜甫窑，共同吟诵了杜甫的《登高》，算是对前辈有了一个交代。
再如，父亲在诗歌创作中充分表现出他鲜明的爱憎观念，如1976年4月5日的《“四五”怒潮》，1976年10月填的词《念奴娇·粉碎“四人帮”》都是对“四人帮”的批判；1978年的《怀念朱总、贺帅》《彭大将军》《悼念陈总》等等，都是对革命前辈的歌颂与尊敬。即使有些与时政关系不大的生活琐事，也反映出父亲的善恶观念，如《论诗十首》《感遇》等等。父亲的诗词很少涉及风花雪月，但这并不是说他不会吟咏风花雪月，相反他对风花雪月也是十分熟稔，例如他有一首歌颂周总理的五言长篇排律，就用了“雪舞梅花俏，风吹松韵清”对仗十分工整，读者无不拍手称赞。
四、父亲的为人处世
我们家原籍是山东，清雍正年间被移民到东北。山东人的性格，在黑土地上又拼了十几代人，我们的先辈逐步养成了勤劳善良、勇敢顽强、见义勇为、乐善好施的精神。父亲是一位书生，但身上仍然有着祖辈流淌的血液。在沈阳时因为看不惯日本人的骄横，把日本人痛揍了一顿只身来到北京。在长春时，让教苏联文学就教苏联文学，让讲历史文选就讲历史文选，不向困难低头。在为人处世上，父亲坚守做人的底线和良知。文革时，造反派批判父亲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父亲承认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但是让父亲去检举揭发其他老师的问题，他一个字也没有。父亲和钱天起教授关系甚好，这是源于钱天起教授对父亲工作的认可。钱天起先生主持中文系工作时，父亲最多时担任10件工作，第10件是负责中文系的计划生育工作。恰在这时，钱先生生了二女儿，父亲吃饭时说：我得行使一下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责了，让钱先生注意计划生育。我们都哈哈大笑，说大可不必。1964年钱先生在开封禹王台休养，父亲去看望钱先生，做《满庭芳·吹台访钱天起教授》。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钱先生则是中文系所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总后台。可见父亲与钱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
提起父亲的为人，有一件事不能不说。1966年的6月3号或者4号，一位中文系的学生来到我家，向父亲借5毛钱，现在想想，这个学生可能压根就没有准备还这5毛钱。父亲把桌子上的五元钱递给这位学生，说：“这是开封日报刚刚送来的稿费，你拿去用吧。”那位学生说：“这么多钱，我什么时候能还清呢？”父亲说：“我又没有说让你还，你好好学习就可以了。”那个学生千恩万谢地走了。大约过了两三天，就是1966年6月6日，河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位前天还是千恩万谢的学生，居然在10号楼最显眼的地方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腐蚀拉拢我们贫下中农子女的!”改革开放后，家里来了一位学生，父亲请这个学生吃了一顿饭，还住了一夜。父亲问他最近看什么书？这个学生说：就看看《三国演义》。父亲说：看《三国演义》也好啊！可以搞搞元明清文学。那个学生说：哪啊？就是看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我顿时无语了。学生走后，我问父亲说：这是什么人啊？你还请他吃饭？父亲说：就是那个要借五毛钱的学生。我一听就火了，说：这样的人你理他干什么？父亲笑着说：他毕竟是学生嘛。我立马又无语了。
五、父亲的吟诵
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父亲的吟诵。可惜那时候玩心太重，父亲什么时候得空了，而且我又在他眼前晃荡，才抓住我，教我吟诵一首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知道吟诵的重要性，开始主动向父亲请教有关吟诵的问题。1982年上半年，父亲去陕西参加唐诗讨论会，父亲在大会上做了重点发言，最后说：学习唐诗不能光念念就行了。学习唐诗一定要学会吟诵，说完就吟诵了几首唐诗。父亲的吟诵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会场喧闹起来，年长的来到主席台，要吟诵几首得意之作；年轻的彻底懵了，唐诗还能这样“唱”？1982年下半年唐代文学学会正式成立，父亲出任理事，并担任“唐诗吟咏研究小组”的组长，拨款300元作为活动经费，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吟诵的学术组织。自此之后，两年一次的唐代文学学会的年会上，都要把唐诗吟诵作为一个专门的展示项目。父亲利用这个“小组长”的身份，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搜集各地的吟诵调。中山大学教授康保成先生说：华先生搜集吟诵调的方法就是标准的田野调查的方法。父亲千辛万苦搜集的珍贵的几十盘录音，上世纪末经赵敏俐介绍，徐健顺同志第一次来到开封，我将父亲搜集的录音，全部送给健顺了，作为对吟诵事业的支持。许多人都说，这批音响资料是现存最早最宝贵的文献了。
父亲对吟诵事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更重要的是对吟诵这种传承两千多年的读书方法进行了理论研究，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父亲通过个人反复地吟诵，聆听国内其他吟诵大家的录音，与其他吟诵大家的交流，提出吟诵的12字基本规律：“平长仄短，节奏鲜明，声情并茂”，并写出了多篇文章加以论证，可以说父亲是当代传统吟诵复兴的开山鼻祖。此后虽然有许多人对什么是吟诵，吟诵的主要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都没有脱离父亲对传统吟诵基本认识的框架。尤其是父亲格律诗的吟诵，被誉为格律诗的“八大调”，称为海内独步也不为之过。华调吟诵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举一反三。学会了一首格律诗，那么同一体裁的诗歌都会吟诵了，为之“套调”，又称之“一调吟千诗”。目前，国内吟诵圈里基本上认为文的吟诵以唐调为最，诗歌的吟诵以华调吟诵为优。而唐调的吟诵与华调的吟诵都是传自吴汝纶，只不过是各有偏重罢了。
父亲患病之后，河大中文系陈信春老师、刘增杰老师、关仁训老师、李春祥老师、李博老师专程赴京探视父亲。父亲去世后，他们主持了父亲的火化工作，在此，我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这里面有四点应该说一下：
1、当时在京的许多学术界的朋友都参加了父亲的遗体告别，如周振甫、徐放等人都参加了，他们对父亲的突然去世无不感到惋惜和悲痛。
2、在举行遗体告别时，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当遗体推往火化炉时，突然晴空一声霹雳，倾盆大雨自天而降。不知道是谁说了句：泪飞顿作倾盆雨啊！八宝山附近积水达半尺之深，据北京人说，这个时候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是不多见的。
3、河南大学为父亲的去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挽联挽帐挂满了小礼堂，几乎所有的挽联挽帐都是请河大著名书法家王刘纯先生书写的。王燕曾戏言：这是刘纯的书法展啊！
4、在追悼会开完的晚上，宋应离先生专门来到我家，深情地说：就开追悼会的规模来说，可能以后超过华先生追悼会的规模还是有的，但是为失去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师长而发自内心的感到悲伤，恐怕以后就不会有了。
与父亲相比，我的确是乏善可言。我自1996年起担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除了精心安排好课程，搞好教研室的团结之外，唯一可说的是我非常重视选修课的开设，我提出“选修课是通往科研的桥梁”，因为你要想开一门选修课，你就必须看书，研究有关的知识。在我的倡导下，古代文学教研室，每学期都开设3门选修课，是中文系开设选修课最多的教研室。此外，在继承、发扬、光大华调吟诵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了父亲对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歌行体及词的吟诵的基本吟诵方法，并有所发展。例如：父亲喜欢用一个曲调吟诵《诗经》，我则主张把《诗经》的吟诵分为正风正雅、变风变雅，他考虑再三，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于父亲对古代文学作品十分熟稔，对吟诵把握得十分准确到位，所以任何一首古诗，他拿到手中就能吟诵。我在反复聆听父亲的音频之后，提出将父亲的古诗吟诵分为六种，便于华调古诗吟诵的学习和推广。有人说词是唱的，不能吟诵。我提出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填过词，不懂得吟诵在诗词的创作过程中的作用。父亲每逢新春时都喜欢填一首[浣溪沙]或[金缕曲]以示祝贺。父亲一般都是嘴里吟着，手里写着，写好之后看着吟着改着，感觉差不多了，再抄一遍，再动个别字，一首词就填好了。所以，词的吟诵主要是用于词的创作阶段，吟诵的本身就是为了调平仄。至于词的歌唱，是在饮酒作乐时的一种娱乐的形式。不懂得词的吟诵，你就无法从事词的创作；不懂得词的歌唱，你就无法融入文人的娱乐圈，永远是一个局外人。所以词的吟诵与词的歌唱都是文人学子必备的专业技能。进而，我在反复思考之后提出，有声阅读可以分为四种方法，即朗诵、吟诵、吟唱、歌唱。这四种方法各有优长，使用的环境亦各有不同，吟诵是我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是按照一定的韵律和节奏充满感情的读书方式，在四种读书方法中有其重要的地位，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吟诵对于青少年学习、背诵古诗词极为便捷，青少年尤其是小学生在“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学会、理解了古诗词。更重要的是，华调吟诵非常适合于课堂上给学生们边讲边吟诵，将华调吟诵归结为为适合课堂教学的读书方法一点也不为之过。
也正是我掌握了韵文基本的吟诵方法，2010年元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吟诵分会成立时，我被推举为副理事长，2013年河南省吟诵学会成立时，被选为首任会长。2013年山东李宁千里迢迢来开封专门学习华调吟诵，之后她提出要拜我为师，犹豫再三，考虑到吟诵为口耳相传之学，如果举行了拜师仪式，他们也有了一个名分，于是我同意李宁的要求，首批收她及其他9名学生为华调吟诵第五代传人，此后又收了几批，共计有130名来自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吟诵爱好者成为华调吟诵的第五代传人。据学生们统计，除了西藏、宁夏、澳门等少数地区没有人传习华调吟诵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人传习华调吟诵。听过华调吟诵的达百万之众，学习华调吟诵的有10万人以上。
我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四川、河南、山东、陕西、江苏、广东、台湾等省市自治区做过讲座，其中仅广东省就在广州市、深圳市、湛江市、中山市做过讲座。我在全国各地做讲座，一律是公益的，不收学生一分钱；就是收徒入门，也是不收一分钱。我的理念是：在国家、人民的支持下我的吟诵事业才开展起来，我应该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推广华调吟诵来回报社会，而不是把他作为一个牟利的工具或手段。记得第一次在深圳罗湖区图书馆做讲座时，200多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走廊、讲台前都是席地而坐的都是青年男女听众，还有从香港专门来的听众。主持人许石林先生说：深圳每个周末都有许多场讲座，一般的听众都不多，最少的就几十个人。像这么多人参加的讲座，的确很少见。2017年华调吟诵成为开封市市级非遗项目，2021年华调成为黑龙江省鹤岗市非遗项目，华调吟诵越来越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工具。
为了推广华调吟诵，在河南省大象出版社王刘纯社长、赵涵副主编、孙波主任以及编辑袁俊红、邵培松等人的支持下，我先后主持出版了《基础吟诵75首》《中级吟诵61篇》《诗经诠译》（增订本）等著作，其中《基础吟诵75首》已经是第七次印刷了，《诗经诠译》创半年发行9000册的记录，可见这些书还是很受读者喜爱的。在王社长和郭孟春主任的支持下，我在大象社做了音频版的《格律诗吟诵20讲》，给《诗经》305篇全部配了华调吟诵。今年又在郭孟春主任的支持下，为义务教育一至九年级的学生出版了《中华经典—古诗词诵读》1—9册，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我的许多学生通过学习、推广华调吟诵也取得可喜的成绩。河南省轻工业大学通过学习、推广华调吟诵获得一个省部级的大奖（全国一共50个），濮阳油田四小通过学习、推广华调吟诵获得河南省10大特色学校，郑州市淮河路小学通过学习、推广华调吟诵获得一个省级项目，并顺利结项。还有许多学生通过学习、推广华调吟诵改变了自身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甚至有人仅以推广华调吟诵就可以满足生活所需。
父亲去世之后，对我的打击之大是无法用语言描绘的，继承父亲的事业，推广华调吟诵是我唯一的使命。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姚小鸥师弟、张云鹏总编等人的帮助下，我完成了《华锺彦文集》的编选，并于2009年正式出版。2016年在河南大学及文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地召开了华锺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关爱和书记、王文金老师都亲自与会，并做了重要发言。王文金老师还赋诗三首，请书法家王刘纯先生写为卷轴，令我十分感动。父亲来到河南在新乡教过的第一届学生、年过80的韩玉生先生、曾祥芹先生也参加了会议。
在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支持下，会后准备出版一部《华锺彦先生纪念文集》，这部书虽然是挂我的名字，实际上完全是耿纪平博士、孔漫春博士两人操作成功的，没有他们的不懈努力，就没有这部著作的今天，在这里我向河南大学文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向耿纪平博士、孔漫春博士表示诚挚的谢意。这部书的出版，是我能为父亲做的最后的一件事了。今年我已经满74周岁了，又身患恶疾，但我不准备向病魔屈服，在遵从医嘱，坚持服药的同时，尽可能地把我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这些对于国家、社会可能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但对于我的家人、对于我的朋友、对于我的学生可能有一点影响，对于我们父子曾经工作过的河南大学文学院是一份详实的史料。是为此文，以飨读者。
202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