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硕士学位论文《论中国现当代系列小说的结构》时，不禁想起给我上过课、指导过我论文的樊骏先生。樊先生2011年1月离世，距今已有十年。每想起他，内心就涌起一股暖流。樊先生一生自律甚严，拒斥名利，不当导师，更不肯到其他大学挂名当导师，但他为刘增杰师盛情所感，从1991年起慨然应允加盟河南大学，作为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的兼职导师，每年皆抽出一定时间到开封给研究生上课，参与学位论文指导、开题和答辩工作，为学科发展建言献策，一直坚持到1998年学科点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为止。樊先生去世后，刘增杰、关爱和、解志熙诸师，皆撰文深情回忆自己与樊先生的交往，高度评价樊先生的人格、学术和对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聆听过他教诲、接受过他指导的学生，在这里聊记与他交往的几个片段，以表达对恩师的感谢和怀念。
与樊先生交往当中，感受最深的是他的极简生活，这从穿着上可以看出，夏天，身上永远是白衬衣或白短袖，黑西裤，脚上永远是一双老北京布鞋。这身装束，从没见他变过。樊先生为人有赤子之心，遇到问题总是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从不顾及自己。听刘增杰老师回忆，樊先生害怕给学科点增加经济负担，每次从北京到开封，皆要求乘火车，不坐飞机；由于路途远、时间长、乘车时间往往又在夜晚，一个老人坐硬座明显不现实，但他每次皆强调要给他买硬卧，因为软卧票价太高。他对吃住要求亦极低，印象中每次来都是住在老校区南门的明园或南门外的水上宾馆。宾馆虽干净整洁，但由于时间长设备老化，住起来某些方面不够舒适，但他却安之若素，似乎这样已经够好。对吃的方面也从不提任何要求。只是有一次吃外面的饭吃的时间太长，感觉过于油腻，他才主动提出到刘老师家中蹭饭。刘老师害怕慢待他，特意邀请系里一位擅长烹调的青年教师主勺，做了两荤两素一汤。据刘老师回忆：“樊骏一见，知道其中可能有诈，望着妻子调侃地说：‘嫂夫人真是高手，你们天天就做四个菜，这么麻烦吗？我们的刘老师真有福分呀。’眼看蒙混不过去，妻子爽快供认：‘我哪有这样的手艺，是某某来献艺，招待樊先生。’樊骏知晓真相后，也没有再进一步追究。”（刘增杰：《一尊镌刻于心头的精神雕像——怀念樊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樊先生不苟言笑，不怒而威，其“严峻”称号久为大家所知，因而，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见到这位大学者，内心不免总会有点忐忑不安。但与他交往一段时间，会发现他在“峻急”“严厉”的外表下，其实还有幽默有趣、单纯可爱的一面。他给我们研究生上课的地点在老校区科技馆，与他所住的南门水上宾馆还有段距离，考虑到他不熟悉校内环境，从水上宾馆进入校园要穿过车水马龙的明伦街，很不安全，而且为了表示学生对老师的敬重，每次皆由我们学生到宾馆，一路引领着他到达教室。一次，进才兄负责接送任务，时间大概是6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由于已经临近上课时间，为节省时间，主要是为了让樊先生免去日晒之苦，他借了辆加重自行车，想用它带樊先生到教室。樊先生手指自行车，脸色非常严肃，一本正经地对他说道：“你就用它带我去上课？万一把你的樊老师从上面摔下了，那可怎么办？！”一句幽默的话吓住了进才兄，结果可想而知，樊先生依然是安步当车，进才兄推着车护送先生一路过马路进校园，就这样优哉游哉地到了教室。
樊先生给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开的课为《认识老舍》，其中一个专题为《老舍之死》。他从性格层面、文学层面、社会层面，条分缕析，层层剥笋一般，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老舍之死的多种成因。其中，他认为老舍外圆内方的性格和他自杀之间，有着一定关联。这种分析显示出他对老舍生活和性格的深入理解，所以，给我留下鲜明印象，以致到现在还没忘记。他的讲稿是手写的一张张便条，便条上的字不大，密密麻麻挤在那里，字的颜色不太一致，说明他对自己写的讲稿，在不同时段进行了反复修改。樊先生做事、做学问之仔细认真，从这一张张便条即可看出。他的上课风格非常独特，讲话的语调平稳低沉，不以激情见长，但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分析细致透辟，题无剩义。听他课，获得学术方面的教益还是其次，最重要是能近距离感受到他特有的人格风范，这一点通过单纯的阅读是得不到的。
为保证论文写作质量，刘增杰老师还要求我们在开题后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当时还叫“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并特别提出在京期间要拜访樊先生，听取他对我们论文写作的意见。那次拜访的时间是1995年10月15日上午，星期天，北京的天气到中午还相当炎热。樊先生当时住在安贞桥外胜古南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家属院。由于我们住的地方离樊先生家稍远一点，再加上对北京不熟，当时这段线路好像地铁也未通，因此，路上乘车用了不少时间，当我们一行六人挤公交到了他安贞桥附近的家时，已经中午十二点多了。樊先生一个人住在一栋高层公寓的十三层，记得那天小区突然停电，我们一行六人怀着朝圣般的心情，一级级拾级而上，当爬到樊先生所住的那一层时，樊先生早已在门前等候多时。之前对他生活的简朴早有耳闻，但乍见之下，其室内布置之清简寒素，还是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他说时间已晚，该吃饭了，吃完饭，再进行论文汇报。我们一致认为学生应该请老师，哪有老师请学生的道理。但他不顾我们再三推辞，一定要带我们到他家附近的餐馆就餐。他请客的理由很别致：他说自己工资高，但生活要求低，钱对他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工资到手后往往花不出去，他请我们吃饭，其实是让我们帮忙花钱。听他这样说，大家也就不好意思再加推辞。由于电梯无法使用，樊先生和我们一样，在光线黯淡的楼梯间慢慢摸索着下了楼，然后由他一路带着到了附近一家饭馆就餐。这顿饭吃得让大家既感动又感慨。樊先生严肃深沉，但外冷内热，对人古道热肠，仁厚亲切。大家赶赴饭馆途中，走在樊先生身旁，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脚上蹬的那一双老北京布鞋，不禁想起他给我们说的话：他选择简之又简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闲散偷懒，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才不会有过多负累。现在想来，他的“苛”和“简”只是对准自己，对别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后学晚辈，他毋宁是不厌其“繁”的。比如，指导我们论文，细而又细，一丝不苟，这是“繁”；不顾年老体衰，爬楼梯亲自带领我们到饭店，请大家吃饭，这也是“繁”。他自奉甚俭，但对人却慷慨大方，无私奉献。他后来把继承的遗产全部捐献出去，设立“王瑶学术奖”和“勤英奖学金”，就是这种奉献精神的自然体现。事后回想，那次我们的拜访在礼数上是不周的，六个人全是空手而来，没给先生带任何礼物。但樊先生却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悦之色。在他的世界里，“物”的问题早已不是问题，精神与学术才是他的全部追求。
现在能回忆起来的还有论文答辩当日的紧张和无措。对于研究生培养的每一环节包括学位论文答辩，刘增杰老师都很重视，我们这一届虽然只有6个学生（当时已是比较多的了），他却分两场，安排一天时间进行答辩，上午一组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王广西先生主持，下午一组由樊骏先生主持。答辩时间是1996年6月10日，我被安排在下午，恰好是樊先生主持答辩的这一组。经过北京之行，对樊先生虽有了更深了解，但答辩会上，由于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对自己论文颇不自信，面对严格较真的樊先生，内心很慌乱，加之普通话不过关，语言表达能力欠缺，所以，那次的自我陈述很不理想。陈述完之后，内心非常紧张，心想这下完了。果不其然，樊先生对我的陈述提出了批评，直接爽利指出我的问题，大意是“语言表达能力不行，若以后作教师，这方面还是要注意的”。这句话之后，樊先生却突然话锋一转，笑着说道：“刘涛，我说这些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总体上看，你的论文写的还是不错的，比你陈述的要好。”这句话风趣幽默，语气上大为缓和，把前面几句话的批评力度大大降低了，用心可谓良苦。他应该是看出了我性格内向和心理自卑，害怕直截了当的当众批评会增加我的心理负担，于是，便用这些话来给我解围和解压。先生这几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每每想起先生，就想起答辩当日他说的这些话，想起他对学生的体贴和善意。
那次答辩会之后，我到上海读书，自此与樊先生再无交往。但从刘增杰老师那里知道，樊先生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成长。他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册）出版后，特意通过刘老师给我寄了一套。这说明樊先生并没忘记我。2009年12月，刘增杰老师到京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会，樊先生见到刘老师，特意询问河南大学几位青年教师的近况，其中也包括我。这说明樊先生一直关心学科点及他的学生们的发展情况。惭愧的是，由于自卑心理作怪，认为自己才力有限，学术成果太少，愧对先生之谆谆教诲，因此每次到京查资料或开学术会议，从不敢和他联系，害怕打扰他宁静的生活，也害怕他问起自己的学术情况。2011年1月，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到开封，感觉非常突然，无限哀痛之下，本想写篇小文以作纪念，但又感觉自己与先生交往无多，先生对我的爱护和教诲，与他对其他晚生后辈的关爱一样，出自学术公心和大爱，既伟大又平凡，无多少故事和戏剧性可言。于是，对先生的感念一直压在心底，没有行诸笔墨。
现在，先生去世已整整十年，但心底对先生的想念却与日俱增。先生把自己一生奉献给学术事业，以致影响了他自己学术的发展，因之，先生之学术成就或可超越，也许已经被超越，但先生人格之光明俊伟、高洁脱俗，并世能有几人？正如其朋友所说，先生可置于古代的高人逸士之林而无愧。现在每想起先生，就会想起他对我鼓励和鞭策，庆幸人生路、学术路上能遇到先生，既有幸得到过他善意的批评，也有幸得到过他仁厚的垂顾。怀着对先生的满腔敬意，聊记数语，以表达一个后学对他的无尽追思和怀念。
2021年3月10日于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