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3年9月10日报到入学，开始了在河大（当时校名是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的历程。
在河大中文系百年建系的历史长河中，1972年到1976年这5年的招生有点特别。这是因为“文革”的政治运动导致大学停止招生6年后的恢复，是本着“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招生精神，选拔进来的工农兵大学生，时称“工农兵学员”，我是第二届。
那时由于刚恢复招生，招收学生比较少，我们那一届只招1000名学生。在我们入校之前的1972年只招收了955名学生，两届在校生还不满2000人。我们中文系73级6个班共215人，我是6班的，我们班一共36名学生。
我们入校学习期间，正是大力推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的时期。所以，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内容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看看我们那一届安排的课程表就知道了。除了中文系必开的专业课，共修课和选修课，有一栏叫“开门办学”。那个时候提倡学生不仅要学好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实际经验和能力。这就要走出校门，到工厂、农村、军营去体验生活，参加实际的劳动和训练。这就叫“开门办学。”从课程表可以看出，“开门办学”安排的时间很不少，每个学年都有8周时间（实际上我们下乡进厂的时间比课程表上的还要多）。就我个人的经历，到过鄢陵、鹤壁、灵宝的农村，割麦，积肥，挖河沙；到过开封市的百货店卖过布；到过商丘军营接受“军训”。我们班还有同学到过剧团做后勤，到中学校办工厂做过工……。校内的劳动也参加过很多次：到过龙亭公园运土堆假山，参加过东城墙下挖防空洞……。劳动，出力，吃苦，对于有着上山下乡5—6年经历的我们来说，一点也不算回事。
安排很多时间出去开门办学，以及在校内也有不少政治任务，办专栏，贴大字报，批儒评法，评《红楼梦》，批《水浒传》等等。对正常的文化课学习造成不小的冲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客观上锻炼了我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写作能力。据《河南大学史料长编》载入的材料透露，仅我们一届，“评《水浒》报告1400余场，听众达87万。注释儒法斗争文选600多篇，编写儒法斗争故事300多篇。完成《李斯文集》《诸葛亮文选》《李贺诗选》的选注。还有近百篇通讯报道、报告文学被报刊电台选用”。这样的锻炼和收获，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让我们受用终生的经历。
那个时候的教材很不正规，除了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等少数课程配有正儿八经的课本做教材，其他基本都是油印的页子。像是老师临时编写，再印成页子，装订成册，发给我们做教材。这种教材发到我们手中时，总能闻到清晰的油墨味儿。
尽管政治气候的冲击，让我们的文化课学习有了很多的缺憾。可作为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学术氛围的河大中文系，专业课的教与学仍然是比较系统和认真扎实的。
不说别的，先说师资。上苍眷顾，让我们遇到了河大中文系一茬德高望重、实力雄厚，也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大师级的教授团体。他们是任访秋、于安澜、高文、华中彦、王梦隐等老先生。这一批由民国时期培养且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晋升为教授的老先生们，虽然年事已高，但宝刀不老，仍在继续为传递这所著名老校的薪火尽着各自的职责。我们能够在课堂上亲聆先生们的教诲，该是多么幸运的事情。现在掐指算来快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老先生都已作古，竟然还翻出来袁喜生当年听任访秋先生讲课的课堂笔记！从这页笔记可以窥得，先生虽然在讲符合当时政治口味的“批孔”题目，可是先生是按照严肃的学术立场来讲解儒教对现代思想界的影响。讲什么，虽然避免不了受到当时大气候的制约，但怎么讲，仍然不脱离学术传统优良的百年老校的学术根基。
当时活跃在教学第一线、大量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有四十年代就任课的牛庸懋、赵天吏、刘溶、滕画昌、吴君恒等先生；有五十年代走上教学岗位的张振犁、刘增杰、赵明、王振铎、宋应离、王宽行等老师；还有六十年代之初走上教学岗位的王芸、王怀通、王钦绍、岳耀钦、刘文田、张豫林等老师。这些老师都是学养深厚、爱岗敬业、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政治的动荡影响到他们不能及时晋升教授，但在我们心中他们早已是教授级别的恩师了。随着我们的入校初登讲坛的青年才俊王文金、张中良、张俊山等一批老师也以他们的才华、学养和口才崭露头角，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和爱戴。所以，我们虽然是在特殊年代走进河大中文系的学子，可我们非常幸运地遇见了一支多么优秀的教师队伍啊！大学，大学，非高楼大厦之大也，谓大师之大也！今生求学，能在课堂上被大师们耳提面命，这不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机遇吗！
杨泽令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课，下图是无意间留下的 被杨老师批改过的课堂作业。学生作业做得下劲，老师对作业的批改细心认真。透过这一“斑”也可以窥见当时教与学的真切面目。
再说说我们的读书。“开门办学”虽然分去不少时间，毕竟在教室里、在课堂上学习文化课还是主要的。我们那一批同学，中学毕业后到社会上待了5—6年，现在上了大学，重新回到课堂上，都十分地珍惜这个机会。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在课堂上，无论哪位老师上课，同学们都闭息凝神，专心致志听讲，手里是刷刷地记录课堂笔记。袁喜生我们都是“文革”前老三届高中生，课堂笔记记得好。所以，我们的笔记总是一下课就被抢走，在班里传抄。课下传抄课堂笔记真是一景，足以说明当时同学们的学习劲头。
课下读书更是如饥似渴。没有进校之前就听说了河大图书馆的藏书比省图还要多还要老。这座百年老校虽然经历了战乱和时局的动荡，可图书资料保存完好。我们走进这个校园，能够在这样的图书馆借书读书，真觉得是三生有幸！我们念书时图书馆还在7号楼，那时还没有逸夫楼。古色古香的7号楼，庄重典雅，厚重的木地板，脚踩上去有轻微弹性。一走进去就有一种威严神圣之感。记得我们配发的图书证，一次可借4本书。开馆时泡在图书馆里，一边贪婪地读，一边认真地记。闭馆了，带走借出的4本书回到宿舍继续读。
当时开放的图书是有限制的。所谓被列为“封、资、修”的图书是被批判的，封存着不能借。可同学中总有神通广大者，不知从哪里会弄到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高老头》《家》《春》《秋》等等当时的禁书。同学们就会疯抢。有一次，我从72级同学那里借到溥仪《我的前半生》和当时绝对不许看的“黄书”《金瓶梅》，人家给我限时一星期。可是，不知什么时候被一位同学“偷”走，他没看完了又被别人抢走。两周了，我都追不回来。为此事，还曾经给“偷”我书的同学撕破脸皮，大吵一架。
批《水浒》，评《红楼梦》是政治任务。随着系里布置的任务，开放了一批所谓“禁书”。这些书都是平时借不到的，于是，同学们谁都想先睹为快。开放的图书分到班级，再分到小组。我是一个小组长，负责分配本小组的图书。可是，僧多粥少，分不公平。一个同学为此大闹，到班长那里告状说我不公平。这些例子说明那时的我们是多么渴求多读一些书啊！
我们那一届的年龄以五零后为主，好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在雷锋精神熏陶下成长的一代。所以，“为他”是我们一代人共同的道德取向。所以，在校期间，同学们的关系亲密无间。我们班，女同学为男生拆洗被褥，男同学为女同学打热水分送到各个宿舍。特别困难的同学会得到救助，生病的同学， 班里排班轮流到医院护理。发放生活补助，不是争得头破血流，而是忍让、自我牺牲、顾全大局……这就是我们那一届的风气。由于同学之间纯真的友谊，建立的关系经得起考验，等毕业的时候，我们班就发展成功六对情侣，组成六个家庭。现在看来，这些家庭婚姻美满，生活幸福，也算是河大给我们的另一个不错的厚礼吧！
从1973年至今，我在河大学中文系学习、工作，已有47个年头了。我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姑娘变成了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河大中文系不仅给我知识，更是铸造了我的人格人品。没有河大中文系就没有我的今天。建系百年的河大中文系，早已成为了与我血脉相连的永远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