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刘老师离开我们至今，一年来，我一直无法面对这份哀痛，每每想坐下来写一点文章，总感觉轻飘飘的文字，承载不了这份哀痛与思念，导致无法写下只言片语。而现在，对我来说，依然不是能够流畅写下纪念文字的时候。

我是2005级孙先科老师的博士,在校读书那几年,两位刘老师和他们的弟子们一起，搭建起河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宽阔坚实的学术平台，那是一个春光明媚、风光无限时代，也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正如关老师说的那样，两位老师是河大现当代文学的两座灯塔。刘增杰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他给我们讲做学术要注重史料观察事物有三种角度：仰视、俯视、平视，而学术研究要选择平视的角度去看待事件、问题和人。回想起来，在第一堂课，他就为我们推开学术研究大门之后，面对浩瀚如海、迷雾般的历史和史料时，应该怎样探索指明道路，尤其是我这个硕士之前研修音乐、跨界而来的学生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刘思谦老师，因为她是我导师孙先科的导师，因此，有更多的请教。我们经常到她家里，她常常会讲她自己人生故事，有时，那些故事是换了另一个人都不敢说、不可能说的事情，她都会讲给我们听，有时她从自己的人生故事当中引入女性文学研究的话题，不知不觉中引起我们对女性文学问题的思考。大约是在我读博二年级，不知哪天起，我便不再称她刘老师，而是喊她“额娘”了，这种称呼是我对她的专属，也许是因为我渐渐感到：当我因为性别而产生的困惑和问题时，她一定是那个像娘亲一样给你呵护答案的人。她以对现当代女性作家的研究，揭开历史时代、国家宗族、婚姻家庭等对女性命运的不公及压迫的秘密。以充满个人生命温度的笔端，劈开笼罩在女性命运之上的荆棘迷雾，这是何等的智慧！正是老师的一篇篇文章、讲座乃至听她平时和我们的一些女性文学话题的聊天，让我的女性意识渐渐得到觉醒、生命意识觉醒，这是在我河大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意外的收获。在生命中能遇见唤醒你生命的人，何其幸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若没遇见她，我永远不会明白那些笼罩在女性生命里的罪恶牢笼，生在牢笼而不知，打破牢笼与锁链则更无从谈起。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原本是交给孙先科老师修改的，论文打印出来后，我也交给“额娘”刘老师一份，过了几天刘老师就把稿子返回给我，打开一看：稿子从头到尾，圈圈点点，像老师给小学生改作文一样。拿到这份倾注额娘心血的手稿，我有种说不清的感动。我是孙先科老师的学生，孙老师是刘思谦老师的学生，没想到导师的导师、已经76岁的她，如此认真地为我修改论文。这里面倾注了她对两代学生满腔的爱，也饱含了她对学术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今年3月3日，母校文学院百年院庆，文学院院史馆开馆特别的日子里，我即把这份珍藏了十四年的博士论文初稿捐给了文学院院史馆。我希望后来的学子们能感受到她老而弥笃“育才不遗老骥力”的精神，领略她对我们精心培养、悉心教导的这份温暖与真情。

去年7月18日，亲爱的刘思谦老师老师离开我们，7月24日早上八点，在省人民医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那时，疫情正严重，她远在海外的大儿子和女儿全家都无法回国，只有小儿子小元赵池春夫妇在郑州，在省医告别会上，小元对我说：一会儿你和我舅舅还有我和玲玲咱们四人一起把我妈妈抬出来吧。到了殡仪馆，也是我们四人把她推到火化炉，那一刻，我给额娘深深鞠了三鞠躬，大声喊道：“额娘走好！”

额娘活着的时候，以她的信仰、至纯至真的品格感染我，满满的爱包围着我，有幸能够为她抬棺，并和他们一起把她推进火化炉。见过她神采飞扬，亦见到她凤凰涅槃，是我今生和她最大的缘分，一定也是上天的安排，安排我代表所有爱她的学生们为她献上一份永远的爱。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刘增杰老师，因为疫情我们都无法送他最后一程。送别刘思谦老师时，关爱和老师在给她敬献的挽联上写到：“是大先生，笔走风雷，何须辨男儿女儿。有真信仰，言说自由，莫问它今生来生。”是的，两位刘老师，无论为人为文为学，均抵达了我辈须仰视才见的境界，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份精神财富更是绵延不绝的爱，也将永远滋养我们，我们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人类正是因为爱，才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