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文学院源于1923年3月3日成立的中州大学文科的中国文学系。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中，一代又一代文院学者接续奋斗，砥砺前行，铸就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今日的辉煌。这些辉煌成就里，既有冯友兰、郭绍虞、董作宾、嵇文甫、刘盼遂、高亨、姜亮夫、朱芳圃、范文澜、李嘉言、任访秋、于安澜、高文、华锺彦、张振犁等一批誉满华夏文史巨星的卓越贡献，也有很多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学者的辛勤付出。我的恩师赵天吏就是这样一位教学科研严谨朴实、学富五车而又淡泊名利、为文学院的发展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先生。
一、不凡的成就
赵天吏先生，字理之，1912年9月23日生于河南省武陟县北郭乡东安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质朴敦厚，酷爱学习。他牢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的师训，熟读《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1932年8月，天吏师初中毕业后，到省会开封考入河南大学附中。1935年8月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南大学文史学系。
1939年7月，天吏师修业期满，时任文学院院长嵇文甫和文史学系主任张邃青知其精于音韵、训诂而请其留校任教，开始了一生的语言学教学研究工作。没有教材，他自己编写了《中国语文学概论》讲义和《说文提纲》一书，1943年8月晋升为讲师。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满怀激情地投入了人民的教育事业。根据工作需要，他承担了本科生《中国语文概论》和《现代汉语》的教学任务。1951年，他被任命为刚刚创立的中国语文学系资料室主任。1968年，担任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主任。1979年，古代汉语教研室成立，他担任了教研室的首任主任，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成为汉语史专业首批硕士生导师。1982年晋升教授，兼任校、系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图书馆顾问，同时被选举为河南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理事。198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以先生为牵头人的汉语史专业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这是中文系继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后，第三个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赵天吏、于安澜、许钦承、张启焕为首批硕士生导师。
赵天吏先生十分热爱教学工作，他认为通过教学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他认真践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优良传统，常年坚守三尺讲坛，先后为本科生讲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招收硕士研究生后，他亲自制订培养计划，为研究生讲授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汉语史等课程。1985年，中文系开办了古籍整理研究班、古代汉语助教进修班，先生还为两个班的学员讲了目录学和训诂学。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他从未因私事耽误过一次课。即使晚年饱受肺气肿病折磨，他也总是按时出现在教室里。他讲课条理清晰，内容都十分熟悉，教材例句里每一个字词他都能够讲清字形源流和词义演变。学生们不论提出什么问题，他都能给予科学准确的回答，令我们从心底里感到敬佩。
赵天吏先生一生钟爱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范文澜、嵇文甫、朱芳圃等名师指导下，先生深刻领悟“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训诂宗旨，为他终生从事音韵、文字、训诂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生把自己的治学方法概括为四句话：博学慎思，实事求是，重佐证，戒臆说。他常说：“做学问就要勤学好问，先做到博，有了广博深厚的基础，才能向专精发展。”他从文字学入手研治小学，逐渐扩大范围，掌握训诂的方法，终成精通音韵的博学者。留校任教不久，他就在潜心研究《说文解字》的基础上，撰写了《说文部首音读》《说文部首音序检字》《说文部首古今音读》《说文解字叙讲疏》《文字蒙求提纲及正字法》《说文音母分并为二十声类初稿》各一册。1946年起，先生陆续在《儒效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晋前尺非周尺考》《说文声类谱叙例》《周度考释》《河洛方言后记》《论语子罕章古义》《媵字古无妾义说》等学术文章，在语言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在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语言学研究。他先后编写了《现代汉语语音》《现代汉语文字》《现代汉语词汇》等函授教材，供函授生使用。1955年他出席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讨论会，回校后撰写了《北京音系的概况和特点》的论文。1953年后陆续发表了《同义词表解》《毛诗篇第及诗经用韵》《离骚韵读》《诗经的韵例韵部和韵字》《古音通假的条例以及通假字的读音问题》《释“惪”》《说“龙”》等论文，还出版了《古今诗韵说略》《五七言律绝调韵谱》《诗、词、曲的韵律》《古今声韵杂记》等专著。在他古稀之年，仍笔耕不辍，集中精力研究古音韵，撰写了《古韵古声音值》《古今声韵精要》《古韵发明之次第》和《中古的语音系统》。这四册手稿，是赵天吏先生几十年研究音韵学的结晶，由于先生的猝然逝世而没能出版。
赵天吏先生的学术著作见解精到，论证严密，解决了学术界多年的一些疑难，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诗经的韵例韵部和韵字》一文，坚持以《诗经》用韵为主的原则，不迁就《说文》谐声及两汉音读，比较切合《诗经》时代的语音实际。他按《诗经》押韵字归类，与黄季刚的古韵二十八部完全相合，证明了古韵的分部，自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至章炳麟、黄季刚，确实是愈来愈精。黄季刚先生是以“沃”“冬”配“豪”韵，赵天吏先生根据《诗经》用韵及阴、阳、入对转的音理，改为“沃”“冬”配“萧”韵，同时把标目的“沃”字，改成了跟“萧”相承的入声“毒”字。他还把黄季刚先生所用的“灰”“齐”“先”三个标目字，改成了“推”“提”“颠”三字，使28部的韵部系统更加完善。在《古音通假的条例以及通假字的读音问题》一文中，赵天吏先生将古音通假的原则概括为同音通假、双声通假、旁纽通假和迭韵通假四种，并认为“通假的原则主要是由于声母相同或相近，不一定非同音不可”。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国内音韵学界的广泛关注，使他成为河南省公认的音韵学大家。
先生的治学之道，除了他自己总结的四句话之外，还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学风正派，无门户之见。他坚持真理，无派系偏见，尊重科学，以是非为取舍，不谬执师说，所见不合，虽本师亦所不避。他既不盲目推崇吹捧，又不随便贬低否定一切，从不说违心的话。二是治学严谨，重视书证。他常说“孤证不为定说”。他的研究总是详尽地占有材料，选取书证，从中归纳总结出自己的观点。如古音的分部和音值就是从先秦韵文和《说文》谐声偏旁的丰富资料中归纳分析出来的。三是立说平易，不期功名。先生为人平易近人，文章立论也十分平易，不故弄玄虚，不以奇取胜，也不拐弯抹角，间接论证。如《说“龙”》一文，通过对“龙”字形音义的分析，认为其并非神通广大的鳞虫之长，而是雷电之形象，“其声为雷，其光为电，其形为龙”，雷、电、龙本是“三位一体”。这样的立说既平易而又令人容易接受。他常说：“为学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他把功利看得很淡泊，从没有名位之争的苦恼。
1975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了对旧《辞源》《辞海》进行修订的任务。《辞源》的修订工作由粤、桂、湘、豫四省承担。国学根柢深厚的先生担任《辞源》河南修订组的顾问。4年内他编稿140多条，审稿2433条。结束时党组织给他写的鉴定是；“业务熟练，能帮助同志解决疑难，工作勤勤悬恳，为《辞源》修订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赵天吏先生在学术上造诣很深，然而由于他过于谨慎，过高地看待“创新”，使得他还有很多学术观点没有能及时形成文章，或者写出来而没有发表。他在求学时期深受顾炎武的影响，认为著书立说“必古人之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他总觉得自己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发前人之所未发”的高度，因而不肯轻易把自己的见解写出来，而一旦形成文字，必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些学术成就，先生自己从不对别人提及，以致只有语言学圈内的人们知道他学富五车，见解深邃，其他专业的老师们鲜有详知其成就和贡献者。
二、难忘的师恩
1974年9月，高等学校因文革中断招生而又恢复招生的第三年，我被家乡公社推荐，来到河南大学（当时叫“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当时给我们上课的多是中青年教师，如陈信春、何法周、王宽行、王宗堂、王芸、白本松、程仪、丁恒顺、陈天福、王中安、刘增杰、黄平权、王振铎、张豫林、王怀通、张仲义、严铮、冉国选、刘溶池、岳耀钦、刘文田、章秀定、张永江、贾占清、王绍令、贾华锋、王文金、张仲良等，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如任访秋、于安澜、高文、华锺彦、赵天吏、邢治平、王梦隐、牛庸懋、张振犁、赵明等只是偶尔做个报告、开个讲座，很少有机会能与他们深入接触。
在我二年级下学期时，学校开展了“大学生登讲台”的活动。也许是因为我上学前当过中学民办教师的缘故，系领导指定我给我们年级同学讲一节课，并确定讲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一文。为了备好课，除了到图书馆和系资料室翻阅各种参考资料之外，我还专门请教了赵天吏先生。那时候学校只有少部分老师住在校西门外的两个家属院，其他老师一部分住在校内，更多的老师散住在市内各处。赵先生的家就在延寿寺街南边一个叫辘轳湾的胡同内。这是我第一次面见先生，深怕就这件与先生不甚相关的事情请教，先生会不耐烦。可当我来到赵先生家里，说明来意后，赵先生非常热情地请我坐下。他先告诉我，给大学生讲古代文学作品，固然需要疏通文义，但更要注重对文章结构、主题思想、时代背景、人物形象等的分析；然后先生又耐心地给我讲解了文中的重点词语如“卤莽”的“卤”、“见恕”的“见”、“非特”的“特”、“改其度”与“度其义”的“度”、“一切不事事”中的两个“事”等，指出讲课时应注意的事项，并祝我讲课成功。由于先生的指点，加上我的认真准备，在系领导和许多老师旁听的情况下，我在十号楼现在的103教室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节课的讲解。
1977年9月，我毕业了。系领导让我留校，担任“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把我安排在古代文学教研室。两年后，为了加强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系里决定成立古代汉语教研室。任命赵天吏先生为教研室主任，我离开古代文学教研室，成了古代汉语教研室赵先生手下唯一的下属，名正言顺地成了他的助手。先生也开始毫无保留地带我。先是让我跟堂听他讲课，学习他的讲课技巧；随后让我直接登上讲台，给77级学生上课；开始招收研究生了，他让我和他一起命题，教我命题的方法和技巧，特别嘱咐我试题的内容一定要覆盖到文字、音韵、词汇、语法等各方面；考试结束后，我们一起研究评分标准，评阅试卷。
经过赵先生的努力协调和争取，很快董希谦、王浩然、郑祖同三位老师先后调入教研室；1982年，首届毕业研究生王兴业和77级本科毕业生李建伟也进入古代汉语教研室任教。赵先生卸任教研室主任职务，改任新成立的古代汉语研究室主任，董希谦老师接任教研室主任。但先生仍然关心着我。那时学校大礼堂每周末都放电影，每次发了影票，我都会给先生送到家里。有一次在先生家，我说起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教材中所举双宾语例句似乎不完全相同，先生就鼓励我认真分析一下究竟有何不同，然后再搜集一些语料，加以证明，以形成一篇论文。论文初稿完成之后，先生又逐字逐句地标注了应该修改的地方，最后发表在《古代汉语研究》上。就这样，在先生不断指导下，我逐渐掌握了语言学研究的一些方法。
三、高尚的品格
赵天吏先生大学求学在河南大学，毕业后为河南大学奉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留下了不凡的研究成果，还为我们后辈留下了应该继承的无形的精神遗产。
先生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大学时期时局动荡，外敌入侵，先生知道作为学生，唯有认真读书、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本领，才能报效国家。在朱芳圃先生的影响下，先生对文字、音韵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利用一切时间研读《说文解字》《尔雅》《方言》等语言学著作；工作后他长年累月坚持学习，他的生活里没有节假日，就是春节，只要没有客人，也照样读书。他读书很认真，从句读、词义到章旨，都仔细钻研推敲，重要的段落，还逐字逐句圈点。他读过的书大都留有批注。到了晚年，虽精力不济，仍长时间伏案读书，常常忘记吃饭，家人要催他多次，才肯离开书房。为了深入了解词义的演变，他甚至连《辞源》都能暗诵如流。我刚留校时工具书很少，有次我读《庄子》时，看到一个“亾”字，不知其音义，在教研室向先生请教，先生开口就说：“这是‘亡’的异体字，你可以在《辞源》×××页查到。”后去资料室翻查，果如先生所言。
先生不畏艰苦、踏实工作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求学期间，因家贫无力供其生活费用，先生常靠替石印局抄写讲义，挣得微薄酬金，勉强糊口。日寇侵占中原后，学校先后迁徙到鸡公山、镇平、嵩县潭头镇（今属栾川）等地，天吏师在生活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自己编写讲义，奔波于山间小路之上，来往于宿舍教室之间，冒酷暑，沐风雪，为学生上课。担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后，积极协调，努力争取，使教研室的教师由刚成立时的我们两位快速增加到12位（李建伟老师因故没有参加合影。照片中的刘冬冰为现代汉语教研室教师，廖灵友为古代汉语研究室资料员）。1986年，79级本科毕业后在华中师院获得硕士学位的张生汉也来到教研室，教学科研力量大大增强。
先生尊师重道、鼓励后学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上大学时期和留校任教之后，先生对在专业上给他以教益的冯友兰、嵇文甫、朱芳圃等敬重有加。1944年在荆紫关时，冯友兰先生为他写了一张条幅。时隔四十余年，虽已陈旧变色，他仍挂在书桌边的墙上，当作座右铭，激励自己。1973年，朱芳圃先生不幸病逝，他深夜写了《悼念朱芳圃先生》的纪念文章，说：“我亲受先生的教导，学了很多东西，忽听先生与世长辞，内心感到非常悲痛!……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并发扬先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赵天吏先生未曾受业于训诂学大师章太炎、黄季刚先生，但信奉章太炎和黄刚季先生如同自己的业师。他用工笔小楷抄录了章太炎先生遗著《自述学术次第》一册，注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三十日赵天吏据《制言》半月刊抄录”。他常以章、黄弟子自励，在课堂上常引用章太炎、黄季刚先生的学术观点，热情地称颂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
随着教研室教师队伍的壮大，先生开始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他为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制定了随堂听课、辅助教学、撰写教案、室内试讲的培养方案。每位青年教师先要跟老教师听课一个学期，同时作为助教，帮助老教师批改作业并辅导学生；然后要认真撰写教案，并在教研室范围进行试讲。试讲合格后才可正式开课。在科研上，先生鼓励青年教师结合课堂教学和专业学术动态，选择合适的科研题目。并对青年教师写出的文章认真阅读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修改建议。先生时刻关注国内语言学动态，支持青年教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使青年教师科研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先生艰苦朴素、淡泊名利的品格值得我们学习。先生自幼家贫，靠勤工俭学完成大学学业。留校任教时，学校为避战火，已迁至嵩县山区潭头镇（今属栾川），生活条件艰苦、教学设施简陋，先生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几十年间很少营建教职工宿舍，先生只能住在市里辘轳湾胡同一个四合院内的三间北屋里。1976年我去先生家向他请教，看到先生家里的陈设，除了两个老旧书架上的书，其他东西让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位已有三十多年教龄、令人尊敬的老教师的家：房间正中的旧三斗桌、桌前的一把不知用了多少年的旧藤椅、靠墙摆放的两个方凳等（那时所有人家还都没有电器）。1983年先生被评为教授后，学校给他调到了校南门外新建的教授院。搬家时，我建议先生扔掉旧藤椅，还遭到了先生的批评。全部家当我们用三轮车往返六趟就搬完了。
先生踏踏实实工作，在语言学领域辛勤耕耘几十年，为古代汉语教研室的建立和发展，为文学院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1943年8月就被评为讲师，直到1979年才晋升为副教授，36年职称不变，从没有向组织提出过抱怨；系里评先评优，先生向来不主动参与；不论是生活还是待遇，从没有向领导提出过什么要求。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就是一名平平凡凡的老人。他只知做好分内的事情，对待起党的培养和人民教师的身份，其他的一切，什么名利、地位、待遇，向来不去争取。先生的品格，诚如七十寿辰时学生们送给他的对联所写：“有松柏之节操，乃季刚之学风”，而中堂上的贺词“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矣”则充分表现了学生们对他的崇敬之情。
四、深切的怀念
1987年7月初，学校已经放假。高中毕业生正在高考。已经连续五年承担全省高考语文试卷评阅工作的河南大学中文系，向省里提出休整一年的请求。系领导决定组织教师到泰山、济南、青岛等地放松一下身心。我征求了先生的意见后，给先生报上了名。心里想，这次一定要照顾好先生，陪先生度过一个愉快旅程。出发的日期是7月9日。8日下午，我专门到先生家中，帮先生收拾旅途所需物品，约定第二天一早到家中接先生到校门外乘车。9日一早，来到先生家中，客厅中没有看到先生，师母说先生在卧室。到卧室一看，先生正坐在床边，我说：“老师，咱该出发了！”先生一脸歉意地对我说：“清源呀，我可能去不成了。”我急忙询问原因。先生说，他早上起床时，一不小心，胸脯被桌角碰了一下，觉得胸部不太舒服。我说要带先生赶快去医院，先生看似平静地说：“估计问题不大。快到开车的时候了，要不你只管去吧，别误了车。我休息一下可能就没事了。”我说，我也不去了，咱再等等，如果不行，我陪你去医院。先生说：“好不容易有个出去放松的机会，别耽误了。你去吧，我不要紧。”然后站起来推着我，把我推出了门。我一步一回头，盯着先生的脸，想通过面部表情判断一下先生的病情。先生可能猜出了我的心思，一脸的平静，看不到难受的样子。我只好出门，怀着不安的心情，坐上了东去的汽车。
这次山东之行，60多位教师和家属，分乘两辆客车，先到曲阜，看孔府、孔庙、孔林；再到泰安，“登泰山而小天下”；又至济南，观大明湖、趵突泉胜景；后至青岛，游大海、上崂山。别人一路风景一路开心，我却一路风景一路担忧。现在想想，那时候要是有部手机该多好，可以随时打电话了解先生的情况。
7月21日下午5时许，我们终于回到了学校。我顾不上回我当时紧挨铁塔围墙的甲七排平房的家，立即赶到位于十号楼的系办公室。不等我问，办公室的老师就沉痛地告诉我，赵先生因撞伤肋骨，导致肺癌扩散，医治无效，已于下午2时在郑州逝世。系领导都已赶往郑州，处理先生的后事。同时转告系副主任王文金老师的指示，让时任古代汉语教研室副主任的我，立即组织人力，到学校小礼堂布置赵天吏先生的灵堂和追悼会会场。
接下来的一天多时间，我强忍着悲痛的心情，先是列出所有需要办理的事情，然后一件件地落实：在小礼堂进门后的南屋设置接待室，购买笔、墨、纸和花圈，洗印先生遗照；撤除小礼堂的桌椅，把先生遗照摆放在舞台前端正中；买来呢绒绳栓在南北两面墙上，用来悬挂挽联挽帐；请袁喜升老师书写了“赵天吏教授追悼会”的横幅挂在舞台上方，又写了“音容宛在勤奋一生育桃李，神魂离去芳名百世著清风”的挽联悬挂于舞台两边的幕布上，接待来自各地和全校各单位吊唁先生的人们，每来一批，都收下挽帐或花圈，登记上名字，带着人们到先生遗像前，鞠躬致哀。
中文系于安澜先生所写的七言挽诗“悼念理之教授”：“少年立志苦纯修，自来高校到白头。处世胸中无城府，抒论皮里有阳秋；从游同感春风坐，治学不为名利谋。今后两河桃李树，不胜伤悼过西洲”悬挂于东墙南北两侧；高文教授“悼赵天吏教授”的挽联“鸟迹穷源，终生勤执教，硕学奇文宗许慎；昊天不弔，一陨竟成灾，抱经同字恸侯芭”悬挂于南墙正中；
宋景昌先生所写“敬挽同门学兄赵天吏教授”的挽联“先后同门忆昔乐游嵩岭月，死生异路于今恸哭汴河秋”和邢治平先生“悼老友赵理之同志”的挽诗“风雨同舟五十秋，多年往事涌心头。招魂无术肝肠断，哀思滔滔日夜流”分悬北墙东西；人们送的挽帐，从西到东，挂满南北两面墙壁。
7月23日上午9时整，“赵天吏教授追悼会”在肃穆的河南大学小礼堂隆重举行。来自各地的语言学界人士、河南大学和中文系的领导及全体教师参加追悼会，校领导亲致悼词。当主持人宣布“向赵天吏教授肃立默哀”时，我在后台按下播放哀乐的开关。随着哀乐声响起，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两眼紧闭，双泪长流，不能自已。脑子里闪现出先生与我分别时的情景，我感到懊悔万分。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责问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带先生直接去医院检查，以致贻误病情，造成天人两隔！这种愧疚，直至今日，也没有消解。这也是“我在河大读中文”栏目开办将近两年，才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先生去世至今，已历35载。1992年，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董希谦老师退休，我接任教研室主任职务，直至2012年我退休。2015年，文学院领导决定，现代汉语教研室与古代汉语教研室合并，成立语言学教研室。由先生于1979年创立的古代汉语教研室，走过36年的征程后，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这期间先后有赵天吏、于安澜、魏清源、董希谦、王浩然、郑祖同、王兴业、李建伟、曾光平、王复光、张生汉、李谨、张启焕、吴君恒、杨永龙、郭振生、任继昉、杨雪丽、付书灵、陈鹏飞、刘永华、张新俊、丁喜霞、张新艳、刘云、袁莹共26位老师在教研室任教，共培养出了86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20人考取博士）和3名博士生。其中许多学生和老师如杨永龙、任继昉、王蕴智、王彩芹、丁喜霞、王韶峰、陈鹏飞、车淑娅、刘永华等都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他高校和本校的教授与知名学者。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先生和教研室所有老师的心血；这些后辈的茁壮成长，足可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赵天吏先生，我们深切地怀念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