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百益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考古学家、书法家，在史学、金石学、甲骨学、方志、书画等领域造诣较深，曾先后两次在河南大学工作：20世纪20年代中期，关百益受聘中州大学，任博物兼国文教员；30年代中期，以特设纂修身份加入附设于省立河南大学的河南省通志馆，其间他还受托为河南大学新建校门题写校训，这是河南大学一段鲜为人知的珍贵校史。

关百益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考古学家、书法家，在史学、金石学、甲骨学等领域造诣较深，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与河南大学的渊源。1936年11月，河南大学校门（今开封明伦校区南门）竣工，外面横额为“河南大学”四字；里面横额为“止于至善”四字，右书“明德”，左书“新民”。其字古朴雄浑，书法艺术水平极高。然而，近年出版的许多文献均未提及校门内外之校名与校训的题写者。通过对民国文献的不断爬梳剔抉，这个沉寂已久的谜团逐渐被揭开：1936年校训的题写者是关百益先生，校名字体的选择亦与其有关。同时，通过对这些史料的考证，还可钩沉出关百益与河南大学的密切联系。

一、关百益其人及术业专攻

关百益（1882－1956），原名葆谦（又作保谦），字百益，号益斋，曾用名关益谦。原籍吉林长白县，满族，其先祖于清代康熙年间随军入关，先居北京，后被派往河南开封，居里城大院（今开封龙亭北）。关百益生于开封，1907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速成科师范馆，师从著名学者罗振玉，是该学堂第二届毕业生。初留北京任职，先后任北京第二中学堂校长、北京第一中学堂校长兼八旗高等学堂校长。1912年，新建立的民国政府以故宫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为基础成立北京内务部古物陈列所，关百益曾任参事。1917年，关百益回开封，历任河南省教育厅公署科员、河南优级师范学校校长兼河南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18－1920）、河南省省长公署秘书、河南金石志编纂处纂修、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国文教员，1927年至1929年任重修河南省通志处纂修，1930年12月至1935年10月任河南博物馆（原河南民族博物院）馆长。1933年5月，与考古学家顾鼎梅、田玉芝、美术家刘海粟、滕固、王济远等六人倡议，在上海成立了近现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考古学会——中国考古会，由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出任主席。1935年，民国政府在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该年4月，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旧址举办文物出国前展览，河南博物馆是为数不多的参展单位之一。时任河南博物馆馆长的关百益负责将河南博物馆参展的8件文物（均系1923年在新郑出土的青铜器）押运至上海，并参与一部分筹展工作。1936年至1938年，关百益任河南通志馆纂修等职。1944年，经张钫介绍，关百益被西北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主讲考古学、先秦文学、民俗学等课程。1956年1月16日，因病在西安逝世。

河南博物馆部分职员合影1931年摄（前排中为馆长关百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考古学的引入对中国传统学术开始产生重要影响。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更是刺激了中国学者对金石文物研究的热情。关百益深受这种学术风气的熏陶，对龙门石窟、新郑出土文物、殷墟甲骨文、魏三体石经、南阳汉代画像石等均有较深的研究，在考古学、北碑、方志学及书画等领域俱有很深的造诣，著有《南阳汉画像集》《魏三体石经残石释证》《新郑古器图录》《伊阙魏刻百品释证》《龙门二十品释证》等百余种，被誉为近代考古学先驱、博物馆奠基人之一。他还作为文化名人，被收入1940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鲁迅曾对汉画像颇有兴趣，而关百益所著《南阳汉画像集》即受到其关注和称赞。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就说：“南阳石刻，关百益有选印本（中华书局出版）。”关百益的《新郑古器图录》亦为新郑所出青铜器等古物信息的相关传播提供了便利。郭沫若在《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一文中说：“新郑器物余均未见，近有关百益氏编著《新郑古器图录》一书，采收其青铜器九十三事，并别录考释诸事为一卷以附之，始得识其大略。”

关百益对龙门石窟及相关凿刻的调查、踏勘、研究用力甚深，成果亦丰。1913年，他在担任北京内务部古物陈列所参事时就开始利用工作之便从事龙门石窟资料的收集、整理，后还曾多次到龙门考察，著述甚多。他在《伊阙古迹图序》中说：“余访察伊阙，自民国三年始，距今已二十有三年矣。曾著有《伊阙石刻志》四十卷，因限于资，未付剞劂，又著《伊阙石刻图表》，于民国二十四年出版问世，其中造像图版，采用清光绪三十年法儒沙畹所摄百十幅，乃伊阙摄影最早而最完备者，又文字之记录，有二千二百余品之多，自来著录伊阙者，未有如是书之详尽者矣。”1936年冬，关百益又亲赴龙门石窟月余，按山逐洞摄影，以求留真，且发现一些新的佛像、唐碑，摄影三百余，比《伊阙石刻图表》所录多出两倍，编成《伊阙古迹图》。

《伊阙石刻图表》

对金石学尤其是熹平石经的搜求、整理，也是关百益用力颇多的方面。东汉熹平四年（175）至光和六年（183），灵帝诏大儒蔡邕等校定《周易》《尚书》等七种经书，用隶书镌刻于石碑上，部分由蔡邕亲自书丹，竖立在京师洛阳的太学讲堂门前，这便是《熹平石经》。后该石经遭到破坏，损毁严重。1931年春，时任河南博物馆馆长的关百益从张钫手中接收百余块熹平石经的残石，皆为当时新近出土，未见各家著录。关百益遂甄选一至九字者，凡六十品，精心捶拓编成《汉熹平石经残字谱》，仅成三十部，流传极罕。河南大学国文系主任邵瑞彭教授曾为之作《关百益属题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打本》诗：

宋贤能宝熹平石，曾向访秋馆畔求。倘遇中郎残叙在，应知旧本出梁丘。韦编说卦接文言，经翼分行见本原。珍重铁挝三折意，人间一字抵玙璠。高密古文仍汉隶，尚书字与夏侯同。几人补辑爻辰法，未把遗珍托郑公。胸中已负洗心经，损益何妨一例听。拟取龟畴伴鹰卦，笑看太一下苍冥。

诗后，邵瑞彭另撰小序一则，云：“郑君尚书古文说，用今文本。六朝时，今尚书三家皆失传，而一字石经尚书，文字与郑本同，隋志因误以熹平石刻有郑本。窃疑郑注与石经，并用小夏侯本。隋志之误，盖由于此。吾乡徐森玉，得石经叙赞残石，至可宝爱，惜其文不全耳。”诗与序指出了《熹平石经》在经学、文字学、文献学、书法等各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探究了《熹平石经》拓本的特点和历史传承，历数了宋代以来学者对《熹平石经》的重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关百益这一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是对关百益金石文献研究的高度肯定。关百益长期从事金石研究的资料搜集、学术积淀，为他主编河南金石志奠定了基础。

《汉熹平石经残字谱》

关百益还曾多次亲往安阳参加殷墟考古发掘，依据发现的甲骨，编著了共有八集的《殷墟文字存真》（第六、七集因故未出版），是研究甲骨文字的重要资料。

二、关百益与河南大学

关百益与河南大学的渊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1924年2月至1926年上半年。

1924年2月，关百益被刚成立的中州大学聘为博物兼国文教员。关百益任职中州大学的经历，诸多史料未有提及，唯《中州大学一览》与《文艺》记载其事。1924年6月，中州大学编印的《中州大学一览》详细记载了当时学校的办学情况，全书共分34章，诸如校历、职员一览、教员一览、缘起、入学、注册、毕业、休学退学、布告、学费及他项费用、免费、图书馆、生物学仪器标本、地质标本及模型、化学仪器及药品、物理仪器、机械室、初级中学手工教室、寄宿舍、周会、医药及卫生、课外作业、学校商店、毕业标准、初级中学学生应修课程、高级中学普通科学生应修课程、大学预科学生应修课程、哲学系学生应修课程、国文系学生应修课程、生物系学生应修课程、化学系学生应修课程、地质系学生应修课程、课程说明、本学年招生简章等。在“教员一览”中，对关百益有介绍：关葆谦，别号百益，河南开封人，41岁，职务为博物兼国文教员，通讯处为开封井胡同东口外路西，到校时间为“（民国）十三年二月”（1924年2月）。同时被聘为国文教员的还有嵇文甫（见图1）。在中州大学任教期间，关百益积极支持学生社团活动，为中州大学文艺研究会1925年4月创办《文艺》进行捐款，出任文艺研究会指导员（同时出任指导员的还有郭绍虞、董作宾、李雁晴等）。关百益这次在学校工作的时间不长，离开学校的时间应在1926年2至5月间。国文系王志刚教授1926年5月31日完成《中州大学校址考》一文初稿后，曾经就文章内容与关百益作过探讨。他在该文“附记”中说：“此稿脱后，晤前同事关百益君”，说明此时关百益已经离开了学校。

图1 教员一览

关百益在河南大学工作的第二阶段则是1934年至1937年河南通志馆附设省立河南大学时期。

1921年，为了加强修志工作，河南省在省会开封设立了河南通志局，1923年改称重修河南通志局。通志局设立的同时，还设有河南金石志编纂处（关百益任职中州大学前曾任该处纂修），专门编纂河南金石志。原规定四年，后改为五年编撰成书。但六年内仅完成《河南通志》稿一百二十八卷，金石志四十二卷，编出县志六部。1927年，河南省政府决定：原重修河南通志局与金石志编纂处合并成立河南省教育厅重修河南通志处，改由河南省教育厅领导，作为厅直辖机构。教育厅长兼任处长，下设二部：一为事务部，一为编校部。编校部设纂修三人、协修八人。其组织大纲规定：“聘请省内外硕学通儒为特设纂修及协修，酌送车马费，不另支薪。”关百益、河南大学国文系教授王志刚等四人被聘为特设纂修，张邃青、许钧等被聘为协修。虽然规定二年纂修成书，但由于军阀混战，修志时断时续，最终通志编纂未能完成。1930年，在国民政府颁发《修志事例概要》后，河南省政府在开封设立河南通志馆，归省政府直接领导。通志馆附编《河南金石志》《文征》，与编纂“河南通志”同时进行，关百益被聘为纂修，主编金石志。全书计划编写七百二十九卷，至1933年共编成六百二十九卷。《河南金石志》收录有新郑、洛阳的彝器，以及洛阳石经、南阳画像石、北邙一带的墓志，还有伊阙、巩县（今巩义市）的造像等，汇集河南之稀世珍宝，集河南金石之大观。这个时期编纂成果中的《河南金石志图》正编第一集于1933年12月由河南通志馆珂罗版影印出版，锦面装，选用上等净皮夹贡宣纸，开本较大，印制精良。顾廷龙云：“民国以来制纸印书者两人，一为关百益，印《河南金石志图》《伊阙石刻志》。一为郭葆昌，印《中国瓷器图谱》”。因为印制成本较高，仅出版正编第一集。卷首有时任河南省主席刘峙序言及编者自序，次有凡例十三则。该书系从《河南通志稿·金石志》中辑出精印而成，俾与志书相辅而行。在编辑金石志图时，以金石为主，列为正编，而砖、瓦、甲骨等列为附编。明清以来，在地方志的金石志中大多仅列一目，有极少数于个别目下附有图，而民国河南通志稿的编撰者能将金石志图单独印行，与金石志相辅而行，可以说是有相当识见的。该书出版后，赵万里发表书评，称“编者于古志墨本，夙有收集。故此编所载志石特多，且皆其精好者，具见用力之勤”，给予高度评价。此书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物资料，是继清代黄叔璥《中州金石考》、毕沅《中州金石记》之后又一部河南金石专志。

《河南金石志图》

关于金石图的后续编印，通志馆附设河南大学后，“本校校长杜岫僧先生，日前奉刘主席面谕，以河南博物馆馆长关百益先生所编辑之金石图第二集，仍需进行；此项编辑费用需洋四千余元，着由通志馆经费项下支用”，于是，学校“仍请关百益先生编制，均需经费四千余元，曾呈请省府由通志馆本年七、八、九等月经费内动支，旋奉令准，惟须另造金石图经费预算书及请款凭单，以凭核发”。

1934年11月20日，河南省政府决定将河南通志馆附设于河南大学，馆长由校长兼任，总纂修为时任河南大学讲座教授的胡汝麟（字石青），办公地点在大礼堂，关百益被聘为主要编纂人员（共六人），郭豫才被聘为助修（共三人）。因为附设于学校，文学院师生经常协助采访、编辑。编志期间，关百益经常作学术讲座。1936年，应河南博物馆晨光读书会邀请，关百益作“考古学大意”学术讲座，他结合自己新参加的二三十年代河南一系列考古发掘，在理论上对考古学的定义、范围、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1937年底，《河南通志稿》完成，计七编、三十六志、七百余万字。时值抗日战争爆发，未及印刷即被运往四川。抗战胜利后运回开封时，书稿已散失大部。

三、关百益题写校训

关百益为民国时期河南书画名家，其绘画颇有宋元之风，人物、山水、花鸟无不精湛，代表作品有《樊楼灯火图》《渑池石窟之图》等。《樊楼灯火图》曾在1934年开封举办的河南省现代书画展览会展出并获河南书画大展最高奖，后刊载于影印的《河南书画展览会书画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百益与李敏修、徐钧、靳志、张贞同为河南书法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孙洵《民国书法史》多有记载。其书法宗魏碑，擅行、楷、篆、隶，风格雄厚质朴。楷书师承龙门造像，常以方笔出之。隶书师法汉碑，尤其受《张迁》《礼器》等汉碑影响较大，结字方正，形拙意巧，古朴可爱。传世作品主要是行书，其行书师承北碑，而与帖融合巧妙。位于开封市东郊羊尾铺、修建于1930年的天主教河南开封总修院（2013年5月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古典牌坊式大门上有竖立的雕刻“河南总修院”，一旁小字为“北宋大花园故址”（后该雕刻被凿去），即为关百益手笔。洛阳新安县张钫所建的千唐志斋旁有张钫书房，书房的横额“听香读画之室”亦为关百益所书。据说，张钫书房横额两旁的“谁非过客”“花是主人”也是关百益所书。关百益的书法作品除博物馆收藏外，在开封铁塔、古吹台等处亦有碑刻存世。

关百益画像

1930年9月，中山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许心武校长和李敬斋先生对河南大学校园整体规划作了调整与补充。1931年11月20日大礼堂破土动工，1934年12月28日落成，历时三年，耗资20万元。南大门是1936年刘季洪校长按李敬斋、许心武两位先生1930年校园规划蓝图与设想而兴建的。南大门位于原校门西侧，于1935年5月动工兴建。兴建期间，“校门迤东迤西，并加筑围墙，仅于旧校门之东留一缺口，以便出入，以俟新校门完工，即将缺口堵实，改由新大门出入……本校拟自新大门至大礼堂接修马路，前秘书处、文书科办公室，及注册课后小院，已行拆除。原注册课后小院东边，则加筑新房多间，作办公室及储藏室之用”。1936年11月，河南大学校门竣工，大门上有筒板瓦、花脊走兽，下有斗拱承檐，椽飞起翅，四角如翼，正楼匾写“河南大学”。次楼匾额镶古典花纹，檐下额枋、雀替均作彩绘。大门北面正中上额横书“止于至善”四字，右书“明德”，左书“新民”（见图2、3）。“从1936年到1953年，它一直、挂在河南大学校门上。”

图2 南大门正面

图3 南大门北面

南大门是河南大学明伦校区的主入口，处于河南大学校园中轴线的最南端，南临明伦街，北与中心主体建筑大礼堂遥相呼应。该建筑以中式建筑为主体，融合了西方建筑线脚及券拱装饰手法。门楼既是整个近代建筑群的开端，又是建筑群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它的烘托使得整个建筑群更加华丽壮观、层次分明。在1936年11月28日上午举行的学校校庆纪念大会上，校长刘季洪在致辞中还对校训作了阐释：“今天将乘此机会，提出一点意见，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本校新校门上题的有‘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几个字，这是从《大学》一书上摘下来的，所以如此的用意，不仅是因他在字面上和大学有关，实际上这几句话，说明大学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并且指示大学教育的方法。明德是古代大学教育的目标，迄至今日仍然如此，哈尔巴特说大学教育在完成个人的德性（德性包含仁义礼智信各种美德），可见现在教育学说，仍与此符合。但只发展个人各种德性至高深程度还不够，必须应用于社会，自觉觉人，此即谓之新民。然而仍不应止于此，而要做到最好的程度，即止于至善，虽说止于至善，却并无停止不进之意。”

关于校门上校名及校训的题写者，《河南大学校史》是这样描述的：“中门正面上额横书‘河南大学’，系魏体，据称是从魏碑拓印而成”，“校大门北面正中上额用柳体金字横书‘止于至善’，左书‘明德’，右书‘新民’。”《河南大学百年纪事》：“北门正中横书‘止于至善’，左书‘明德’，右书‘新民’”。《河南大学校园百年建筑史》则称右书“明德”，左书“新民”。之所以存在左右差异，疑为作者面向或背向大门不同而导致的差别。至于校训题写者，长期以来未有提及者。然彼时出版的《河南大学校刊》对此有明确记载。

《校刊》原文称：“本校新校门自暑期动工兴修以来，迄已数月，兹各项工程完全告竣，建筑式样为宫殿式，画栋飞檐，辉煌金碧，极为富丽雄伟。外面横额为‘河南大学’四字，字系从河南金石志中摘出放大，不惟古色古香，且属本地风光，里面横额为‘止于至善’，旁题‘明德新民’四字，为本校校训，系名书家关百益先生手笔云。”（见图4）新校门落成之时，校长刘季洪兼任河南通志馆馆长，关百益时在通志馆工作，通金石，又是河南著名书法家，选定校训之后，由他题写校训亦属当然人选。因东北沦陷，1934年7月，东北大学农学院教授许振英、林世泽等率学生到河南大学借读，后部分学生转入河南大学农学院。1936年7月，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协调并经河南省政府同意，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先生率500余名师生到河南大学借读。因此，从当时刚落成校门的照片也可以看到，大门左侧悬挂一块“东北大学办事处”牌匾（见前图2）。

图4 校门竣工

结  语

长期以来，由于对关百益的研究较少，大众对其知之甚少。近年，有出版社推出了重点出版项目“关百益金石研究”丛书，辑录关百益众多研究成果中未刊金石、古陶研究类手稿十余种。这套丛书的出版，将让更多学者与金石研究者了解关百益先生的学术生涯、学术造诣、学术观点及学术贡献等。收藏市场上，其字画日益看好。开封市也加强了对关百益故居的保护，其位于开封柴火市街22号的寓所艮园，现仅保留一个大门，大门上方有铭牌“关百益故居”，2012年12月被列为开封市不可移动文物。时值河南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挖掘、呈现这一段历史，既是对办学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关百益先生最好的纪念。

文章来源：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审核人：苏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