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晚，河南大学文学院建院10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百年华诞 百场讲座”第七十一讲采取线上形式顺利开展，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复生受邀为我院师生开展题为“表达性政治的限度：革命乡土文学的内在张力”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文学院副院长白春超主持。

讲座伊始，刘复生对乡土革命的正统理论形成进行追述。他分析了乡土革命正统理论的两个重要来源，即苏联的影响与中国早期革命的华南经验。在梳理南北方在租佃关系、宗法关系与阶级压迫方面呈现的差异时，他强调南北方宗法关系造成了阶级结构的不同，致使社会矛盾呈现出不同状态。晚清以来，国家力量借助地方豪强介入地方管理，在南方表现为劣绅借国家权力维护地方统治，而北方乡村豪强则成为国家力量的代理人或经纪人，以国家的名义剥夺集体利益。南北方差异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即在南方形成的受苏联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的判断，与四十年代进行的乡土革命的历史实践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刘复生阐述了土地革命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差异。他解释到，三十年代以后土地革命的重心转移到西北和华北，由于南北方在乡村结构和社会状况存在差异，造成了三十年代以华南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正统理论和北方的社会状况之间的矛盾，形成革命史上的“华北难题”。他指出，华北的革命动员诉诸于现实矛盾，所以要给权威的阶级斗争理论赋予新的内容，由此产生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张力。表达性现实是在阶级斗争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将其他社会矛盾讲述为经典的阶级关系，从而催生阶级意识，创造革命动员的条件。表达性现实不是随意进行的，也不是虚假的，而需依托一定的社会基础。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距离如果不适当拉大，就会造成实践上的危机。

结合具体的革命乡土题材作品，刘复生阐述了革命叙事内部的张力。他以《白毛女》为例分析到，逼死杨白劳的罪魁祸首是内卷化和商品化，以及沉重的债务而非地主与佃农的封建阶级矛盾；黄世仁的阶级性质实际上是经营性地主兼金融资本家。此外，刘复生解读了《红旗谱》与自耕农的困境，并指出《红旗谱》的主题是自耕农作为乡村社会自我保护力量，反抗土豪劣绅或“赢利型经纪人”，试图重建乡村共同体。围绕《红旗谱》的具体情节，他提出小说中展现出的中农的抗争精神符合历史真实，但小说中阶级压迫的例证却是冯兰池依靠国家力量对共同体秩序的破坏。刘复生总结到，小农的政治诉求是重建共同体，其中杨白劳要求的是来自传统共同体的救助，侧重要礼；朱老忠呼唤重建乡村交换的理性规则，侧重要理。刘复生表示革命文学往往采取最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把贫农和中农的落后性和保守性提高为斗争性。

刘复生从历史评价和美学层面分析了革命乡土文学。他认为乡村革命，包括土改具有无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文学叙事应当运用从正统革命理论出发的策略性修辞，把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改写为封建性阶级矛盾，从而配合革命动员，完成革命文学的任务，为进一步的革命实践创造新的契机和时势。在另一方，他指出革命叙事中存在表达性现实的隐患，由于回避了历史的复杂性，革命乡土文学没有达到现实主义的深度，在思想和美学层面上存在明显的欠缺。他表示，虽然作家们普遍意识到了现实状况、自身经验与权威理论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只是极有限度地进行呈现，并尽力把它纳入既定的观念框架。

会议尾声，白春超对刘复生教授的倾情讲授表示感谢并总结发言。他认为刘复生教授主要梳理了过去学界对于革命乡土文学已经达成共识的评价，并从中找到一些可以供我们深入探索的路径，刘复生教授的关注点不仅在于文学，视野非常广阔，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对学术研究具有极大的推进。

讲座在师生热烈的讨论和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