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怀疑人死可以“托梦”的说法，也不懂得现今流行的“量子纠缠”理论，但我却坚信在亲人或者相知甚深的人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心灵感应。20年前，一向溺爱我的曾祖母的去世，我梦到了；一年半前，曾经悉心照顾我三年中学生活的姑母的去世，我也梦到了。而在2021年1月15日，由于学校刚刚放假，我重新拾起了早起散步的习惯。就在我在校园里边走边设想着何时、以何种方式再请吴老师来湛江的时候，突然在微信群里看到了“吴福辉先生今晨在加拿大突然逝世，享年82岁。医生诊断心脏病突发”的消息。我想这决不是偶然，它应该就是我们师徒之间的一种心灵感应吧！这一天，我先是祈祷这消息不是真的，后又很快理性地认为它不是假的，因为没有哪个人会恶意制造并散布这样谣言！待到这消息逐步得以证实，尽管我仍然在值班开会，忙这忙那，但我的心情悲恸，精神恍惚，眼前始终晃动着老师那威严而又温和的影子。
我最早感受到吴老师的威严是在2000年5月于河南大学文学院办公楼举行的博士生面试。那时，直到笔试结束，我既不知道河南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博士点，也不知道吴老师就是河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我只因为1994年在河南大学参加过一个为期不到两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班，之后与刘增杰老师有过几次通信，便毅然报考了他的博士。等到面试，我才从一起参加面试的同学口中得知面试专家中有吴福辉老师。其实，我对吴老师并不陌生，在此以前还曾经见过他一次。那大约是在90年代初的曲阜师范大学，我参加过一个包括吴福辉老师、钱理群老师、孔范今老师等在内的庞大学者团与研究生的见面会。但由于学者多、时间短，同时再加上吴老师没有讲话，除了他的个子高大之外，我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样，到2000年，我对吴老师的印象虽然不深，但他的名字却如雷贯耳。我知道，吴老师是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正在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具权威性的专门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常务副主编。读过的书则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钱理群等合著）《沙汀传》《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等著作。其中，特别是体例独特、观点新颖、表述凝炼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我已买过两个版本，从考研到教学都是最重要的精读书目和参考书目。本来，我是一个自卑感很强的人，如今就要面对这么多的专家、这么大的学者，自然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紧张与敬畏。待到进入面试考场，我现在已经忘记诸位先生问了什么问题，也不记得自己回答了什么，留下唯一记忆的就是一向平易近人的刘增杰老师和风细雨地向吴老师介绍：“阎开振已经是副教授，还在你们丛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刘增杰老师当时是否已经有了把我分给吴老师并故意向他推荐的意思，但我当时最渴望的无疑还是能得到吴老师的首肯或者称赞，以便使我的录取更加充满希望。然而，吴老师似乎并没有说什么，他有点若无其事，但眼睛的余光里透着逼视。我被看得有点发毛，于是便慌慌张张地逃离考场，也因此就有了威严的感觉。
第二次体验吴老师的威严是有关读书和博士论文的选题问题，时间应该是2000年底，也即我们入学之后吴老师第一次来开封。我和司机前往新政机场去接，可未到机场便收到了飞机因下雪不能降落的消息，我们只能临时找宾馆住下等待。这样，从中午等到晚上8点，我们才接到老师。在返回开封的车上，吴老师在兴奋地谈了飞机先飞往洛阳，又飞往南阳，最后又返回郑州降落的奇特经历之后，便开始了对我的“拷问”。他先问我对考试录取的感受，我把面试时的担心和慌张据实以告，他一边嘿嘿笑着，一边问“我有那么可怕么？”。接着，他又问我读过哪些现代作家作品，我以读过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林语堂等人的全集或文集回答，他若有所思地点头；待问到废名、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的作品时，我回答不上，他就直言不讳地说我“读书还很不够，需要补课！”，并因此还搬出了他的导师——王瑶先生强调“多读书，坐稳冷板凳”的名言。而在开封的那几天，吴老师还问到了我今后的学习打算与研究计划。我因为之前曾经发表过几篇关于郭沫若的学术论文，于是便将有关郭沫若研究的“宏伟构想”大谈了一番，并声言要以郭沫若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出乎我意料的是，吴老师当场就给予否定，并严厉地警告我“你的构想没有建立在史料之上”、“郭沫若研究有资料的限制”、“你不要急于确定选题”，等等。这一“棒喝”之后，吴老师便给我开出了一长串京海派的刊物与作家作品清单，并不断用“生命体验”、“论从史出”等观念将我慢慢引入了他所开创的京派文学研究领域。对此，虽然我至今仍对中断郭沫若研究感到遗憾，有时也并不完全认同吴老师的某些“师承”观念，但是，跟着吴老师走进京派文学的研究领域却使我受益匪浅，即我不但拓宽了知识面，看到了另一个文学世界，而且还从作家个体研究转向作家群体研究、文学流派研究，体验和掌握了又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角度。
按照惯例，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其中特别是吴老师所带的学生，大都要到北京查阅资料或者学习一段时间。没有想到，我在2002年初的北京又一次领教了吴老师的严厉。这件事情的原委要追溯到我的眼疾。在博士学习阶段的第二个学期，也即吴老师给我开出京海派文学的阅读清单之后，我还承担了《新语文读本》现代文的部分选文任务。吴老师的意思是让我借此扩大现代文学的阅读面，一举双得。这样，我按照两个清单一边阅读京海派文本，一边完成选文任务。三个月下来，由于集中、过度用眼而导致了看书不到十分钟就会干涩、疼痛的眼睛疲劳症。之后的半年，我一边读书，一边看眼，几乎跑遍了从开封、郑州到淄博、济南的所有眼科医院。为了查阅资料，也为了尽快确诊并进一步治疗，我于11月初来到北京，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特为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准备的地下室房间。在北京，我泡中国现代文学馆、首都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获确实不小。然而，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告诉我，如果继续过度用眼，眼睛不但不会好转，还有可能恶化，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休息一段时间。于是，2002年元旦刚过，我便向吴老师提出了提前回家的想法。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跟老师说清楚，也可能是因为他感到突然（以前没有跟他说过眼病的事），以为我借故偷懒，总之是他生气并发了火。他让我要么选择努力读书，要么选择休学或者退学。当时，我没敢跟老师面谈，而是在北京的大街上给他打的电话。寒风凛冽中，我感到十分委屈、伤心和无奈。接下来的那个寒假，我过得很短，也很痛苦。而当我最终选择继续读博并于元宵节前又来到北京的时候，吴老师似乎看到了我的决心，他高兴得与师母一起陪我下馆子、吃烤鸭。饭桌上，吴老师详细询问了我的眼病的情况，并劝我读书也要劳逸结合，注意方法，用脑和用眼都要讲究卫生。他的话语里贮满了平和与温情！
吴老师常说，他是“南北人”、“南人北相”。这不无自豪的话语，不仅是说他作为一个生在上海的宁波人长期生活在鞍山与北京，在外形上长得人高马大，而且还是指他在性格上同时兼具北方人的豪爽直率与南方人的温和细腻。据我后来的反思，我所遭遇的吴老师的威严或者说严厉，尽管都有具体的发生环境、条件和原因，但都可说是他豪爽直率性格的表现。其实，在更多的时候，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他的温和与细腻。
我很难忘记，在毕业前夕，吴老师对我论文和工作的频繁关心。由于眼病的干扰，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进展缓慢，吴老师经常是邮件与电话交叉催促。前面那两章，他让我一章一寄，而且很快就反馈给我意见。吴老师告诉我，他一般都是先打印出来，然后再进行审阅修改，所以，他给我的意见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仅纠正已有的错误，而且还指出下一步该怎么写，可说是正中肯綮。十三年后的2016年，他将我论文的纸质修改稿专门寄给我保存，上面密密麻麻的意见与各式各样的符号让我感动不已。到论文答辩，因为有“非典”疫情，吴老师不能亲临现场。但他主动给我打电话讲注意事项，并说毕业典礼无论如何也要来参加。毕业典礼那天，我们与老师合影、聚餐、喝酒，他似乎比我们还兴奋激动。到了第二天下午，吴老师还特意陪我重新爬了一次铁塔。我们在铁塔公园散步，坐在草坪上聊天，他鼓励我继续到大学教书，帮我分析求职学校的情况。我告诉他曾联系过他家乡的宁波大学，他兴奋异常，想马上就给那里的戴光中教授打电话。又听我说打算回山东老家的青岛大学，他也说那里有很多朋友可帮忙。后来，我颇费周折去了青岛，自然与吴老师的推荐有关。再后来，我因经济压力离开青岛前往湛江，他不但持理解支持态度，而且还帮着出谋划策。
我还记得，在2016—2017年之交，吴老师有一个湛江——文昌的“休养”之行。2007年，由于他的两个弟子——我与肖佩华兄都在湛江，吴老师就曾经来过一趟。那一次，因为时间紧，吴老师在为湛江文联和我们分别所在的两所大学做了三场报告之后，便匆匆北返。这一次，因为是来“休养”，所以在时间上就比较充裕，我们可以从容地说话、聊天。在湛江，他跟我所在学校的教师座谈、给学生做报告，学生们都很崇拜，老师们则说“这么个大学者没有一点架子，真是一个随和的老头儿！”除了周末，他不让我们相陪，自己一个人步行逛遍了湛江赤坎的大街小巷。其中有一天，我将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送给他，他高兴得马上在微信群里宣传。其实，我给老师送书是有忧虑的 ，因为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请他作序。本来，我也曾经打电话向老师求序，只因那段时间看多了病中父亲的孱弱，所以，当听到老师用沙哑、沉闷的声音说出“身体不好”时，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是不想让一个病中的老人再为我的一个小序操心费神。如今面对老师，我小心翼翼地说出原因，他说了句“我还不至于那么虚弱”，同时随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老师的序，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但师徒间的默契与相互理解则更值得我永远珍惜。2016年的最后一天，我因为父亲病危而匆匆赶回山东，吴老师则托付给肖佩华兄照顾，并由他负责送往海南。一个月后，我由山东返回湛江，不久就“飘洋过海”去看望老师。在文昌，我们师徒二人走沙滩、逛文庙、吃文昌鸡，很快度过了两天的幸福时光。其中，最令我欣慰和想念的是，吴老师不仅快乐得像个孩子，而且还精打细算，把两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而又井然有序！
吴门弟子都知道，吴老师是一个爱旅游、爱热闹的人。他在晚年尽管身体欠佳，多次动手术治疗，但他依然喜欢出行，并创造机会招呼师徒们相聚。而在这相聚中，老师的平和、温情与细腻尽显。2016年夏天，借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问世三十年的纪念活动，我们相聚北京，他精心策划了香山之行。在香山之夜，他不仅洒脱地宣告了处理自己藏书的类似“遗嘱”的意见，而且还给我们每个人挑选并赠送了可能缺少与需要的书。2017年7月，我从北京前往美国。为了老师方便，也为了能与老师多待一会儿，我专门住到他家附近。那天，吴老师以不能商量的口气坚持请我吃午饭，我则通过商量定下了晚饭请他吃徽菜。其间，他还牺牲了午睡，急匆匆跑到我的房间，我们共同策划了《博览群书》的“名师之于高徒”系列文章。2018年10月，我们又借着茅盾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聚集重庆，在给他祝寿的餐房里，他拿出精心准备的“寿”字让我们高高挂起。会议结束，由西南大学的王本朝先生派车，我改签了机票陪老师到武隆旅游。一路上，我搀扶着老师，胆战心惊地走完了“天坑”。之后，我乘机返回湛江，他则被接到重庆师范大学做学术报告。第二天，我收到了老师这样一个微信：
“离开你后十分紧张，故现在才看到询问。只是累，其他均好，中午启动返程。谢你一路关照。”
陪着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去看陡险无比的“天坑”，我真是十分担心！老师的“示弱”，也让我第一次感到了他的衰老。他一路上任由我搀扶，过后又感到“十分紧张”，这应该是一个老人失去依靠后特有的孤独、害怕心理。2019年8月17日，河南大学举办“吴福辉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我们一见面，吴老师就对我说，你去文昌时带去的山东熏鸡（我家乡阳谷县生产的“五更炉熏鸡”）真是好吃！这话我记住了，回去便给他网购了5只寄往北京。他收到后立即给我回信：
“开振，山东薰鸡刚刚收到，谢谢。老师对你送的烧鸡念念不忘，真是馋得可以。今后应设法自己购买，能邮购吗？不然就归入在加拿大想念祖国的范畴吧。”
吴老师写这这段话的时间是2019年8月25日晚上9点，也是他再次前往加拿大的10天之前。吴老师的话说得十分率真，也很幽默，但我相信，身在异国的吴老师一定“想念”过我的“山东熏鸡”！可如今，吴老师您“不留地址便突然远行”（吴福辉：《生命也因质朴而美丽——怀富仁》），我的“山东熏鸡”该寄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