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尘寰泱莽，蜉蝣朝暮，于雾散云消时，东坡居士写下此首偈子诗。

此时的他，年事已高，多年的仓皇辗转下，更是风烛残年。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在人生的余尾，缠绵病榻的苏轼俨然释然。

纵观苏轼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亦称得上生有悲泣、死无哀叹。寻其生命之脉络、觅其人生之纹理，或幸知其旷达明理之一二。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北宋汪洙在《神童诗·四喜》中写人生四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十九岁的苏轼，娶得情投意合的妻子王弗。洞房花烛夜，望着烛光摇曳下的美娇娘，美酒下腹、醉意氤氲的苏轼，写“寒玉细凝肤”，念“欢娱。豁得平生俊气无”。人生啊，欢娱啊，无不过此刻春宵，无不过佳人相伴。惟愿这般好天凉夜久一些，再久一些。

二十一岁的苏轼，实称得上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辞家出川，随父亲苏洵进京赶考。然汴京繁华，十步香车，纵是少有才气的苏轼，也不过名公巨卿言谈中“卑卑不足道”之人。幸才华未掩，正月春闱，苏轼一举夺得榜眼。此时的他，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教人如何不艳羡，如何不嫉妒，细数苏轼人生不过二十余载，四喜已占得一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纵使未尝青梅，眉梢已有酸楚。

痛爹娘无期，恨有才不售

“月盈则亏，人满则溢”，万事物极必反。

黄柳菀菀、杂花濛濛的四月，蜀地传来了噩耗——程夫人积劳成疾，已撒手人寰。

错了，错了，一切都错了。他尚未是那范滂，却已失了母亲。稚子童言，像绵密的细雨，淅淅沥沥；又像穿肠的毒药，肝肠寸断。此刻的苏轼，是病魂颠倒的，是“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的，是“一星如月看多时”的。

程夫人于苏轼，是母、是师、亦是友，是那顽劣稚子的穹苍，亦是那离乡游子的心灵寓所。她是，是苏轼这，这鹤唳华亭中不可残缺之人。于是，他写，“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于是，他写，“亡妻崇德君曰：‘使仙姑在必不发也’”。

可天命，对苏轼是残酷的、是无情的，纵然无违，却字字诛心。

汪洙写四喜，亦写四苦，写苦为“少年丧父母，中年丧配偶，老年丧独子，少子无良师“。可苏轼，还要苦些、再苦些，好似世间的苦他是要吃个遍、吃个尽的。

三年守孝，仕途陡折，苏轼还未曾咀嚼吞咽下这份苦楚，却在乍然间，才知缘是开端——治平二年五月，妻王弗去世；治平三年五月，父苏洵逝去。

痛、痛、痛，竟哀哀欲绝；莫、莫、莫，犹聊复尔耳。怎一个“痛爹娘无期，恨有才不售”！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此一生，于苏轼，是“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的忧思，是“寄卧郊扉久，何年致此身”的悲凄，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惨淡。

“寿夭由天命，哀荣出圣慈”，分明只寥寥数字，却困住了苏轼，困住了东坡。

元丰二年七月，为着一桩“乌台诗案”，四十五岁的苏轼，被贬黄州；元佑八年六月，鸱鸮弄舌，诬其“讥刺先朝”，五十九岁的苏轼，寓徙惠州；绍圣四年七月，受旧党牵连，六十二岁的苏轼，谪居儋州。

要怨这天命吗，怨得心似黄连涕泣难忍吗？该恨这君王吗，恨得白牙咬碎血泪难咽吗？

苏轼写，写这失意流离，写这可笑人生，写“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他又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写这天地广漠，我心自明。

苏轼行，行过坎坷，行过棘刺，行至心之坦然。

以是，在罗浮山，他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半生执着轰然散去，唯留半身漂泊半身自若；以是，在儋州，在终末之地，他，停了下来。

这飘摇的十数年，这难言的千般苦，这人生的万种磋磨，折损了光景，却未能压垮他。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靖国元年三月，行将就木的苏轼在金山龙游寺作《自题金山画像》，捡寥寥数语勾勒平生，拾只语片言寄寓坦然。

仓皇辗转，溘然长往

苏轼的一生，是仓皇的，是辗转的，是多悲多恨旳；却又是淡然的，是闲适的，是襟怀洒落的。

于是，他说，“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于是，他道，“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这一生，我想，于苏轼，已是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