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感谢各位校友热情支持，自本栏目开设以来，收到许多满怀深情的回忆文章，实在令人感动！来稿都会陆续在公众号和学院网站推出，并汇集成书出版。我们期待更多来稿，文笔可以多样，风格可以多样，可以谈您在这里的收获，也可以摆问题提建议，可以谈当年的学习，也可以说此后的工作，只要有益于学友之间交流情感与经验，都是我们欢迎的。

我于1977年底参加高考，1978年3月入开封师院中文系读书，不久学校更名为河南师范大学，1982年元月我从这里毕业，前后整整4个学年。毕业不久，学校又恢复河南大学校名，为了与现在的河南师范大学相区别，所以我们总是称母校为河南大学，因为这是她最标准的名称。河南大学校园北边有一座巍峨的铁塔，我们这些整天眼望铁塔、耳听塔铃声的河大学子，总称自己是“铁塔牌”，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河大四年的读书生活，给我留下了许多非常美好和终生难忘的记忆。

一、师恩难忘

河南大学是百年老校，解放前是国立大学，师资力量特别雄厚。虽然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农学院、医学院、行政学院分别独立办学，水利、财经等院系也先后并入其他高校，学校降格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开封师范学院，但文科院系并未伤筋动骨，所以实力犹存。

我所就读的河南大学中文系实力最强。当时教授有任访秋、华锺彦、高文、于安澜、龚依群、牛庸懋等先生，副教授有王梦隐、滕化昌、陈信春、王宽行、宋景昌、何法周、刘增杰、李春祥等老师，当然还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由于“文革”十多年没有评职称，所以当时的老师职称都很低，有的三四十岁了还是助教，但是他们水平都很高，敬业精神强，特别是对学生非常热情。

河南大学中文系当时最著名的教授是任访秋先生。他年轻时肯定个子很高，但我们上学时他的腰弯得厉害，两只手也往后伸着，不知是不是“文革”时挨批斗留下的毛病。他当时是系主任，还是省政协的兼职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可能是因为工作忙，所以给我们上课很少。我听过一次他讲的专题课，学术性很强，但说实在的不是很生动，可能是因为我水平低听不大懂的缘故。但我当时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当时的《河南师大学报》上经常刊登他的论文，主要是近代文学作家论，一篇论一个作家，如论龚自珍、魏源、黄遵宪、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这些文章写得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同学们都很喜欢读。现在想来，正是任先生的文章给了我最初的学术启蒙。

当时给我们上课最多的老教授是华锺彦先生。华先生个头不高，但腰板很直，身体很健壮。他主要是讲先秦文学，很有激情，学术水平又高，所以讲课条分缕析，见解新颖，纵横捭阖，妙趣横生。他逐字逐句为我们讲解《离骚》，具体分析屈原的“美政”理想；他还擅长古诗吟唱，拖着长腔，音韵悠扬；他一手拿着板擦擦黑板，一手竖排板书，字体端庄遒劲。华先生还是一位诗人，当时学校主办文艺晚会时，经常可以见到他出场吟唱古诗或朗读自己的诗篇。

当时的副教授后来都成了知名的教授，为我们上课较多的是王宽行、宋景昌、李春祥老师。王宽行老师主要讲毛泽东诗词，他特别有激情，声音很高，在能容纳200多人的大教室里上课从来不用扩音话筒；他也讲《木兰诗》等古诗，分析很深入，往往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但他的板书比较潦草，写的也比较乱，往往仅是达意而已。宋景昌老师据说被错划过右派，经历过坎坷，也有人说宋老师落魄时曾当过说书艺人，不知真假，但宋老师给我们讲唐代文学，上课时确实有说书艺人的特点，手舞足蹈，语言特别生动，听他的课让人感到特别轻松愉快。李春祥老师主要讲元明清文学，他温文尔雅，治学很严谨，讲课也特别认真。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还有很多，如陈天福老师讲现代汉语，毕桂发老师讲文学理论，吴君恒、马荣连老师讲文选与写作，王文金老师讲现代文学，滕化昌、魏清源老师讲古汉语，卢永茂、严铮老师讲外国文学，白本松、张家顺等老师讲古代文学，他们都非常认真。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当然还有治学的精神和师德风范。

让我非常难忘的还有指导我写作毕业论文的李博老师。当时临毕业时每人都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我不知道毕业论文该怎么写，只是借来《国语》读了几遍，又把各种文学史上对《国语》的介绍收集起来，于是就以“试谈《国语》的思想和艺术”为题目，写出了一篇5000多字的初稿，送给李博老师批改。李博老师看后，说我的文章题目太大，内容太空泛，说《国语》的特点是长于记言，你就重点写写《国语》记言的特点吧。这一下子可把我难住了。本来我的文章谈《国语》长于记言只有一段话，现在让我把这一段话扩充为一篇不能少于5000字的论文，这该怎么办呢？于是李博老师启发我，让我再反复读《国语》原著，归纳出《国语》记言的几个特点来。我不能跟老师“叫板”，只好再去读《国语》原著，把《国语》中的人物对话都抄录下来，制成卡片，反复比对，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归纳出《国语》人物语言的逻辑性强、形象生动、个性化、口语化等几个特点，于是又以“试谈《国语》记言的特点”为题目，写出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稿。我把这个文稿又交给李博老师审阅，这一次李老师看后基本满意，只是认为谈《国语》人物语言逻辑性强一段论述还不够深入和准确，于是又建议我向政教系一位专门教逻辑学的老师请教，并且给我写了推荐信。我拿着李博老师的推荐信找到那位逻辑学老师，这位老师非常热情，帮我详细分析了《国语》中的几段人物语言如何逻辑性强，从推理到判断，从大前提、小前提到结论，反复讲解，让我茅塞顿开，很受教益。我按照老师的指教又认真修改文稿，这第三稿交给李博老师，李博老师终于满意地笑了，给我的论文打了优秀。现在想来，正是李博老师对我的严格要求和认真指导，才使我初步懂得了应该怎样写作学术论文，才初步把我引向了学术之路。

我非常感谢河南大学中文系当年教过我的老师们！难忘恩师，师恩难忘！

二、我最喜欢的图书馆

河南大学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那是我最喜欢也是最常去的地方，几乎天天都去。

河南大学当时的图书馆是在六号楼和七号楼，六号楼是借书的地方，七号楼是阅览室。这两栋楼都是近代建筑，古色古香，特别是七号楼，雕梁画栋，叠檐飞阁，显得特别高贵典雅，温婉秀丽，所以又被人称为“河大美女楼”。到这里借书和读书，心里总有一种庄严和神圣的感觉。

河大图书馆藏书特别多，当时就有100多万册，特别是还有10多万册线装古籍弥足珍贵，报刊杂志也比较齐全。河大图书馆应该是当时全国高校中藏书最丰富特别是珍藏古籍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河大图书馆的管理也非常好，当时的馆长姓什么我忘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给我印象很深，感觉他很有修养，非常负责任，我们经常看到他在图书馆里忙碌，有一次他还动员我写读书体会，因为图书馆里经常办有图书读后感之类的专栏。当时图书馆自动化水平低，管理员工作量很大，特别是书库负责借书找书的老师，往往里里外外找书抱书，很忙很累，但他们态度都很好，服务很热情。阅览室里是半开架式阅览，靠通道有很长很长一排书架，放有各学科的比较常用的很多书，书脊朝外，同学们在外边看中了哪本书，就让管理员从里面拿出来，把借书板插在那里,然后拿着书在几个阅览室里任意找个座位坐下阅览。阅览室里特别安静，坐在里面看书也是一种心灵境界的陶冶，有时不小心拉椅子什么的弄出点儿声响，就会感到很惭愧，因为整个阅览室里几十上百人都很安静，自己也自然会受到感染。河大图书馆开放时间也比较长，特别是阅览室，就是星期日也是开放的。

那时我们上课一般都是上午3节课，下午大多没有课，所以每天上午第4节和下午，还有星期天，我们总是喜欢结伴到阅览室里去，时间短就翻翻报纸杂志，时间稍长些就借本书安静地看书。我是特别喜欢到阅览室看书，因为这里想看什么书基本上都能借到，看书的效果也好，同时来这里好像还能净化心灵。

我的体会是，好的大学不仅是有优秀的老师，而且同等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因为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河大图书馆，正是我们河大学子阅览求知、安放心灵的最佳去处，是一座文明和文化的圣殿。

三、当时的学风真好

河南大学一直有着良好的学风，我们1977级学生在校学习时学风尤其好。大家深深感到“文革”10年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在高中毕业多年之后又考上了大学，学习机会难得，总想把过去浪费的时间补回来。可以说，当时大家一天到晚满脑子想的就是学习。

早晨起床的铃声一响，大家总是从床上一跃而起，先是洗脸、刷牙、跑步，接着是听着学校的广播做广播体操，然后就是晨读。至今我还忘不了当年晨读的情景，校园里到处都是捧着书本的学生，或坐或立或慢走，或背诵或朗读或默读，一片读书声呀！我喜欢在早晨背诵古文古诗，每天早晨总要背诵一两篇。屈原的《离骚》那么长，373句，当年我利用一周的晨读时间就背诵下来了。每天晨读的时间大约有1个小时左右，但总有一些同学到了早饭时间还不回去，他们生怕买饭排队浪费时间，所以总要错过买饭的高峰，以赢得10多分钟的宝贵时光。

吃过早饭，大家听着广播里的歌声往教室走，那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到了教室，大家总想往前面坐，有些同学头天晚上就已经用书本或坐垫把前几排的位子占着啦。到了老师上课的时候，大家总是认真地记笔记，总想把老师所讲的每一句重要的话都记下来。课间的时候总有同学围着老师问问题，也有同学翻看别人的笔记补充自己的记录。上午多是3节课，大家下课后总是赶快往图书馆跑，或者是借书，或者是去阅览室翻翻报纸杂志。见缝插针呀！

吃过午饭，大家总是习惯睡会儿午觉，令人感动的是有些特别爱学习的同学很少在寢室床上睡午觉，而是要到教室里去看书，看累了就趴在教室课桌上睡一会儿，睡醒了就到外边水龙头下洗把脸再回教室里接着学。

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或者晚饭后，也有不少同学要到外边活动活动，到铁塔公园里去散散步。但那时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散步都是背着书包的，总是拿着书边走边看，很少并排走，总是一前一后，互不打搅。一起说话的时候也总是交流学习体会，或者朗读自己的诗作，抒发青春的梦想。

最难忘的是河大的晚自习，当时各系各班虽然都有固定的教室，但学生并没有固定的座位，我们上晚自习总爱到历史系、数学系的教室去，因为到外系的教室去大家都不认识，就免去了许多寒喧和打搅，况且到人家教室去肯定不能乱说话，学习效果自然就特别好。

还有一点，当时学校为了让学生按时作息，教室、寢室里都实行灯光管治，一到晚上9点30分，教室里就停电啦，一到10点多，寢室里也就灭灯啦，生怕学生过于劳累。这样一来，那些特别想多学一会儿的同学就有意见啦。意见还非常强烈，反映到学校，学校没有办法说服，只好在数学系里安排了一个长明灯教室，供全校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在里面学习。

现在想来，那时我们对学习真是如饥似渴，废寢忘食。学校管理者的任务不是要如何督促学生读书，反而是要督促学生多休息，别太累，这种学风，真是令人难忘和怀念呀！

四、乐在艰苦中

我在河南大学读书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物质条件非常差。

当时的开封绿化远远没有今天好，经常风沙弥漫，河大校园旁边古城墙残垣断壁，下半截多被风沙覆盖着。河大的学生宿舍是校园北半部的一排排平房。刚开始时我居住的寢室是乙八排最东头的一间，后来搬到乙六排6号。住在这里，冬天的时候特别冷，夏天的时候又特别热。房间里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甚至连个窗帘布也没有。我记得当年夏天住在这里，床上铺个小蒲席，每天晚上都会被汗水浸透。

教室里条件也很差。我所在的中文系77级6个小班分两个大班上课，我们5班属于后大班，固定在10号楼的124教室上课。教室里没有课桌，而是一排排的木连椅，木连椅的后背上钉着一块长条的横木板，约有七八寸宽，那就是我们写字的“课桌”。

我们上大一的时候，用的教材是油印的讲义，到了大二的时候才开始发铅印的教材。更可怜的是，那时候商店里连个笔记本也不容易买到，为了记课堂笔记，我曾经买不到笔记本，只好买了几本写毛笔字用的大字本来记笔记。

当时我们个人的生活条件就更困难啦。上大学4年，家里几乎没有给过我什么钱，我主要是靠国家资助的伙食费和助学金生活。伙食费每月14元，36斤粮票，并不发现金，只发饭菜票。助学金平均每生每月3元，家庭条件好的不发，农村来的家庭条件差的学生每月可领4元。这4元助学金供我用来买日常用品和衣服，实在不够用，所以我常常到伙食科将菜票换成现金来贴补。那时吃饭很艰苦，早饭常常是馒头加咸菜，偶尔吃个鸡蛋就是奢侈。学校每到周末都在大礼堂里放电影，电影票偏排位置是每张5分钱，位置较好的是1角，最好的是1角5分。每次电影票发下来，我们都是争着买5分钱的票。

记得让我最尴尬的一件事是在大一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出去跑步，因为天还没有大亮，又刚下过雨，我的一位室友一脚踏在一个小水坑里，污水溅了我一身。等到上课的时候，我穿的深色裤子被风干了，上面显现出很多泥点。但没有办法，我没有别的裤子可更换，只好穿着这布满泥点的脏裤子上课，引来了不少同学关切和诧异的目光。中午回到寢室后，为了洗裤子，我只好暂借室友的裤子穿。

但是，那个时候虽然困难，我并没有感到艰苦，反而感到很快乐，很幸福。这一是因为当时我刚从农村来到城市，条件已经比在农村时好多啦；二是当时的同学多数都来自农村，都很困难，就是城市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也是穿着补丁衣服，所以与周围同学比，反差也不是太大；三是当时我们一心扑在学习上，总是以学习上的收获作为最大的精神愉悦，所以很少有人讲究吃穿，很少考虑生活上的琐事，只要能够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只要有教室可以上课，有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可以阅读，也就感到很快乐很幸福了。

五、难忘中文系77级5班

我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所在的班级是77级5班。班里共有40位同学，其中有10位是女同学。

我们班有一位特别优秀的班长，他叫廖奔。他出身书香门第，长得高大英俊，是当时典型的“高富帅”。上大学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知青农场的党总支副书记。这个人非常正派，其最大的特点是务实，不搞花架子。当时“文革”刚结束，人们的思想还很“左”，学校还经常让各班组织政治学习，但我们班很少开会，领导安排必须开的会也很少念报纸，而是有事说事，没事散会。廖奔特别关注的是让大家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他自己就是一个刻苦学习的典范，每次考试他总是班级第一名，毕业当年就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后来他能够成为一位著名的戏曲史家、戏剧理论家和文化学者，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特别踏实、刻苦的作风使然。

与廖奔同寢室的还有一位特别爱学习的同学叫何德功，上大学之前他好像是县广播站的播音员，普通话特别好。他经常和廖奔在一起学习，特别刻苦用功。后来毕业后他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研究生，分配到新华社工作，曾经是新华社驻日本和美国的高级记者。

我们班当时特别爱学习的同学还有黄笑山和刘静。记得当年上课的时候，黄笑山的笔记记得最全，他当时用比较时髦的活页纸笔记本记笔记，让我特别羡慕。刘静是一位女同学，上大学前是高中语文教师，成绩特别好，学习也特别认真。后来黄笑山和刘静都成为了古音韵学方面的知名专家和博士生导师。

我们第三组的男生住在乙6排6号，寢室里共有12位同学，彼此团结友爱，互相关心帮助，大家学习也都非常刻苦。李建伟是我们的寢室长，他为人特别和善，善于交际，人缘特别好。大学4年，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经常一起去教室和图书馆学习。他学习也非常认真，字写得又好又快，我经常抄他的课堂笔记。建伟后来留校工作，成为了新闻学方面的知名教授和专家，前几年刚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还有徐保合、李长起、孙钦良等几位同学，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学习。徐保合为人非常实在，学习特别认真，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后来他毕业后分到安阳一高，成为了一位特别优秀的高中语文教师。我们寝室还有一位同学叫史德祥，他当时爱写朦胧诗，后来成为了一位在地方上很著名的诗人。

我们班是一个非常友爱、敬业的优秀群体，毕业后40位同学或从教，或从政，或经商，或在新闻出版部门工作，都做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现在已经毕业30多年了，大家天各一方，但每一位同学的音容笑貌还如在目前，让我永志难忘。

六、遗憾英语没学好

我在河南大学读书的时候，还算是一个比较认真的学生。专业课除了语言学概论听不大懂外，其他课程学得还算比较扎实。至今感到特别遗憾的是英语没有学好。

我在农村上高中时没有学过英语课，所以读大学时上英语课实在跟不上。为了照顾像我这样的没有英语基础的学生，河大当时英语课分了快班和慢班，但我在慢班听课仍然很吃力。英语课是语言练习课，老师与学生互动较多，经常让学生站起来读课文，越是读不好老师就越是点名让读，搞得我每次都非常尴尬。过了一两周，我感到实在难受，一早晨背几个英语单词往往第二天就又忘了，听课像听天书一样，看到班上有几个同学都不再去听英语课，于是我也干脆放弃了。后来英语考试时，因为不少同学都没有学好，老师监考时睁只眼闭只眼，大家互相抄一抄，也都过关啦，没有影响毕业。

但后来我才感到了没有学好英语的遗憾。毕业后我在一所地方高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说实在的在专业上也根本用不着英语，但是要想考研继续深造，英语是必考科目，所以看到别人读硕读博，而自己因为没有学好英语，从来没有进过研究生的考场，这大大影响了自己在学业上的进步，真是遗憾呀！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再难我也应该咬牙坚持，决不轻言放弃。真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王增文(1955- )，河南太康县人。1978年3月-1982年1月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商丘师院(原商丘师专)工作，1997年晋升教授职称，2000-2014年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2015年从商丘师院退休后到民办高校发挥余热，现任商丘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潘黄门集校注》《商丘文学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