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庚子年春三月，某日中午，收到学长张云鹏教授馈赠的《任访秋文集》一套凡十三册，皇皇巨著，巍然盈于书案，顿觉满室生辉。摩挲书册久之，觉墨香袭人，幽幽袅袅，如丝如缕；信手翻阅每册书的题图插页，看到那一帧帧泛黄的旧照片上，均有着熟悉而亲切的美好印记：几经徘徊的幽径婉曲迷人，雄伟壮观的礼堂风采依旧，端庄秀雅的斋楼规整如故，蔼然慈祥的恩师笑容满面……顿时，求学汴京时的诸多往事，一齐涌入脑海，心境格外甜美。于是，取出笔墨印信，在书册的扉页上逐一题签钤印，以示感念之情；并选出“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闲章一枚，再钤于题签前侧，藉以抒发得到恩师大著之际的欣喜欢抃之情。

遥想就读河南大学（入校时为开封师范学院，旋改为河南师范大学）时，改革开放之风始吹，雨后天朗，煦风抚面；至今四十春秋，转瞬即逝，当年浓密青丝，此时已成雪发。年齿渐衰，偏爱忆旧，此是规律，近年以来，每于夜半梦寐之中，师门求学诸情事，常常奔驰而至，梦醒时分，月色入户，辗转难眠，便以默诵校歌为乐：“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四郊多垒，国仇难忘，民主是式，科学允张，漪欤吾校永无疆，漪欤吾校永无疆！”歌词雅丽，旋律激越；韵律回环之间，师友鲜活面容，随之跳跃而出……而最为怀念者，首推恩师任访秋先生。

二

我在中文系读书时，任访秋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专为硕士研究生授课，偶有闲暇，也到系里走走，受学生会邀请，多次为我们做过学术报告。当时，先生已届古稀之年，鬓发染霜，更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之故，脊背严重变形扭曲，走路身子前倾，呈弯弓状，若非木拐支撑，大有随时倒伏之忧；惟面色白皙红润，鼻梁高挺，微笑时嘴角上翘，望之蔼然，严肃时嘴唇一抿，面部线条分明，可从中想象得出其年轻时期必定英俊非凡，气质高雅。先生眼睛高度近视，每次授课，必先端坐于讲桌之前，岿然不动，稳如泰山，数分钟之后，气闲神定，再从旧提包里掏出一叠讲稿，大而且厚的镜片几乎贴到了讲稿之上，照本宣科，声若洪钟，读到得意之处，便呵呵而笑，旁若无人。

先生祖籍河南南召县某山村，原名维焜，字仿樵，以笔名访秋行世。据说先生之父亲虽为晚清廪生，但接受维新思想，喜爱读书而不慕名利，于经史之外还泛览诸子、小说以及新学丛刊，做过塾师，行过中医，为人谦和，乐善好施，作风民主，诲人不倦。耳濡目染之下，先生以读书为乐趣，以治学为事业，由县立小学，至省立师范，再至北京师大国文系，直至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胡适、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诸位大师，耳提面命，获赐良多，学业大进，终成名家。先生毕业论文名曰《袁中郎研究》，由文学大家周作人先生担任指导教师，并由胡适、周作人、陈寅恪、罗常培、俞平伯诸位学界泰斗组成答辩委员会，虽以无记名方式投票决定之，最终获得全票通过，盖因其研究深入，富有见地，材料详实，论证充分，文辞典雅优美故也。

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曾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开设过的关于“周作人研究”的专题讲座。先生亲口告诉我们，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就读北京大学研究院时，曾多次到知堂老人（即周作人先生）家中借阅书籍，请教学问；他撰写毕业论文《袁中郎研究》的过程中，又得到过知堂老人指导与审定。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师承关系，他在课堂上讲到知堂老人的为人与为文时，才信实有征，合理入情。先生曾向我们详细地介绍过他第一次到八道湾十一号拜访知堂老人时的情况，说当时为了研究明代文学，曾向知堂老人借阅明刻的线装书《游居柿录》，到了知堂老人院中，见大门里有一棵几丈高的白杨，微风一吹，哗哗作响，再进去就是书房兼会客室的苦雨斋，横幅的斋名出自沈尹默先生的手笔；知堂老人待人亲切，态度和蔼而平易，语言清晰而缓慢，在他面前绝没有局促不安的感觉。

先生说，知堂老人之所以晚节不保，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家庭关系。知堂老人家里人口较多，平时过惯了比较宽裕和安定的生活，一旦要逃难至南方，总觉得不能适应；尤其是夫人羽太信子本是日本女子，不免要扯他的后腿。二是在知堂老人的思想中存在着民族失败主义。认为蒋介石政府已经腐败透顶，自非日本的对手，同时他也看不到且不相信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抗日力量，认为亡国不可避免，这是他附逆的根本原因。三是在知堂老人内心中存在着“叛徒”与“隐士”两个方面。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风起云涌的时代召唤和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砥砺引领，他确实是以一位“叛徒”兼“战士”的形象而出现在文坛上的；到了三十年代，生活趋于安逸，思想逐渐颓唐，以未穿袈裟的老僧自居，便逐渐沦为时代的“隐士”了。从他给散文集的命名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从《谈虎集》到《谈龙集》，后来就是《看云集》，内容上也从批判黑暗现实转而为“草木虫鱼”了。

先生还说，对于知堂老人的评价，还须实事求是，五四时期他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不容抹煞，至于他平生以其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生活体验写出的具有冲淡闲适风格的诸多小品文，在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在文艺思想上，他倡导的“人的文学”的创作道路，确实影响了一代青年。令人痛惜的是他晚节不保，帮扶日人，沦为汉奸，不能不说是其一生中最为惨痛的悲剧。后来，任先生把此次讲座的内容整理成文章发表，题目就是《忆知堂老人》，后被收入到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周作人”文丛《知堂先生》一书中，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印行。先生是知堂老人的嫡传弟子，平生功业均在读书治学、教书育人方面，卓然大家，享誉四海。从他的专题讲座中，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他尊其师，敬其师，但也不隐恶，不虚美，知人论世，公允客观，可谓谠言。

三

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中国文学史家，在古典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三个研究领域，做出了富有开创意义之重要贡献，成就之大，学界瞩目。先生文史兼治，古今不隔，学问淹博，精进不息，皇皇十三厚册，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是留给后人的丰富的精神遗产，至今四海传诵。先生曾担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年高德劭，位尊名隆，但从不享受任何特权，出无专车，居则陋室，待人真诚，平易豁达。先生与人交谈，终日无倦容，即使学术见解不同，见智见仁，争论难免，则也仅限于学术探讨，无疾言，无愠色，娓娓道之，话语平静。

以先生之学术地位，可以享受诸多优越待遇，但先生多以婉言却之。先生读书著文时爱寂静，闲暇时也喜热闹，即便洗澡亦喜欢泡大池。记得每周二或周五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先生一手拄木拐，一手提塑料水桶，桶内整齐地放着毛巾与替换的内衣等，佝偻着弓似的身子，一步步朝学校的澡堂走去，路上无论长幼，均与先生招呼示意，先生也微笑作答；来到澡堂，先生宽衣后便也随一大群男性同胞依次进入池中，享受热水的浸泡，大家赤诚相见，似也平等；有时地面湿滑，惟恐摔倒，则多有伸手搀扶先生者，先生既不拒绝，也不十分感谢，随遇而安，处之泰然；惟与平日稍有区别者，只是因了先生的存在，浴池之内即成了学术场所，大家围在先生四周，纵论古今，臧否人物，畅叙幽情，谈笑风生，煞是热闹；而后生如我辈者，则散坐在外围，静静聆听之，亦多有收获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先生体质虚弱，眼近失明，学校决定不让他再给研究生上课了，但学术事业与传道解惑之使命，则先生终身不愈，持之以恒，竟然达到梦牵魂绕之境界。据先生的夫人马鸿毅女士讲述，一次夜半时分，先生忽然从床上坐起，嘴里喃喃自语：“该上课了！我的讲稿在哪儿？学生怎么还没有来？”待夫人将其从梦中唤醒，先生才安静下来，怅然而卧。

我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先生，迄今已有卅七个年头。不过，也永远不能够见到先生了——先生已于2000年7月辞世，享年91岁。岁月无情，风雅渐远，或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师们的背影也会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只要承载着大师们的学术成果的宏伟论著尚在，其人格与思想的辉光便会照耀后代学子们的心田，中华文化的源流也一定如同春江水暖，渐流渐宽，奔腾澎湃，汪洋恣肆。如今，《任访秋文集》就宛如清供一般地置放于我的书案之上，供我随时披阅，再承德泽，常沐辉光。

作者简介：马向阳，中文系七九级学生。现任海南中学校长，党委书记；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教育部首期中小学校长领航班成员。主要著作有《渐远的风雅》《明斋读书记》《明斋耕书录》《随处净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