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上太行、王屋；南下桐柏、伏牛；西登秦岭夸父之山；东去商丘火星之台；访羲陵于淮阳之丘，谒娲皇于西华之都；考新郑具茨黄帝之墟，察新密云岩之宫；奔孟津、洛内观“龙马负图”之迹，追大禹导洪流之功于嵩岳之麓。神话学家张振犁教授的中原神话调查，为学术史留下了一笔厚重的遗产。追忆他工作生活往事，审视他遗产的价值，为中原神话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

关键词：张振犁；中原神话研究；黄河泛滥；洪水神话；神话与社会

引言

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神话学家、“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原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河南大学教授张振犁先生于2020年1月24日在开封仙逝，享年97年。张老师离世的时间正值新冠疫情初始社会紧张之时，家属没有通知外地亲友和学生，丧事从简，事后才告知大家。我是两周后才知道消息的，对没能赶往开封送老师最后一程深感遗憾。但安静下来想，张老师一生低调自律，最不愿意给人添麻烦，这不正是他一贯的风格吗？

张老师97岁无疾而终。回顾张老师的一生我们发现，他命运多蹇，却一直勇往直前；他不畏艰苦，矢志不渝，终获名垂青史的学术发现；他抱朴守拙、布衣终生，身边却环绕着一批以他为榜样的学生。俗话说：仁者寿，这句话放在他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作为张老师培养的唯一的研究生，我深深地怀念与他在一起的美好日子，对于他的离世无限悲痛。这种情感促使我坐下来，认真思考他给我的各种关心帮助、教育培养、学术期待，以更好地继承他的遗志，开拓进取，将他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 

一、

1988年，我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考入河南大学跟随张振犁老师攻读民间文学方向研究生。当年报考者一共6个人，张老师希望能招2个。但是当国家划的复试分数线公布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分数线竟然一下子比过去高出了30分。我们6个考生全都没有过线，我的分数最高，但比复试线还差2分。张老师费了不少劲，最后也只把我一个人拉进了复试，最后办了破格录取。“改革放开”之初，山东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河南要高，社会上有着对河南的各种妖魔化，我非常害怕将来毕业回不了山东。到河大复试临离开时，我跟张老师说毕业后要回山东。张老师一听就笑了，说：“你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说这些太早了吧。”后来，听说张老师还找了系主任说这个事情，领导好象也没有什么办法，说先招来吧。

张老师一生爱戴、追随他的老师钟敬文教授，以钟老为事业和生活的榜样，对钟老充满了感情。我们上课中间，他经常给我讲一些在北师大读书的事情。说周末时钟先生经常带着他、张紫晨、乌丙安三位研究生去琉璃厂淘书，说这是他们最感幸福的时候。在他的眼里，老师钟敬文善良、睿智、和蔼、沉静，为学生们敬仰。张老师是钟先生的大弟子，深得钟先生的信任和喜爱。张老师曾给我讲过一件事情，钟先生经常让学生帮他誊写文章，张老师总是完成得最好。钟先生对张老师的信任是从这些细小的事情逐渐积累起来的。

张老师个性严肃，讲课一板一眼，无论上本科生的大课还是我一个人的小课，他都写有教案，讲课基本不脱离讲稿，难以称得上生动。但选他课的学生却不少，张老师的课以中原神话、民俗、民间文艺立论，让同学们感到亲切。一些学生就是因为听他的课而走上专业或业余民俗学研究道路的。这批人为数不少，研究主题又多集中于中原神话和民俗，以致于被称为“中原神话学派”。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据我的观察，张老师受学生们欢迎，主要还是因为他朴实的个性，同学们愿意跟他打交道。

最让我感到温暖、难忘的事情是，1991年初夏我硕士论文答辩的当天，早上5点多钟，我刚起床打开房门，却见张老师正伫立门口。张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说：“有几个问题，我怕你答不上来，我先问问你。”临离开时，他又专门叮嘱我答辩时不要紧张。送他下楼，他蹬上代步的小三轮车，一扭扭地蹬着走了。这时，初升的太阳洒得遍地金黄，我对他的印象长久地定格在这一耀眼的瞬间。那年，张老师已经67岁。

为了让我扩大学术视野，张老师为我争取了赴北京访学的机会，到北师大和中国社科院各学习一门课，费用由河大中文系出。张老师专门给钟老写信安排我的行程，到北京后，我首先拜见了钟老，钟老问了一些张老师和我的情况，嘱我“好好地跟张（振犁）教授学！”安排陈子艾、刘铁梁、李稚田、李德芳老师轮流为我讲授了“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课；我又去社科院马昌仪老师家，跟她学了“港台神话研究”课。那段时间，恰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40周年，钟老嘱人带我去参加了庆祝茶话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盛大的学术活动，见到了许多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心情有说不出的激动。在北师大访学期间，无论老师还是研究生，得知我来自河南大学，是张老师的学生，对我都非常热情，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我深刻地感知到了张老师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

张老师曾跟我谈过他走上民间文艺研究道路的原因。他父亲和大哥都是心灵手巧的蜡花艺人，每到春节前都会制作蜡花去卖。父亲和大哥技艺高超，制作的蜡花非常漂亮，给予儿童时期的他强烈的美的冲击。现在谈起这件事儿的时候，他的赞美之情仍溢于言表。张老师出生于河南省密县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从他父亲和大哥掌握精湛的手艺可以知道，他家家风一定不错，家人也是求上进的勤快人。张老师1948年赴北京考大学，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北师大不收学费还管饭就选择了北师大。一个河南的农家子弟何以有如此雄心和胆量去考北大、北师大？没有家庭的影响是断不可能的。张老师外形虽似木讷，但内心细腻。他的字写得很是秀美，让人难以跟他这个人联系起来，应该说张老师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

在学术界张老师是以“笨拙”著称的。自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中原神话以来，他在中原地区进行了20多年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及中原大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北上太行、王屋；南下桐柏、伏牛；西登秦岭夸父之山；东去商丘火星之台；访羲陵于淮阳之丘，谒娲皇于西华之都；考新郑具茨黄帝之墟，察新密云岩之宫；奔孟津、洛内观“龙马负图”之迹，追大禹导洪流之功于嵩岳之麓 ……足迹遍中原。跋山涉水，踏雪履冰。”[1]从1988年读研究生始，我多次跟随张老师进行中原神话与民俗的田野调查，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商丘火神台阏伯神话调查、淮阳和西华洪水后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调查、登封大禹神话调查、密县黄帝神话调查、太行山盘古和女娲神话调查。它们短则数天，长则数周。

嵩山的大禹神话调查和密县的黄帝神话调查，辽宁大学乌丙安先生的研究生吴秀杰加入了我们；淮阳、西华、太行山的女娲神话调查，乌先生的另一位研究生杨利慧加入了我们。张老师和乌先生研究生时是住上下铺的师兄弟，我们两个学校自然联系得紧密一些。现在，吴秀杰、杨利慧早已成为学界翘楚，每当我们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都会觉得特别美好、特别受益，也会由衷地感谢张老师无私的提携。记得在嵩山调查时，我们在山上转悠了一天，又累又饿，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村子，在一个小饭店要了饺子，谁想到竟然咸得难以下咽。我们还曾走进一户人家歇脚，户主老先生拿出山里产的红枣、核桃、柿饼热情招待我们，说自己以前在登封当过兵。临告别时，老先生突然问我们：XXX走了没？这个XXX是解放前驻守登封的国民党军阀，这让我们大为诧异，这个人大概解放后就没有离开过大山。在调查频繁的那几年，张老师已年逾7旬，但他从来没说过累，也不需要别人照顾。

张老师的中原神话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著作有：《中原神话专题资料》（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分会，资料本，1987年）、《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中原神话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中原神话通鉴》（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尤其是2017年94岁高龄时出版的煌煌四大部的《中原神话通鉴》，是他对一生搜集的中原神话资料的整理荟萃。对于每一篇入选的神话作品，张老师都附上了学术价值评析、相关的考古、民俗、文献、碑文等资料。

张老师的中原神话调查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刚经历了“十年浩劫”，民俗学科沉寂多年后逐渐恢复，但前进的道路并不明了。张老师的中原神话调查异军突起，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原神话调查强化了民俗学田野调查的风气，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2007年，张老师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终身成就奖”。当时，民俗学界尚有数位声望和资历都在他之上的学者，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选择将这个巨大的荣誉授予他，除了中原神话调查本身意义重大外，更加看重的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甘于寂寞，为民族文化事业的进步、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发展黙黙奉献的精神和顽强拼搏的态度。

中原神话的价值愈往后愈发凸显。20世纪80年代张老师进行中原神话调查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民间文化还没有受到现代化发展太大的冲击。张老师的中原神话调查为我们保存了那份难得的“历史面貌”，从中我们能看到与中国古典神话的联系，看到古老的神话通过信仰、民俗、艺术等延续着、延展着。在今天河南各地的非遗保护、传统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张老师的中原神话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年的河大研究生生活，我过得充实而快乐。不仅建立起对学术的热爱和信心，而且拥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答辩后不久，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杜运通老师来我宿舍，问我毕业后的去向，说留（校）欢迎，走欢送。我虽然十分不舍，但终难摆脱对河南落后的偏见，不愿意留校。离校前，中文系为我们毕业研究生举办了一个欢送晚会，大家一边吃着水果，一边畅叙友情，轮流表演文艺节目。轮到我时，我说要给大家唱首歌。开唱之前，我首先想对张老师、对河南大学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不料话没说完，我心中突然涌出一股无法抑制的情绪，竟然失声痛哭起来。这时我才发现，我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河大、离开张老师啊！至于后来，我回到山东不到俩月，又返回河大办了留校手续，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再赘述。

二、

张老师跟我应该就是父子的缘份。独根独苗，长相厮守。有父子之间的情谊，也少不了亲密关系而致的摩擦。当然，它们都是围绕中原神话研究产生的。我的研究生方向是中原神话研究，张老师希望我继承他的事业并使之发扬光大。可我接替他的工作后，却迟迟没能开展他期待的研究。

张老师的学术贡献是巨大的。他记录了众多流传在民间的口传神话，发掘整理了相关的民俗、碑刻、考古等材料，发现了不同神话的分布特点，对搜集的所有神话做了扼要的学术评析。林林总总，事无巨细，可以说没有对民众的热爱和为他们奉献牺牲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但是这种情感也多少妨碍了他冷静客观地看待中原神话。

张老师中原神话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是1991年出版的《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在书中，他梳理了从古典神话到当代中原神话的演变过程，指出虽受历史化、宗教化等影响，神话的内核还在。历史化、宗教化是神话流传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这本书获得了学术界普遍的肯定。1999年，张老师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并出版。与第一本书不同，这本书主要是借助新搜集的中原神话去探讨古代中国文明的生成问题，与第一本书论证的方向正好相反。这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被认为方法论不能成立。

张老师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张老师之前的汉民族神话研究，主要对古籍中的神话资料进行钩沉校点，由此形成了汉民族神话不发达，汉民族缺乏想象力等观点。中原神话大量发现后，张老师首先想到的是以大量存世的中原神话反驳这个观点，并且想通过对中原神话的研究尽快弥补上过去神话资料缺乏导致的神话学和史学研究的缺失。但张老师显然冒进了，中原神话即便不能证明是书本回流到民间的抑或是后世产生的，但也不能就此证明是原始时代的。这本就不应该是个问题，尊重它的存在状态就好了。

我跟张老师讨论过从民俗学的角度开展中原神话研究的问题。从功能主义的立场看，中原神话中的盘古、伏羲、女娲、黄帝、大禹、阏伯等等上古大神，依然被中原地区民众虔诚信仰，他们开天辟地、创造文化的功绩演绎出中原的风尚惯习，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原山川大地，这不就是神话学所言的神话乃“神圣的叙述”吗？但这个时候张老师显然已没有更多的精力思考这方面的事情了。《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出版时，他已年近8旬，他把以后的精力放在对巨量的中原神话作品的整理上，他要对一生的学术工作做个完美的总结。

中原神话的民俗学研究，抑或讲把中原神话放在历史及社会中进行探讨，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不易，它需要丰富的多学科知识，以及对这些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我的硕士论文曾尝试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中原开辟创世神话进行研究，但所做到的只是描述了中原神话与民俗众人皆可看到的关系，远谈不上是研究。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做过这类的“研究”。

神话的民俗学研究，早有学者发表过这方面的看法。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认为，神话表达了一个民族对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困境的化解和超越。瑞士的分析心理学家容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认为神话是表达“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它规范了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基本特点。毁灭与重生之间，中原民众是如何获得平衡和实现超越的？作为原型的中原神话是怎样在中原社会呈现的？神话与社会的研究能做到这一步，殊非易事，但却是中原神话研究最具价值的方向。坦率地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直到近年才稍有所得。

1998年博士毕业回河南大学后，我在中原地区开始了持续的民间信仰和神话调查、1938年黄泛亲历者生活史调查。在长期的综合性调查过程中，我逐渐地发现了近一千年来影响中原社会的关键因素一一黄河。北宋以后，黄河失控，曾发生过数次改道和无计其数的决口泛滥。北宋以来的黄（河）泛（滥）区，北抵海河，南到淮河，西至郑州，覆盖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屡屡发生的黄河灾害改变了这一地区的自然形貌，也改变了其社会形态，中原社会陷入持续动荡和贫困中。黄河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区域人民对于世界、对于生活的看法。

明代中后期，在这个广大的黄泛区域，出现了无生老母“世界毁灭-创始神渡劫”的神话，兴起无数信奉无生老母的民间教派和香会组织。我们知道，“洪水后兄妹婚繁衍人类再造世界”神话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神话类型，古老且流传范围广泛。明代的无生老母神话只是这个古老的神话类型里增添了佛教、道教的内容，神话的性质并未改变。我们不应纠缠是否在明代中后期汉民族精神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神话类型？应该做的是去探究什么原因导致一个古老的神话类型在此时又重回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

无生老母救劫神话与古老的“洪水后兄妹婚”神话表达着同样的意识形态，无生老母神话并没有取代洪水后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我们看以下情况：在豫东，古老的“洪水后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和无生老母神话都有流传，因女娲信仰而结的香会组织数量上要超过以无生老母信仰而结成的香会组织；在传统的女娲神话与信仰的兴盛地之一的太行山区，太行山的支脉王屋山被视为是无生老母的祖庭。但在这里，无生老母神话和信仰的兴起并没有取代女娲神话和对女娲的信仰，女娲神话和信仰在这一带一直非常兴盛。

因黄泛灾难而盛行的毁灭-救劫意识形态，深刻地改变了这一广大的区域社会。明清以后的华北地区，信奉这一意识形态的民间教派、民间信仰组织大量出现，卡里斯玛（charisma）[2]特质的巫婆神汉成为地方社会的骨干。传统的宗族组织、村落共同体名存实亡，儒家意识形态被大大削弱。这种情况尤以中原为重。黄河以北地区，明清以后黄泛灾害逐渐减少，但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却是灾难愈发严重。灭顶之灾一次次袭来，苦难的人们不得不在这片土地上一遍遍地重建他们的生活和信心，社会资本消耗殆尽。

在社会重建过程中，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到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思考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创世大神、人类始祖神、文化英雄神一直活在中原人民的生活中，为动荡不安的社会生产最低的社会共识，为社会提供最基本的信心支持。

我中原神话研究的这些想法以及研究思路，是近一二年才产生的。这两年张老师的身体越来越差，我已经没有办法跟他汇报交流这些事情了。留校以后，我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去他家看看，跟他聊聊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我们的话题总会转到中原神话研究上，他希望我尽快拿出研究成果。但是，近几年我们见面时，他不再提中原神话研究的事情了。我心里非常难过，也非常着急，我感觉我已经让张老师失望了。

假设，我今天能有机会跟张老师交流我的观点和研究思路，他会怎么看呢？我相信他至少能了解我并没有懈怠不敬，也一定会理解并支持我的研究设想。学术的薪火相传，不是简单的复制，而应是扬长避短基础上的发扬光大。一代学者应有一代学者的思考和贡献。

谨以此文，敬献于恩师张振犁教授灵前！

 [1] 张振犁：《钟敬文与中原神话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2]原意为“神圣的天赋”，来自早期基督教，初时指得到神帮助的超常人物，引申为具有非凡魅力和能力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