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元月24日，敬爱的张先生离开了我们。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没有办法送先生最后一程，颇为伤感。其实，虽然在距离上我离张先生很近，但得知张先生去世的讯息还是比较晚的。记得那几天我正手忙脚乱的准备新学期的一门研究生课程，常常一整天的时间都不怎么看手机，几乎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突然一天，河南省社科院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东伟，张先生过世了，你们怎么安排的，有没有吊唁仪式？我一头雾水，大概应付了几句。挂掉电话，打开微信，我才发现已有同事和朋友发来相关讯息，朋友圈不少同仁已在悼念张先生，霎时间一种愧疚之感涌上心头。

这两年以来，记得除了一次得知张先生生病住院，到医院探望之外，其他时间就没有去看过先生。那次探病是在东京一附院。就张先生生的年纪而言，他的身体一向算是不错的，这次住院据家里人说是因为不小心摔跤引起的。那次见张老师跟他说话，他已经不怎么认识我了，给他说了多次名字之后，他才好像略略记起的样子。其实，我和其他老师、朋友往常看张先生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要多次告诉张先生名字，他才能逐渐想起，毕竟他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从师承而言，我算是张先生的再传弟子，我的导师是高有鹏和吴效群两位教授，陈江风和程健君两位老师也给我们开过课；而诸位老师都是张先生的弟子。实际上，张先生也给我们开过课。

我是河南大学民俗学硕士点获批后的第三届学生，同学有姚向奎、李春久、唐霞、贺霞和李姗姗，一共六位，2007年硕士毕业后，大家“风流云散”，各奔前程，我留在了学校，坚守大本营。2004年入校的第一学期主要是公共课程，唯一的专业课便是张先生的“中原神话研究”。当时大家都知道张先生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不知道其他同学是什么想法，反正我心里是犯嘀咕的，80多岁的老先生了怎么还上课啊，还能上得成吗。无论心里怎么想，课该上还是要上的，上课的地点是张先生家。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在一楼，课堂就设在客厅。我们到的时候，张老师已经安静地坐在一张圈椅上，他用手招呼我们：都坐吧。大家一边问“老师好”，一边找地方坐，三个女生坐在沙发上，三个男生分别搬凳子，围着张老师坐下来。坐好后，我开始端详老先生：他满头银发，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脸色红润，气色很好。张老师似乎也开始观察我们，并让我们一一作了介绍，由于张先生耳朵不大好使，所以我们自己我介绍时，名字往往要咬着字说两遍；但老先生的记性却是没的说，当我们一周后第二次来上课的时候，他竟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第一次上课的内容，大约是他《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上《中原古典神话流变鸟瞰》这部分的内容，但相比书中的内容，似乎讲述了更多背景性的内容，其中多次提到了钟敬文先生的《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女蜗娘娘补天>新资料为例证》一文，并告诫我们要多读钟老的著作，言语中透露着对钟老的敬仰之情。张先生的课是两节，上午9:00——11：00，课程中间一般不休息，当然我们常常会开开小差儿，但先生却是自始至终絮絮而谈，并且绝少无关教学内容的题外话。当然，他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唠唠和学生们的一些趣事，比如有一次课堂上讲到中原神话研究中的一个“典故”，他说，有人说中原神话研究就像“西天取经”，我就是“唐僧”，还有“猪八戒”、“孙悟空”和“沙僧”。我们当即会意，张先生说的是他的几位得意门生，程健君、陈江风、孟宪明、高有鹏和吴效群等。中原神话的田野考察与研究是张先生的学术志业，因而，每每课堂上提及其间的典故或趣事时，他就满脸笑意，讲到高兴处甚至会哈哈大笑起来。可见，在先生心目中，那是多么值得珍视和幸福的事情。

第一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张老师的课也就结束了。课程结束后，是需要提交作业的，为了完成作业，我便找来张先生的《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一书，细细的读。阅读的具体感受多数已经记不得了，但有一点是至今难忘，就是当时感到张先生书中的一些论证方式有些“不通”，并且几乎所有的论文的结论都是，较之文献记述的相关材料，今天口头流传的中原神话才是“原始”的，才是民众愿望与意志的表达。所以，也便不以为然，甚至最后还将这种想法写出来作为课程论文提交给了张先生。今天想想，这种做法是年少气盛，过于轻狂了。实际上，张先生的《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一书刊印于1991年，在当时有着很大影响，对于促进当时深陷危机的中国民俗学的转型也是发挥了作用的，尤其推动中国神话学面向现实生活中的“口承神话”展开研究的意义，更是不可估量。其实，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正处在中国民俗学自我反思和学科转型的时期，对以往学术研究范式展开反思的学者和著作很多，其中的某些著作也对张先生的研究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然而，学术本身便是在反省中发展的，曾经的反思在特定的时期有其道理，但一种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学术史意义却是不能抹杀的，张先生的中原神话研究便是如此。如中国社科院施爱东、毛巧晖主编，相关专家集体撰著、2019年出版的《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认为，1980年代至21世纪初“空前的民间调查与资料搜集，进一步促进了各地神话研究的发展。其中，以张振犁的中原神话研究最有代表。张振犁重在探讨中原神话所蕴涵的古代哲学观念、科学思维和文化模式，代表作有《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年）、《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东方出版中心，1999 年）。在此之前，神话的搜集与调研多在民族边疆地区进行，中原‘活态神话’少有被提及。张振犁认为，在田野中发现和研究神话是一种‘文献的回流’，是在田野中检视文献记载的内容，这为神话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学校工作期间，同仁们也常到先生家探望，记得某年教师节我们到张先生家，先生很高兴，跟我们聊他的生活，他说每天要走50步，然后练太极剑，还指着放在一旁的剑让我们看。看到先生身体好、心情好，大家也颇为欣慰。但张先生的退休生活绝不只是练练剑、走走路而已，他始终没有停止工作，在2015年的时候他还发表了学术论文《从中原龙神话看“中华第一龙”的文化史价值》（《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尤其他的《中原神话通鉴》，也在反复整理、打磨中付梓刊印了，这是先生多年的学术愿望。

谨以此文怀念敬爱的张先生！

梅东伟，文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2000年9月入河南大学文学院读书；2004年9月至2007年6月在河南大学攻读民俗学研究生，其间随张振犁先生研修“中原神话研究”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