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夏秋之交，我毕业留校工作，当上了大学教师，不过头上戴着一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为了“摘帽”，为了能胜任在大学教书，便发奋考研，翌年被母校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中文系录取，导师就是李春祥老师。

新时期初期，古代文学教研室在讨论留影。从左至右：宋景昌、王宽行、康保成、李春祥、张家顺、邢治平、王梦隐、华钟彦、王宗堂、王芸。

春祥师当时只有四十几岁年纪，一口四川方言。读“工农兵”时，他和邢治平老师共同教我们元明清文学，邢老师主要教小说，春祥师主要教戏曲。记得有同学曾反映春祥老师的话难懂。大概是由于当过几年兵，各地方言都略有耳闻的原因吧，我对春祥老师的四川方言不但很适应，而且觉得十分亲切、生动，还略带诙谐。有一次他讲《西厢记·长亭送别》，莺莺的唱词中有“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一句，一般的解释是“大小”是偏义副词，“大小”就是小的意思，也说得通。春祥老师边比划边用四川方言说，“这些大小”就是“这么大点儿”，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本来，春祥老师的研究重点有两个，一是元杂剧，二是《红楼梦》。一次，我找他请教《红楼梦》的问题，他讲起书中的情节、人物、诗词，侃侃而谈，如数家珍。过后他对我说，我以后暂不准备搞“红学”了，你也学戏曲吧！我唯唯应命。没想到，春祥老师一句话，就决定了我一生的研究方向。

春祥师只带我一个人，所以基本上没有正式授课，而是他为我开书目，指导我读书，我有问题随时去问。他为我开的主要书目是《元曲选》，其中方言、俗语等难解词汇不少，当时的工具书只有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中文系资料室作为工具书不外借。所以每当我遇到问题，总是到老师那里求教。那时没有电话，很难事先预约。春祥师对我这位“不速之客”从来都是热心接待，有问必答。他对元杂剧非常熟悉，连一些不太有名的作品中的曲词也能背诵，令我敬服。待后来看到他的《元杂剧史稿》一书，涉及到的作家40余人，作品120余种，几乎囊括了现存有价值的全部元人杂剧，才知道他在元杂剧上所下的工夫之深。

春祥师写论文很重创新，从不拾人牙慧。我跟他学习的那几年，正是他精力最旺盛、最高产的阶段。他的新作，往往成为我们聊天的话题。我印象最深的几篇论文有：《元剧宾白的作者和评价问题》、《钟嗣成〈录鬼簿〉划分元杂剧为“两期”说》、《〈陈州粜米〉与河南淮阳流传的包公放粮故事》、《元人杂剧反映元代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等。他耐心细致地为我讲解，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前人在这一问题上有过什么研究，本文的观点和根据是什么，等等。就是这样的谈话，一步一步把我领进了学术研究的门径。

关于元杂剧的宾白，有些明代曲家提出来是后来的“乐工”“伶人”所撰，春祥师不以为然，他的根据就是元刊杂剧中有的宾白和《元曲选》大体一致。他对我说，元刊杂剧不都是全无宾白，如果把有宾白的作品和《元曲选》比较一下，就知道当时的剧本创作曲和宾白基本上是同步的。他的论文发表后，我读过不止一遍，觉得根据充分，难以推翻。对于这个直到今天还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学界同仁不妨看看这篇文章。

记得有一次，春祥师跟我谈起元杂剧《陈州粜米》，说河南淮阳（即古陈州）至今还流传着包公放粮的故事，“我的文章就在这一点上是新的”，他指的是《〈陈州粜米〉与河南淮阳流传的包公放粮故事》一文，文中引用了不少《淮阳县志》中的材料和他实际调查得来的民间故事。这样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迄今还能给人以启发。

关于《元人杂剧反映元代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等论文，王季思老师在他的《〈元杂剧论稿〉序》中已经做了很高的评价，我这里就不饶舌了。

春祥师乐于提携后辈。我的论文《张养浩和他的散曲》，经他推荐发表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文学论丛》。硕士论文《古代岳飞剧简论》，是在春祥师的支持和指导下，由我自己选的题目。他对我说，我这里当然有题目给你做，但我的意图和观点，你能理解能贯彻吗？所以我支持你自己选题。1982年夏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继续留在母校工作。一年半以后，我考入中山大学读博，离开了母校和春祥师。然而，彼此间的信件一直不断，寒暑假返豫更是我们师生畅谈的好机会。这些难忘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1985年，李春祥和康保成留影

由于历史的原因，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春祥师这一辈人开始承担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但生活条件却不能及时得到改善，特别是住房问题。他原来住在学校西门外的“军代表院”中。所谓“军代表院”，是“文革”期间为驻校的军代表兴建的住房，在当时属于面积较大、质量较好的房子。军代表撤走后，分给了处级以上干部或有相当职务的“双肩挑”教师。春祥师没有职务，所以只能居住同一个院子中按普通标准盖的一套平房。房子搭建在“军代表院”的角落里，显得低矮而简陋。但春祥师却不以为意，他只是觉得房子太小，书都拿不出来，影响做学问。后来他搬进楼房，房间是大了些，但由于是顶楼，一到夏天，骄阳似火，又没有空调，房子里气温高达三十六七度。连家具都热得烫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照样读书做学问。我至今想起他挥汗如雨奋笔疾书的样子，都不禁鼻酸。

1993年，听说春祥师病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身体一贯很好，生活极有规律，夏天游泳，冬天跑步，不喝酒，不抽烟。记得1983年我们在北京爬景山，他比小他十几岁的学生王世声还先登到山顶，怎么就……

这年10月，我专程回开封看望他，一进门就呆住了。他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从床上步行到洗手间都要用手扶着墙壁慢慢挪。我极力掩饰着伤感和他聊天，而春祥师更是若无其事地和我谈学术、谈人生，没有流露丝毫的悲观。当时，正赶上我的《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和《苏州剧派研究》相继出版，我双手捧着献给他。他翻看了一下两书的目录说：“噢，是青出于蓝了！”一出他的家门，我的泪水便夺眶而出。一个月后，噩耗传来，敬爱的李春祥老师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春祥师生前曾对我寄托着很大期望，希望我从中大毕业后能回河大协助他工作，把河大的古代戏曲研究和古代文学学科搞上去。其实，他过高估计了我的水平和能力。我辜负了他的希望，只能从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句:春祥师，对不起！不过，对母校的感情，对老师的怀念，一直刻骨铭心，苍天可鉴！中国有句古语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虽未能在他病重期间侍奉左右，但他为人为学的精神品格，足够我受用终生。他一直是我精神上的父亲。

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李春祥老师！

作者简介：康保成，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