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上午，“百年学术与学人”系列课程第十讲在文学院一楼大教室举行。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宝明为同学们授课，主题为“20世纪学术史上的陈独秀”。本次讲座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南大学教授胡全章主持。

胡全章介绍张宝明教授是真正打通文史的“铁塔牌学者”，称他以对陈独秀“学问家”身份及其学术思想挖掘不足为切入点，从陈独秀由“格致”到“科学”的学术思想转变、思想文化变局中学术转型的“伦理”支点、学问与事功兼济的经世之学等层次设计课程，富有新见。

张宝明首先谈论的是清末知识分子对于“格致”混沌的认知。格致，原有穷理与经世的双重内涵。而随着西方科学知识大量传入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格致”经世致用之学的内涵被“科学”一词代替，“科学”也由此被陈独秀、严复等人沿用到学术思想转型中。特别提到，中国引入“科学”与“技术”时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打包输送了，因此理解存在一定偏差，如严复理解的科学求富实际是通过技术求富。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转型时期的大背景下，陈独秀多层身份交织，导致其评价的复杂性。而相较于同可称为“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陈独秀在政治与学术上都更显激进，以不破不立、不和稀泥的决绝姿态处理各类问题，如1915年在《敬告青年》中“非科学不可”的断言。此外，张宝明还风趣地提到陈独秀与黄侃、胡适等人的争论和他创办《新青年》时向汪孟邹借钱等逸事，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鲜活的学人陈独秀。

谈到学术转型与学问、事功问题，张宝明说，陈独秀虽有《字义类例》《说文引申义考》等汉学著作问世，但他极易被政治情愫感染，以倡导科学进化为鹄的，对旧政治、旧学术、旧伦理进行了捆绑式的扬弃。日本留学经历以及与李大钊等人的交往，都促使他从各种层面接受“新学”，并在面对政治失意、国家积重难返的现实时，迫切主张道德伦理的革新、“以科学代宗教”。陈独秀时任北大文科学长，他的这种提倡全面“破”的激进思想无疑与北大“兼容并蓄”理念形成强烈反差，但也正是这种不在窠臼里打滚的决绝与坚定才能够推动中国在思想与文学上的发展，这也是学术回应时代的必然。

同时，张宝明谈论了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淬炼。他运用“社会科学”来构建新的道德意识形态，而晚年远离政治中心回归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也并非思想上的退步或学术的“复古”，而是其在新文化以及唯物史观方面新的探索与发展。

互动环节，现场学生踊跃参与，针对陈独秀强烈“事功”倾向是否限制其取得更高学术成就的问题，张宝明老师认为陈独秀是特定时代下的特殊个案，身兼启蒙家、革命家、学问家等多重角色，他的学术必然与时代命题、个人信仰紧密缠绕，假设式的分而治之是不合适的。对于《文学革命论》中“三个破坏和三个建设”的核心目的，是更偏向推动文学本身现代化，还是将文学作为建设新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一问题，张宝明回答道，陈独秀起初广泛关注社会思想问题，后经与胡适通信，才将文学改革提升至核心，视文学革命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的根本利器，也是当时知识分子“以学救国”心态的一种体现。

最后，胡全章总结，陈独秀是与康有为一样罕见的“造时势之英雄”，张宝明则再次强调了历史的叙述问题，提醒同学们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下作相应分析，令人受益匪浅。诚如张宝明教授所言，学术与政治、学问与革命是缠绕陈独秀一生的命题，我们要从中西文明冲突等时代背景出发尽可能多面地理解与把握人物，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