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前面几位先生的发言，我很受感动。我自己也是七七级的学生，虽然不在这里读，但是刚才听到廖奔先生谈到他上大学之前八年的知青生活，我想到我上大学前，一年的知青生活。我们这一代人都跟大学，特别是恢复高考之后，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我能够作为一员—曾经、现在都是学生，我在这里能发言，特别是在河南大学文学院百年庆典的这样一个欢快的时刻，有幸在这里发言的，是真的备感荣幸。

我们想，百年的历程确确实实在人类的历史发展史上，应当说是短暂的瞬间，而对于个人而言，能够赶上这样一个隆重的历史的节点，也是现在难逢的事情。我向来相信缘分，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缘分。

我自己从1969年到1972年，我曾经在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在那个团中央的五七干校生活了三年，当时的情形至今犹新。来到河南大学，我才知道，我的老师姜亮夫先生1933年在这里任教。河南、河南大学，与我便有了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我大学毕业以后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清华大学，我在那里教了十年书。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的前身也是留学欧美的预备学校，这也是这两所大学相近的地方。姜先生是1926年考入清华，1927年在梁启超先生的介绍下到东北大学任教。九一八事件之后，他逃离东北，辗转来到了这里教书，后来又从这里到欧洲留学。我1982年1月到清华大学任教，1991年到社科院工作。这些情形，我都在我的一些文章里有所表述。而今我又追随着姜亮夫先生的来到这里，来到河大，我想这不就是一种缘分吗？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他的辉煌的历史在清源先生的著作有了详细的描述，在这里自然不用我多说。那么在回望过去辉煌的时候，我想到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作为一个老师的荣光。我们纪念文学院百年的历史，其实就是在纪念一代又一代的前辈的老师，前辈的学者。关爱和老师在为学科史作序的时候，专门开辟了“学术系于学人”的一节，将文学院早期的发展，按照那些老师的三个时间点做了划分。现在看来，这些老师都已经是名垂青史、闻名遐迩的一代宗师。他们的学术成就固然叫人钦佩。但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他们培育人才的那种精神。他们就像火种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他们的弟子，也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一个教师的光荣，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个优秀的学者，一个优秀的教师，自己的科研成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养更多的人才。我们昨天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记得是哪位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说在下一个100年庆典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成为回望的对象。”那么，文化的传承，教师有着无上的荣光和责任，这是我特别想说的一个教师的荣耀。

第二句话，特别想说的是一个我们回望前辈学者的时候，那种学术的情怀。在20世纪的前提下，中国学术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我们仰望着那些学者，他们始终视学术为生命，将自己的研究和国家的兴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1933年，姜亮夫先生在河南大学任教的时候，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殷夏民族考》。在这篇文章当中，他首先提出了夏民族以“龙”为图腾的理论命题。1983年，姜先生在回顾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写作此文史，正是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接踵而来之时。当时心情非常苦闷，于是从个人稍稍有些修养，有点把握的史学论入手。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本来还计划写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更不自思量。想第4件写民族贡献和今后出路，但民族文化特点用龙凤两字作为引子，再深入，问题越来越多，以致大弊。”这就是姜亮夫先生当年在这里任教的时候，前前后后他的一些思考。之后，这个命题历经黄文山，李则刚等人的接力，到闻一多先生写作复习考时，更是明确的提出了“龙”是我们帝国的象征，发明龙图腾，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理想。我们从院史的介绍中看到，那个年代的老师，不论他们研究古代历史、古代文献、古代文字，还是研究古代文学，无不源于他们渴望祖国强盛，酷爱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因而，他们的研究也就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性，而那代学者的学问也就超越了一般的仅仅学瞻学者的地方，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继承的一点。

第三句话，我想说的是历史的责任。历史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肩上。我们在纪念文学院百年历史的时候，在感到光荣的同时，我们更要接过前辈的学者的接力棒，继续前行。今天客观的说，我们应当说，赶上了历史上做学问最好的时机，国家的开放、视野的拓展、经费的充足、阅读的便利，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做不好学问。总结前辈治学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我想就是他们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好基础，与时俱进。这方面我们可能需要对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优秀传统做系统的总结，整合力量，同时也更需要我们今天要站在力量历史的高度，做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学问，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再次祝贺河南大学文学院百年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