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坐落于开封。开封，亦称东京汴梁，战国以来多次建都于此，号称八朝古都，其中以北宋首都最为著名。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与开封结下了不解之缘，河南大学作为百年老校亦得益于宋词之都的“江山之助”，词学教育代有传承，同时也是词学研究的重镇。

一

公元960年，赵宋王朝建立，首都定为开封。在中国文学史上，词这种新文体迎来了新时代。宋词作为“一代之文学”，与词体在北宋的新变，以及北宋开封城市面貌的新变紧密联系在一起。

词体在北宋的新变，主要体现为慢词的异军突起。虽然词体成熟于晚唐五代，但当时流行的是小令，这是“诗客曲子词”的通行之体，由近体诗演变而来。直至北宋真宗、仁宗时期，从福建来到开封考进士的柳永，从胡夷里巷、教坊新腔以及前代宫廷曲调中整合出慢词新声。这种新声迅速风靡整个词坛，无论士人学子，还是市井小民，竞相追捧，一举改变了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此慢词长调成为宋词的主流形态，宋词开始具有自身独特的风格和气派，与唐五代词相区别，宋词作为“一代之文学”方才实至名归。

北宋开封城市面貌的新变，也是促进词的创作不断走向繁盛的重要原因。开封堪称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大都市。在北宋之前，中国的都市，比如长安，出于安全的需要，同时受到经济的制约，实行坊市制。坊市制的主要特点是：城中有坊（里），坊有坊门，有官员和士兵把守。城中的居民居住于坊之中，包括歌妓在内的各行业人员分类聚集居住。夜晚城门、坊门关闭，城市实行宵禁，市民没有夜间的消费和娱乐活动，这就导致以夜生活为平台的歌妓活动受到极大限制，词曲演出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

北宋初期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坊市制逐渐遭到破坏，终至崩溃。宋仁宗时，开封城的坊市制已经实际取消。柳永的《看花回》描写了开封取消坊市制后的面貌：

玉墄金阶舞舜干。朝野多欢。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雅俗熙熙物态妍。忍负芳年。笑筵歌席连昏昼，任旗亭、斗酒十千。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

这首词写出了一座不夜城的繁华景象：酒楼妓馆灯红酒绿，遍布全城大街小巷，通宵达旦。与音乐美酒相伴的是歌妓，她们是酒筵歌舞中的主角。有文献证明，开封城歌妓的数量在宋仁宗朝之后猛增至数万，甚至超过十万。歌妓的数量直接关系着词曲的创作。一方面，词的传唱主要依靠接受过演唱训练的歌妓群体；另一方面，歌妓的日常演出需要不断推出新曲、新词。因此，庞大的歌妓数量客观地反映了词曲表演的繁荣。

柳永的《看花回》这首词，真实地记录了北宋开封的城市风貌，展现出中国城市的发展，在一千年前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这首词也昭示了方兴未艾的宋词，很快融入宋代富有商业气息和市民风味的城市生活方式中，最终达到了词体发展的最高峰。柳永生活的开封，无疑是一座发展迅猛、日新月异的繁华大都会。

慢词的兴起是宋词繁盛的内在因素，城市格局的变化则是宋词繁盛的外部因素。而这一切均发生在北宋的开封。词体在宋代达到了最高峰，北宋的开封是词体繁盛的起飞之地。

开封的宋词伟业启幕于南唐后主李煜的到来。北宋开宝九年(976)，李煜以亡国之君的身份被送到开封，宋庭安置他在都城西北，此地今称“孙李唐王庄”，其实应该写作“逊李唐王庄”，意为逊位的李唐王居住处。值得一提的是，此庄与今日的河南大学金明校区仅有咫尺之遥。

李煜在开封的生活虽然尊贵，但实为阶下之囚，相传“终日以泪洗面”，悲伤痛悔之下，他创作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词作流传于后世，如：“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相见欢》）。清人冯煦也认为，北宋引领创作的晏殊与欧阳修等重要词人“靡不祖述二主”“同出南唐”（《蒿庵论词》），足见南唐词人对宋代词风的影响。李煜在开封的幽禁生活虽然不长，但他的创作却能深入人心，对宋词的影响更为直接。

二

谈及河南大学作为词学教育和研究重镇的确立，应该提到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1933年创刊号刊登的词坛消息，该消息历数当时国内各著名大学词学学科任教教授十数人，其中河南大学就有邵瑞彭、蔡嵩云、卢前等三人。这三位教授均是当时词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由此可见河南大学的词学教育和研究在当时大学教学乃至民国词学中的地位。

河南大学的词学教育颇有传统。在1924年6月河南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中州大学一览》中，《毕业标准暨课程说明》记载，中国文学系开设有“词曲”课程，课程纲要为：“本课程选授纯文学文及关于文艺批评之著作，旨在养成学生于文艺有赏鉴及创作能力。”河南大学的词曲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鉴赏和创作能力。从其历年开设的课程来看，河南大学在全国诸大学中也是较早开设并且十分重视“词曲”及其课程教学的大学。以其后来在“词曲”学上所取得的研究和创作实绩来看，河南大学也是确立了旧体诗词教学与研究传统的一所大学，这足以证明，河南大学在民国时期的大学词学版图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据《河南大学校史》记载，1924年河南大学易名为河南中州大学，其国文系开设词曲课程，之后不久，国内词学名师竞相云集于此。

1930年国文学系开设“词选”课程，由缪钺讲授，时间一年。

缪钺（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著名词学专家。1924年北京大学文预科肄业。缪钺先生的论文《论词》，提出词体特征为“文小”“质轻”“径狭”“境隐”，成为词学经典表述。值得一提的是，缪钺先生在解放后曾第二次来到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

1931年开始，邵瑞彭、蔡嵩云、卢前三位词学大师同时在河南大学任教。

邵瑞彭（1888—1938），一名寿篯，字次公，浙江淳安人。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曾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邵瑞彭拜晚清四大家之一的朱祖谋为师，词学传其衣钵。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学院教授。应清史馆赵尔巽之邀，协修《清史稿·儒林文苑传》。1931年邵瑞彭受聘为河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从此寓居开封，直至逝世。

卢前（1905—1951），字冀野，别号饮虹。江苏江宁人。1922年进入东南大学国文系，受教于民国词学大师吴梅先生。他曾出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议员，受聘在金陵大学、河南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四川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讲授词学、戏剧等。有《词曲研究》等著作多种，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词曲学大师。

蔡嵩云（1891—1950年后），名桢，字嵩云，号柯亭词人。江西上犹人。早年求学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著有《柯亭长短句》《柯亭词论》《词源疏证》《乐府指迷笺释》《作法集评唐宋名家词选》等。值得注意的是，蔡嵩云在河南大学执教时编著的《作法集评唐宋名家词选》。在此书《例言》中，他特意说明：“本编为河大国文系《词选》讲稿，所选各名家词，以作法昭著可供学子取则者为准，故与其他选本微有不同。”篇末注明“民国二十二年癸未春日，蔡嵩云写于河南大学之西斋。”“西斋”即西斋房，位于今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主干道西侧，与东侧的东斋房遥遥相对，是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所谓名师出高徒，在三位大师教导指引下，河南大学走出了著名的词学家杨易霖。

杨易霖（1909—1995），名雨苍，字易霖，四川犍为县孝姑镇人。民国二十年（1931）由北京大学来到河南大学，追随恩师邵瑞彭学习词学，十余年坚持不辍。著有《周词订律》《词范》《紫阳真人词校补》《读词杂记》等。邵瑞彭曾为杨易霖《周词订律》作序云：“犍为杨易霖，从余问故且十载，精研仓雅，尤通韵学，偶为诗余，能窥汴京堂奥。闻余言，爰有《周词订律》之作。书凡十二卷，专论清真格律，审音揆谊，析疑匡谬，凡见存词籍足供质证者，甄采靡遗；于同异之辨，是非之数，尤三致意焉。犹之匠石挥斤，必中檃栝；离俞纵目，弗失豪芒。羽翼前修，衣被来学。不惟美成之功臣，抑亦词林至司南也。”俞平伯也为此书写了书评，赞扬其“为词谱中分四声者第一部书，亦为《清真词》中四声及其继声者最详尽分析之初步，固有功于清真，亦有功于词学矣。”杨易霖音韵学功底深厚，以精于词律而闻名于词学研究界。

以上谈到的邵瑞彭、卢前、蔡嵩云三位词学大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的词学思想源于清代常州词派，从张惠言、周济、端木埰、晚清四大家，再到吴梅等词学家，可谓学有传承，积淀深厚。他们崇尚常州词派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宗旨，强调意格与音律并重，尤其是对北宋周邦彦词的音律成就十分推崇，不仅加以总结研究，而且进行摹作、和作，细加体会。

第二，秉承传统，在词学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创作并重。早在二十年代，河南大学的王履泰教授就创编《孤兴》《文艺》杂志，刊发河南大学文学院国文学系师生的研究论文和诗词作品。在缪钺任教时期，河南大学学生于1931年创立文学社团“心心社”，并创办文学半月刊《心音》，刊发师生的诗词作品。三十年代在邵、蔡、卢三位教授的指导下，河南大学师生成立了金梁吟社、梁园词社等词社，定期填词习作，编辑有《夷门乐府》杂志，刊发词作。

第三，重视词法，蔡嵩云编撰讲义《作法集评唐宋名家词选》，在自评部分侧重于讲论每首词的章法结构，揭示其作法脉络。蔡嵩云特意说明编选宗旨：“所选各名家词，以作法昭著可供学子取则者为准”。这一点是与词学课程重视创作相一致的。

民国时期河南大学的词学教育研究，名师汇聚，先后来这里讲授词学的名家不胜枚举，诸如王履泰、段凌辰、李笠、胡光炜、朱师辙、缪钺、邵瑞彭、卢前、蔡嵩云、姜亮夫等等。词社活跃，创作繁盛。河南大学作为词学重镇闻名遐迩。

三

1952年开始，全国性的高等学校院系专业调整，调整后河南大学许多师资甚至学科，被调到国内其它院校，但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师资随着一批名师的加盟反而有所加强。仅以在词学领域有所成就的名师而言，有三位有必要特别说明，他们是任访秋、高文、华锺彦。

任访秋（1909-2000）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解放后终身任教于河南大学。任先生是古代、近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尤其是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可谓泰山北斗。不过，任访秋先生在民国学界崭露头角却是在词学领域。

晚清民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胡适的《词选》相继出版，二书均体现出了“反传统”的思想观念，打破了清代中后期以来常州词派词学思想笼罩词坛的局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任访秋先生敏锐地注意到王国维、胡适二人词学主张的相似性，于1935年的《中法大学月刊》第7卷第3期上发表《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一文，指出：“这两部书在近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的地位太重要了，而两书的作者又都是近代中国学术界之中坚，故彼等之片言只字，亦莫不有极大之影响。自两书刊行后，近几年来一般人对词之见解，迥与前代不侔。王先生为逊清之遗老，而胡先生为新文化运动之前导。但就彼二人对文学上见地上言之，竟有出人意外之如许相同处，不能说不是一件极堪耐人寻味的事。”任访秋先生此文实是一个重大发现，即发现了民国新派词学的兴起，以及新派词学的思想源头。

高文（1908—2000）毕业于金陵大学中文系及国学研究班，词曲学师从吴梅先生，曾担任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高文先生以唐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享誉学界，他主编撰著的《全唐诗简编》、《唐文选》等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高先生亦曾发表词学著述，其《词品》刊于《金声》杂志1931年第一卷第一期。其《词品》仿司空图《诗品》以及清人郭麐《词品》之例，以四言韵文形式概括词体风格五种：

一、凄紧：芦花南浦，枫叶汀州。关河冷落，斜照当楼。白杨萧瑟，华屋山丘。试听悲笳，凄然似秋。风露泠泠，江天悠悠。银湾酒醒，残月如钩。

二、高旷：神游太虚，包举八纮。万象在下，俯视众生。野阔沙静，天高月明。参横斗转，银汉无声。意趣所极，不可为名。如卧北窗，酒醒风轻。

三、微妙：云敛气霁，独坐夜阑。遥听琴韵，声在江干。心无尘虑，始得其端。如临秋水，写影层峦。苹花渐老，菡萏初残。蓬窗秋雨，小簟轻寒。

四、神韵：灵机偶触，忽得真旨。不名一象，自然随喜。婉约轻微，神会而已。即之愈远，望之似迩。白云在天，靡有定止。一曲琴心，高山流水。

五、哀怨：文章百变，以情为原。潇湘听瑟，三峡闻猿。能不感伤，动其烦冤。秋坟鬼唱，旅谷朱门。缠绵悱恻，敦厚斯存。班姬之思，屈子之言。

用韵文形式撰写文学批评文字，尤其是用四言诗体形容词体风格，展现了高文先生的词学造诣和见识。

华锺彦（1906-1988），先后毕业于东北大学和北京大学，词学师从俞平伯，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东北师大，1955年后终身任教河南大学。华先生学术视野极为广阔，从《诗经》、汉魏文学，至唐诗、明清小说，无不深研，尤其在词曲研究领域备受学界推重。

华锺彦先生的《花间集注》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花间集》最早的注本。著名词学家顾随先生作序。《花间集》是第一部文人词总集，乃百代词家之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词“当行本色”创作道路的典范。民国之前，《花间集》虽然版本众多，其编集的目的都是为读者提供摹写的范本。《花间集注》却完全不同，它创造性地采用了解释词句、疏通意旨兼及鉴赏的新体式，开《花间集》赏析之先河，以教学和普及推广为目的，呈现出显著的现代大学教材的特征，具有文学经典普及的性质，成为民国时期新派词学在词籍注释领域的学术范本。华锺彦先生的《花间集注》是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花间集》注本，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以上三位教授具有颇多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均具有深厚的词学造诣，且均在民国时期已经在词学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第二，他们解放后先后来到河南大学，终身任教河南大学，且均担任过中文系主任、副主任的行政职务，在师生中享有极高的声望。第三，他们均为既博又专的学者，根据教学的需要在学术上曾涉猎多个领域，但又有自己的学术专长，具有很高学术知名度。

四

民国词学分为新旧两派。所谓“旧派”也被称为“体制内派”。“体制内派”的词学批评往往更注重词体的内在结构，讲究词体的学术规定性。旧派的学术渊源是由清代的常州词派传承而来，大都是常州词派的传人，主要是晚清四大家及其弟子。所谓“新派”，也对应地被称之为“体制外派”。新派的词学家大都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较深，是一批新型的学者。他们受西方的教育思想浸润很深，多并不以词学为主业。新派也被称为北派，主要因为他们大都生活在北平和天津一带京津地区。如王国维、胡适、胡云翼、郑振铎、俞平伯等人。从新派词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王国维是启蒙者，胡适是奠基者，胡云翼是开拓者。从前后任教河大的词学教授的学术渊源来看，邵瑞彭、蔡嵩云、卢前、高文属于旧派；任访秋、华锺彦具有新派的色彩。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无论旧派、新派，皆有可贵的学术理念和建树，皆是宝贵的词学教育遗产。河南大学今天以葆有这样的遗产而自豪。

新世纪以来，河南大学的词学研究又开辟了新的局面，词学研究稳步前行。邹同庆和王宗堂合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孙克强《清代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岳淑珍《明代词学批评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刘军政《中国古代词学批评方法》（人民出版社2015年）、陈丽丽《南宋孝宗时期词风嬗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等著作的出版，显示出河南大学的词学研究薪火相传，步步坚实。

为了巩固和加强词学研究，在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河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中心得以组建，重新整合了词学研究力量，确定了三个研究方向：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词学批评史研究，词史研究。如今河南大学的词学研究具有显著的学术特色：文献与理论并重，以文献整理考辨为基础，以批评史、词史、学术史的建构为方向，以发扬传统、勇于创新为精神动力。这套“河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中心词学研究丛书”的出版，是河南大学词学研究新的起点，展望未来，前途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