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既是我在河南大学文学院执教的第37个年头，也是我在明伦园内生活的第41个年头。在即将享受退休以后的清闲生活之际，与母校母院的缘分使我无限留恋难以割舍，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但一时又不知从哪里说起。

2023年是文学院建院的100周年，为了迎接文学院的百年华诞，让世人了解文学院的辉煌历史，本成书记和宏林院长亲自挂帅，成立了院史编写小组。我作为文学院自考办负责人也忝列其中，与负责成教的国平主任等共同承担院史“社会服务板块”的部分资料搜集与撰写任务。一次开会聊天，我提到在古代文学教研室刚参加工作时的趣事，说起学院、教研室过去的各种“传统”“规矩”，刚留校时每周要徒步到教研室各位老先生家送电影票，在与老先生们的交往中多有感触，大家都说这是个很好的素材，撺掇我把它写出来。我当时也觉得这事回忆起来蛮有意思，应该写几句话记录下来，真到老来忘事的时候翻检一下，未尝不是值得炫耀的谈资，于是就有了重拾这些记忆、写几行蹩脚文字把当年这些生活碎片记录下来的想法。然而，疫情的突然爆发使得这个想法慢慢搁置了下来。

这个学期是我在文学院最后一次给本科生讲授古代文学基础课，原来安排每周8节，这也是多年来已经适应的排课习惯，后来因一个老师工作调动，他的课程需要别人来分担，教研室负责教学的军政主任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再承担4节课，这样我每周就达到12节了。说实话，这是我近40年教学生涯中第一次在一个学期承担这么重的本科教学任务，加上年岁不饶人，体力精力都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一是工作总不能掉地下，课总得有人上；二是做教研室主任尤其是负责教学的主任的难处我深有体会，因为我当年做教研室主任时曾经为人手不够课程安排不开到处求人救急，深知如果军政主任不是实在没办法轻易不会向我这个老教师开口；三是本人历来安分守己服从安排，一直对教学工作心存敬畏，总不能在教研室工作安排出现难题时不管不顾晚节不保，所以没有任何犹豫当即就答应了下来。但屋漏偏逢连夜雨，疫情的出现又给我出了大难题——逼着我上网课。这对于习惯了采用黑板加粉笔这种传统教学模式的我而言，说得雅一点是挑战，俗一点就是赶鸭子上架，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去适应。说来让人难以置信，在这个过程中，我先后试用了QQ、微信、雨课堂、腾讯会议、钉钉等软件，在其他老师、家人和学生的指导帮助下才算勉强上手。现在每次上课都是提心吊胆，一怕停电，二怕网络不给力，三怕电脑出问题，再加上要审读各类学生论文，整天忙得头大眼昏，所以围绕电影票写几行文字那点所谓的灵感慢慢也就消失殆尽了。最近，负责这个栏目的主管新军院长几次发信息催促，我才不得不重拾思绪，唠叨一下我和文学院40年的深深缘分。

从哪入手呢？想来想去，还是把“电影票”作为“入话”吧。既然是“入话”，可能要扯得远一些。1976年我16岁，高中毕业就在老家——汝阳县内埠公社马营大队——做了一名“民办教师”，就是在学校教书像生产队的社员一样挣工分的那种。当时国家因为财力所限，没有充裕的资金为教师发薪，而各级各类学校又不能没有教师，于是各级学校便从当地年轻人中挑选识字多几个的到学校当老师，大队给记工分，每月另外发几块钱的补贴。对于当时的农村人来说，不用下地遭雨淋日晒，还有几块钱的补贴，这已经是很体面且让人羡慕不已的活计了，甚至连将来找媳妇都是优势。教书时间不长，高考制度恢复，不管本科专科还是中专，一旦考上就有了粮本吃上商品粮了，毕业后工作不愁稳端“铁饭碗”。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同伴都一窝蜂似地报考应试，而我深知自己初中高中阶段学校一直在搞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在学校很多时间都花费在开批判会写大字报上，学到的一星半点东西早就还给老师了，报考也无非是充当分母，差不多犹豫了三年之久，好在自己在学校教书的同时也时常给自己充电，也不甘于一生就这样默默度过，终于破釜沉舟痛下决心，辞掉了“民办教师”这个工作，集中半年多的时间，去内埠高中复习班复习应考。说来好笑，当时村里不少人为我惋惜，说我不该辞去这个工作；也有人感觉我是好高骛远不自量力，还编了“不做老师做学生，不坐椅子坐板凳”的顺口溜来揶揄。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历经九个月的苦战，忍受着营养不良体力透支引起的浮肿，克服了睡眠不足压力过大导致的神经衰弱，终于在高考中上了一本分数线——据说那年全国本科及大中专录取的比例占全部考生的百分之七。虽说没有范进般癫狂兴奋，但也足以让我高兴得好梦连连。等到填报志愿时，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东西左右着我的意志，没有任何犹豫，就在第一志愿中填上了河南师范大学（当时的校名）中文系。实际上，当时在专业选择方面我一无所知，只是朦胧感觉在可供选择的文科专业中，语文历来是主科，而其他则是辅科，觉得其他专业要么是看报喊口号，要么是埋头搞古董，这种感觉现在看来当然显得无知且可笑。当我怀揣梦想、背着行囊来学校报到，首先给我强烈震撼的，就是雄伟庄严、典雅肃穆的大礼堂！（那时南大门正门没有开启）不仅全体新生的开学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室内的座位上看电影——新生发了招待票。那种感觉，绝不亚于高晓声笔下第一次上城住五块钱旅店的陈奂生！那时在农村老家，公社有专业电影放映队，轮流到各个大队去放电影，当然是露天放映。虽说放电影不花钱，但电影胶片是要花钱租的。于是乎，人们便想出各种办法逃避片租，比如相邻或相近的村庄如果都在某天放不同的电影，就相互派人将放过的电影胶片飞速送到对方放映现场接着放，这在当时叫“跑片”，同时看两个片子，彼此都可以少花一次的租片费用。当时乡村没有电视，农民在耕作之余除了天天听村里大喇叭中反复播放的几个样板戏外没有其他娱乐形式，能看一场电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又由于租电影胶片要花钱，所以村里一年半载也放不了几场电影。当时只要听说邻村要放电影，哪怕是遇到刮风下雨天，村人往往在晚饭后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就奔赴邻村去了，因消息不准而跑空的情况也屡屡出现。对于我来说，学校有晚自习，我们几个要好且电影瘾大的老师有时会瞒着校领导，晚饭后结伴偷偷跑到邻村看电影，领导检查时让班长给打掩护；有时瞒不过，只好等下了晚自习，在一帮学生“粉丝”簇拥下再跑去观看，但片子往往放映过半，只能看个结尾，无头无脑，基本情节也搞不明白。其中《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战争片看过多遍，最后都是八路军、解放军胜利，日本鬼子和蒋匪帮败得一塌糊涂举手投降。总之只要看到银幕上枪声阵阵炮声隆隆就很过瘾，那种满足绝对不亚于总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八路军和解放军官兵。

我们八零级200名同学分6个小班两个大班，我在4小班，上课属后大班。除了正常的上课学习，大学四年最大的享受就是周末看电影。那时每周六晚上和周日下午、晚上大礼堂都要放电影，一般都是两个片子。学校有个电影放映队，把电影票分到各个单位，由单位统一领取再进行分配，卖不掉的交由电影队出售。就学生来说，每个班级由生活班长统一到年级长那里领回，之后到各个宿舍售卖。票分甲乙丙三个等次，价钱分别为一毛五、一毛和五分。同学们大多从农村来，经济宽裕的不多，所以甲票一般剩得多，乙票比较抢手，我则专买丙票，虽然位置偏些，一楼有的位置甚至因立柱遮挡看不清，但可以带一张报纸，坐在一楼走道或二楼第一排前的台阶上看，效果一样不错。甚至有时运气好，好的座位没人坐，自己就可以有一毛钱乃至一毛五的享受。在农村老家看电影只看个热闹，通过中文系的文学概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课堂，才懂得了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有时与同年级其他系的老乡们聚会，如果论起周末看的哪部电影，还有机会从专业的角度谈点看法卖弄一下。观看的电影中，不少都与课堂教学有关，比如《家》《阿Q正传》《武训传》《赤橙黄绿青蓝紫》《精变》等等，看过之后，电影的内容又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大家也在不知不觉中彼此接受着专业的熏陶，加深了对文学的理解。

大学四年的生活是充实的，也是快乐的，这种充实和快乐当然离不开每周两场电影的享受。我的大学宿舍共八个人，四个年龄大些，四个年龄小些，各有各的脾气秉性。尽管不免鸡毛蒜皮之类的小摩擦，但总体上大家相处其乐融融。其中我和年长我两岁的霍清廉脾气最投缘，买饭时我俩总是合作，一个排队打饭，一个排队打菜。上课时我俩总是结伴坐在一起，课后彼此交换课堂笔记，补上课堂上记得不完整的内容；习惯上晚饭后将书包放在十号楼的某个教室，占好位置就到校园散步，时而拉家常，时而讨论甚至争执一些学习上的问题，之后再到教室自习。霍兄不苟言笑，对待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做起事来很是执着。记得有一次晚饭后散步争论起《红楼梦》中林、薛的优劣，我问他将来找媳妇是找林还是选薛，他沉思了半天说到，“选林黛玉，但我要用薛宝钗的性格把她改造一下”，当时让我笑得肚疼。他的家境也不怎么好，从小失怙，靠伯母养大，在校不仅专业学习很刻苦，而且涉猎广泛，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长。他毕业后曾到新乡的张武店当硕士村长，再后来到河南工业大学一个学院做了书记。同宿舍另外几个同学，石应四年龄最长，我们选他做寝室长。他留下的话题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他烟瘾较大，好开玩笑。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给我们“宣读文件”，说学校规定以后称寝室长要称“陛下”；他住在上铺，平时上下床窜跳很麻利，有一次要给我们表演一下，结果拿捏得不是太到位用力过猛失了手，一下子被床帮弹了回来狠狠摔在地上，走路瘸了好几天；毕业时主动要求到新疆支边，好多年音讯全无，我几次到新疆参加学术会议，多方打听都未能打听到他的下落。其他几个同学有从政当官的，有在各类学校教书的，有在新闻部门的，在自己的领域皆有所成，无愧母校母院的培养。我留守文学院默默耕耘至今，将一生的年华浇铸于此，教过几十届弟子，也觉得很满足。回想起来，毕业已近四十年，大学同学或已退休或面临退休，有的甚至阴阳两隔，墓木已拱。尽管各有所成，但面对子辈硕健孙辈咿呀，白云苍狗、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不由使人两鼻酸楚，涕泗奔涌。

四年大学所学课程丰富多彩，在这里回忆一下给我传道解惑的各科老师，以志师恩难忘：讲授古代文学课程的有白本松、李博、王宽行、张家顺、温振宇、宋景昌、王芸、李贤臣、李春祥、曹炳建、郭振勤等老师，讲授现当代、近代文学课程的有任访秋、刘增杰、刘思谦、王文金、章秀定、王介平、岳耀钦、张永江、赵明、周启祥、张俊山、刘文田、关爱和等老师，讲授文学概论课程的有毕桂发、王绍龄、王怀通、拜宝轩等老师，讲授写作课程的有贾占清、贾华锋、张锡智、张子臣等老师，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的有王浩然、董希谦等老师，讲授现代汉语课程的有陈信春、丁恒顺、王中安、陈天福、王燕燕等老师，讲授外国文学课程的有卢永茂、冉国选、张中义、袁若娟、赵宁等老师，讲授教学法课程的有张仲良、何琛、董长纯等老师，此外还有讲授民间文学的张振犁老师、讲授逻辑课程的梁遂老师、讲授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滕画昌老师、讲授古代文论的刘溶老师等。四十载的岁月，加上痴呆在望，罗列难免遗漏。不少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文学概论课堂上要言不烦的毕桂发老师，激情澎湃、每次课后都是大汗淋漓的王怀通老师；现当代文学课堂上信阳口音很重、文本剖析精深的王文金老师，讲课有板有眼、偶尔蹦出几个“普通字”的刘增杰老师；古代汉语课堂上四平八稳、概念清晰的王浩然老师；逻辑课堂上动作幅度很大、总是带两个杯子、期末考试中给绝大多数同学都打了90多分的梁遂老师……

当然因为兴趣所致，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古代文学的各位老师。比如，讲先秦文学的白本松老师是温县人，口音虽然难懂，但从其表情神态以及声音的抑扬顿挫，可以感受到他讲课时对文本的陶醉，而我们尽管听得似懂非懂，课堂上往往也跟着白老师一起陶醉；李博老师喜欢在讲解学术问题时联系现实乃至他个人的生活工作经历，并且时发警句，让人倍感亲切。讲汉魏六朝文学的王宽行老师讲课时家乡话和普通话兼用，激情四射，特别投入，对他而言讲台总是显得太小；张家顺老师普通话说得很好，讲课深入浅出，幽默生动，当年给我们讲《报任安书》时声情并茂的情景历历在目——后来他调市里当了负责文教卫的市长，一直关心支持着文学院的发展。我们专业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总派我到老政府大院通过秘书通报并指引路径，到“刘少奇纪念馆”上面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找到张老师，让他打电话或写条子协调，在组织代表考查市内文化景点和导游服务等方面给予很多关照，当然客观上也为开封作了宣传。讲唐宋文学的王芸老师讲课语速不紧不慢，条理清晰。宋景昌先生上课时烟不离手，抽不起带过滤嘴的香烟，而练就了熟练接烟的绝活，即当手中的一支烟将要吸完时，下意识地从上衣兜中抽出另一支，不用眼看，边讲课边接烟，几个指头一拧就不差分毫地接上了。宋先生授课板书工整，笔力遒劲，旁征博引，往往且背诵且板书且翻译且讲解，再辅之以肢体语言和传神的手势，常常引得满堂喝彩和阵阵掌声。

四年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到了毕业季，大家最关心的无疑是工作去向问题。那时是计划经济，国家对大学生包分配，毕业时根本不用为工作发愁。每年由省里制订分配方案，统一安排到各个工作岗位。分配有一级分配和二级分配之说。所谓一级分配，就是直接分到省直单位，包括政府机关、事业部门、国有企业、大中专院校等；所谓二级分配，就是档案转到各个地市教育部门，由教育部门再进行分配。省里将分配指标下达各个高校，由学校决定你到哪里去，所以领导和辅导员的推荐很关键。除此以外，毕业时优势还有“三优”之说，即四年的学习成绩、毕业论文和教育实习三项成绩都是优秀，具备了这个条件，一般都够得上一级分配。我抄录了一份当年我们年级的分配方案一直保存至今：省直机关33人，部属单位11人，大专院校（包括附中）37人，各个地市120人。我原初的打算是毕业后回县城或洛阳谋职，甚至当时洛阳师专（现在的洛阳师院）来招人的老师已经和我谈过话，要我到他们那里工作；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有了留校教书的选项，我想本科院校比专科院校当然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在当时古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白本松老师找我谈话时我就爽快地答应了；再到后来又有了到省城一个不错单位工作的机会，但终于还是在苏文魁书记的“教育”下留了下来。回头想想，毕业时三个机会摆在我面前可供选择，最终留在文学院并且在这里“苦劳”了一辈子，这除了深深的缘分，还能有其他什么更为合理的解释呢？

我刚留校时，古代文学教研室的阵容相当庞大，先秦、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四段的老师加起来总共有二十五六个人。如果从年龄上分，在我看来，第一梯队应该包括华锺彦、王梦隐、宋景昌、邢治平、王宽行等老先生，第二梯队应该包括李春祥、白本松、李博、王宗堂、王芸等老师，第三梯队应该包括张家顺、王立群、李贤臣、郭振勤、张弛、王刘纯、曹炳建、陈江风、齐文榜、王珏、张一木以及古代文学教研室资料员万宁等，最后一个梯队应该包括李恒义、常萍和我。工作中除了老先生们的关怀外，年轻教师中很让我佩服的是王刘纯和陈江风两位，他们不仅学问做得好，人品也没得挑剔。刚入职的我对什么都懵懂无知，他们会时不时地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给予点拨，让我倍感温暖。王刘纯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尤其是书法很好，1981年参加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荣获了一等奖，人们对他的评价是除了不会生孩子其他什么都会。他留校后从事唐宋文学研究，给著名古文家、金石家、书法家高文先生做助手，合作出版了在学界很有影响的《高适岑参诗选》，现在大象出版社做董事长，每年给他们单位创造巨大的效益。陈江风教汉魏六朝文学，研究视阈较宽，尤其擅长从文化与民俗的视角来观照中国文学，出版了颇有影响的《天文与人文》等专著，在河大由中文系副主任做到教务长，后来又先后做了南阳师院、郑州轻工业学院的副院长。另外，曹炳建老师也把他备课的经验体会以及注意事项等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我。

还回到电影票上来，我跟着李春祥老师当助教，同时兼任教研室秘书，除了平素要办理教研室的一些杂事外，就是每周四到各位老先生们家送电影票。程序是系行政办公室的黄炳申老师统一到学校电影队那里领回来，分配到各个教研室，分配时自然是甲乙丙票搭配，且老先生们每人只能满足一张甲票，这样即使老夫老妻看电影时也不能坐在一起。华锺彦、王梦隐、宋景昌等几位老先生住在明伦校区南面的家属院。华锺彦先生住的是两层小楼，记得第一次到他家送电影票，走上二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房门头镶嵌的写有“双鹤轩”三字的扇面，房间墙壁上挂着一幅青松双鹤图，他正和夫人孙叔容老师整理文稿，各种书籍文稿平铺了一床——华先生也常说自己这里是“年年岁岁一床书”。我自我介绍后，他指着夫人说：“这是孙老师，你可要认识她呀。”后来去送电影票，他会偶尔问起我讲课的内容，并时有精警的点拨。后来我了解华先生曾师从高亨、钱玄同、俞平伯等学术大师，在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诗经》等各个领域都有很深造诣，其《花间集注》《戏曲丛谭》至今享誉学界。我和宋景昌先生是汝阳老乡，他住一套小型三居室，到他家送电影票时他时常和我拉家常，从如何讲好课到搞科研写文章多有点拨；谈及他当年被打成右派到农场劳动改造以及其他磨难，总是显得豁达乐观，很少苦涩的流露。王梦隐先生家住最南一排，他平时似乎不大爱出门，第一次去送电影票我通报姓名后，他随口说“君子进德修业”，以后每周去家，他总是让我坐下，问系里这事那事，很是详细。王宽行先生家住西门外家属院，家境好像比较困难，不大爱买甲票。第一次给张家顺老师送电影票曾遇到过一件尴尬事，当时他住在校西门外一个简易的两层小楼的二楼，我自我介绍后，他很关心地问我各方面的情况，未料临走时他问“你结婚没有”，天哪，我才二十来岁，连恋爱还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呢！透过张老师关切的发问，我该对自己的老成有多么高的自信！后来和张老师熟了，他开着玩笑告我，说他女儿至今还为自己的老师嫁给了我而“替老师抱屈呢”这句让我始终都觉得遭受很大打击的话。

送电影票过程中，我也对其他老师的研究领域有所了解：邢治平先生曲稗兼治，曾出版过《红楼梦十讲》等专著；白本松老师在先秦寓言研究方面建树颇多，还精通《周易》，我们几个年轻人常常晚饭后相约到他家串门，请教学问争论问题，生活中的各种困惑迷茫也总让白老师帮着释疑解难指点迷津；李博老师虽讲授先秦，但苏轼研究在学界有一定影响；王梦隐先生研究贺铸，王宽行先生研究陶渊明等等。李春祥老师的情况当然我最熟悉，元杂剧和红学领域多有创获。他的生活特别有规律，习惯是早上5点多起床写东西，7点多出门跑步锻炼，早饭后接着写作，10点骑车到系办公室取信。李老师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在元杂剧研究方面，《元杂剧史稿》《元杂剧论稿》两部专著的出版，也奠定了河南大学文学院当时在元曲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

从1985年给1982年级开讲，到今天给2017年级网授元明清文学，我总共给文学院的36届学生讲过基础课。回忆我在河大文学院工作的近四十年，老师们退休了一批又一批，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学生毕业了一届又一届。在将要阔别十号楼熟悉的三尺讲台之际，想到与母院的深深缘分，总是感慨万千。在与文学院相伴的四十年中，自己一直心怀感激与忧虑。感激的是在这里始终有师辈的关怀与指点，自己才能在高校教学科研这块别人看来非常神圣的领地站得住了脚跟；忧虑的是唯恐努力不够做事不周愧对“铁塔牌”称号，有损母院声誉。感到欣慰的是，历届毕业生对自己的教学还有一定程度的认可，时不时会收到毕业多年的学生发来的问候信息，还多次被毕业生评为“自己最喜爱的老师”之一，同时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也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我坚信并深深祝愿，文学院会乘着“双一流”的东风，借百年院庆这个契机，在各个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