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3日至14日，“汉语史研究高端论坛（2024）”在河南大学文学院二楼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由河南大学文学院主办，设置了八场专题报告，来自（按汉语拼音序）安徽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兰州城市学院、兰州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内江师范学院、清华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信阳师范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38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在两天的论坛上，聚焦汉语史研究中的词汇、语法、音韵及文字、训诂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和探讨，推动了汉语史研究和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

开幕式由河南大学文学院丁喜霞教授主持，河南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副院长张枫林、河南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刘百陆、香港教育大学朱庆之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张生汉教授先后致辞。

丁喜霞教授介绍了组织本次论坛的初衷和论坛筹备情况，以及论坛的报告形式和议程安排，向参加开幕式的领导和与会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张枫林副院长代表人文社科研究院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对莅临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表示问候和感谢，并介绍了河南大学的文科建设理念和重要建设举措，认为汉语史研究是河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术领域，根基深厚、学者辈出，此次盛会必将进一步助推我校的汉语史研究。

刘百陆书记代表河南大学文学院对与会专家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了文学院近年来在科研机构、专业设置、师资力量、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希望借此契机，加强与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汉语言文字学的学科建设，推动汉语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朱庆之教授对河南大学文学院丁喜霞教授领衔的团队举办本次论坛、对上级主管部门和领导对本次论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随着科技进步和人工智能的运用，语言研究者面临新时代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呼吁年青学者尽快学会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利用时代科技为学术赋能，人文学科才有希望和未来。

张生汉教授代表河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全体教师对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指出本次论坛是汉语史的一次盛会，将极大促进河南大学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张生汉教授分享了关于汉语史分期的重要观点，并表达了对河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研究发展的殷切期望。

第一场专题报告由首都师范大学洪波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主持。

山东大学张树铮教授首先作题为《“趸”字探源》的报告，从“趸”的形成过程，分析了俗字在使用过程中经历的繁化和雅化的多重改造。

内江师范学院杨世铁老师报告的《传统训诂研究的特点及其对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启示》，围绕传统训诂研究的特点、训诂学作为一门学科以及对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启示展开讨论，强调科学地认识古代训诂研究的成就，对于继承中华传统学术的优良传统、发展现代语言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南方科技大学李蓝教授报告的《利用地方志资料考释疑难词语举例——再论不当家花拉的》，认为《金瓶梅》和《红楼梦》“不当家花拉的”应释为“浪费”义，结合地方志文献和现代方言资料，认为“不当家”和“不当价”是两个来源不同的词，“不当家”的“浪费”义是从“不节俭”衍生出来的，“不当价”去掉词尾就是“不当”，有“罪过”义。

武汉大学赵世举教授报告的《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路径拓展和成果利用浅议》，认为就汉语词汇史研究而言，必须关注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更新观念与方法，在充分继承优良传统和利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既注重学科内部推陈出新，又重视跨学科领域开拓，积极回应时代需求，为国家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第二场专题报告由上海师范大学王双成教授和陈昌来教授主持。

香港教育大学朱庆之教授报告的《试论古代汉语无定代词的来源》，基于肯定义的“或”源于“有”、否定义的“莫”源于“无”，重点讨论了古代汉语中“有”和“无”由动词转化为无定代词用法的原因，以及这种转化对认识汉语无定代词的特点具有的重要意义。

西南大学孟蓬生教授报告的《上古汉语焦点副词“实”的语法化路径》，通过对先秦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穷尽性调查和定量研究，认为虚词“适”来源于“是”的复指用法，又通过“是”“适”“实”三字的上古语音研究，认为三字实为一词，并由“适”的使用特点对出土和传世文献语料的时代做出大致判断。

上海师范大学陈昌来教授报告的《从感叹到语气：语气词“哈”的功能、来源与演变兼及方言中的“哈”类语气词》，认为“哈”类语气词在汉语各方言中广泛存在，“哈”不可能来源于“呵”，其他语言的证据进一步表明，“求应”叹词或语气词是具有跨语言普遍性的范畴。

清华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张美兰教授报告的《汉语BA状态形容词的不完全重叠式类型及其分布特点》，认为偏正式BA双音节状态形容词的不完全重叠式有BBA和BAA、ABB三种类型，在动机来源、地域分布、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上都呈现出了一定的互补对立性。

第三场专题报告由安徽大学曾良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赵学清教授主持。

苏州大学/安徽大学杨军教授报告的《〈篆隶万象名义〉及〈玉篇〉残卷支韵与脂之韵的分混及相关问题》，在周祖谟支韵独立、脂之合流结论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研究，分别讨论了脂之演变的方向、系联材料的归纳、用韵书作为参照系遵循的原则、材料中异质成分的处理等问题。

兰州城市学院莫超教授报告的《汉语方志方言文献的发端、发展与成熟》，从方志方言文献的产出量、方言内容归属的明确性、编辑体例的定型性等方面，认为明代属于方志方言文献的发端期，清前期是发展期，清中期是成熟期。

华中科技大学黄仁瑄教授报告的《汉语音义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分析了汉语音义学与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语法学、文献学和数字人文等学科的密切关系，对汉语音义学的理论基础、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研究材料做了详细讨论。

湖南师范大学熊加全教授报告的《〈康熙字典〉疑难字考释》，在对《康熙字典》所收疑难字进行全面测查与研究的基础上，考释了其中的20个疑难字，并对其成因与类型进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第四场专题报告由首都师范大学黄树先教授和西北师范大学洪帅教授主持。

安徽大学曾良教授报告的《小说戏曲字词札记》，认为小说戏曲等通俗文献中的不少讹字或异文，可以结合俗字的规律加以解决，并以“畀處”“扳茅容”“唇宫”等为例，说明可以通过一些俗写规则的推断，来正确识读古籍文本。

武汉大学萧红教授报告的《〈经义述闻〉〈读书杂志〉的语法观》，结合王氏父子《经义述闻》《读书杂志》中与古代语法相关的十余例证，探讨王氏父子关于虚实区分、词类活用、词序等方面的观点。

河南大学丁喜霞教授报告的《乾嘉学者文集中训诂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从文献学、训诂学和语言学史三个层面，对乾嘉学者文集中的训诂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认为此项工作有助于发掘新的训诂资料，深化训诂学研究理论，拓展语言学史研究领域，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河南大学张伟丽副教授报告的《安澄用〈玉篇〉校〈中观论疏〉例释》，分析安澄以《玉篇》为主要工具书，说解文字、勘订异文，认为安澄对《中观论疏》的校勘体现了较为精深的文字训诂功夫。

第五场专题报告由兰州城市学院莫超教授和兰州大学敏春芳教授主持。

河南大学张生汉教授报告的《也说“勃土”“麵勃”》，以“勃土”“麵勃”为例，详细说明考究词同源分化的语音形式，有助于揭示词的同源关系，汉语同源词的系联对探求词义的来源、更好的解释词义，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大学汪维辉教授报告的《“包弹”补说》，从音转和方言两方面确定“包弹”及众多异写形式的“真身”是“驳弹”，可倒言为“弹驳”，认为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只有破除字形的迷障，通过语音的分析，才能拨云见日，得到真相。

首都师范大学黄树先教授报告的《〈周南·桃夭〉较诂》，运用比较训诂的方法对《周南·桃夭》进行解释，主张在继承传统训诂学的基础上，引入汉藏比较、词义比较，借鉴这些学科的理念和材料，运用比较训诂的方法对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

北京大学董秀芳教授报告的《从古汉语训释模式看汉语的一些特点：话题、对言、词类表现和主观性》，对古代汉语训诂文献释义模式进行分析，讨论古代汉语的特点：话题突现；对言明义；实词词类的差别不被重视；两种训释格式来自话题结构；释语在前时更偏重外延；释语在后时更偏重内涵；释语在后时，更容易发生主观化。

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报告的《“除非”的形成——兼谈双音并列词语的成词条件》，讨论“除非”的产生时间和成词条件，结合“自己”“莫敢”等其他双音并列功能词的形成，认为历史上产生的双音并列词语是由句法结构凝固而成。

第六场专题报告由北京大学董秀芳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赵家栋教授主持。

首都师范大学洪波教授报告的《从“攸”“所”“者”的关系化看上古汉语的句法格》，探讨“者”“所（攸）”的关系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形态和句法现象，讨论了上古汉语早期介词“于”的作用和去声别义增价功能的句法实现现象。

兰州大学敏春芳教授报告的《从车王府曲本鼓词〈封神榜〉看借代的词汇化》，分析了车王府曲本鼓词《封神榜》中部分借代修辞现象产生的途径和机制，认为借代义摆脱语境制约、频繁使用是借代修辞现象固化成词的重要条件，随着词汇化进程加深，修辞效果不断淡化。

四川大学顾满林教授报告的《早期汉译佛经“树”系复音词语的来源和去向》，分析了“树”系复音词语的意义类别、产生时间及新词与梵文本的对应，并以“树林”和“林树”为个案讨论了复音词的理据和结构，说明了“树”系复音词语的去向。

信阳师范大学张言军教授报告的《“著名”的词汇化及其组配能力的正向偏移》，认为“著名”经历了从动宾短语到动词的词汇化，又经历了从动词到形容词的属性变化。形容词“著名”的组配能力发生正向偏移，受到了语用推理、语境频率联想、乐观原则的认知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河南大学张雨薇副教授报告的《寻找失落的译者：传统语言学结合现代语言模型的“二重线索”》，以译者尚存争论的《大阿弥陀经》为例，针对判定汉译佛经的译者和译出年代等问题，提出新的研究思路，用传统语言学结合现代语言模型作为考辨汉译佛经、鉴定译者和译出年代的“二重线索”。

第七场专题报告由西南大学孟蓬生教授和四川大学顾满林教授主持。

陕西师范大学赵学清教授报告的《〈玉门关汉简〉量词说略》，通过对《玉门关汉简》首次公布的517枚新简中高使用频率的量词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这批新出土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深入了解汉代西北地区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有重要价值。

西北师范大学洪帅教授报告的《〈论语·先进〉“斯”与“兼人”新解——王家嘴楚简本〈孔子曰〉与今本〈论语〉比较二则》，以最近公布的王家嘴楚简《孔子曰》中的“斯”与“兼人”为例，认为今本《论语》的这两处有歧解，“斯”应为代词，“兼人”与“进”同义，应是鲁莽、冒进义。

南京师范大学赵家栋教授报告的《中国画术语“九朽一罢”辨正与探源》，认为中国画术语“九朽一罢”实为“九杇一罢”的讹误，因宋代以后士人画的兴起，逐渐用柳木炭取代了原来的土笔，使得将原本表示涂擦的“杇”理解为柳木炭做的“朽笔”，最终导致对“九杇一罢”的错误理解。

河北大学梁春胜教授报告的《“䀿”“晰”辨》，通过对“晣/皙”“晰/皙”的辨析，认为“晣/皙”在先秦已见，而可靠的“晰”始见于宋代；“晰”当是“析”的增旁俗字，本记录动词{析}，明代以后又记录形容词{晰}，可从字音、词义区分二字。

河南大学刘云副教授报告的《读清华简劄记一则》，针对清华简《尹至》“至才（在）汤”中“”的不同训释，认为“”应读为“数”，训为疾速，“（数）至才（在）汤”意谓（伊尹）疾速地到了汤那里。

第八场专题报告由清华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张美兰教授和郑州大学司罗红教授主持。

上海师范大学王双成教授报告的《甘青方言形态句法的历史演变特点》，在充分调查甘青地区汉语方言的基础上，梳理了甘青方言形态句法的历史演变特点，并结合其他多民族地区的方言材料，进一步讨论了不同“民族走廊”语言接触和交融的共性和差异。

郑州大学司罗红教授报告的《河南新密方言中过去的标记“些”的语气功能》，分类讨论了河南新密方言中作为过去时间标记的“些”的语气功能。

河南大学辛永芬教授报告的《洛阳栾川方言的语气词“哎”》，根据不同的语义特征和语用功能，将栾川方言“哎”分为四个，认为这些来源不同的语气成分，在方言中经过不同的语音弱化路径，变成相同的语音形式，并在共时层面呈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表达不同的语气意义和语用功能，形成了颇具方言特色的异源同音语气词现象。

河南大学张雪平教授报告的《清代“不然”类词语的非现实情态功能——以在〈红楼梦〉〈歧路灯〉〈儒林外史〉中的分布为例》，全面调查《红》《歧》《儒》中的非现实情态表达功能词的使用情况，举例说明“不然”类词语意义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主观化加深的过程，也是从认识情态到义务情态的演化过程，与所谓的从道义到认识情态的演变方向不一致。

河南大学董秀英副教授报告的《构式整合与夏邑方言反事实条件标记“错不是”的生成》，关注夏邑方言中“错不是”的语法标记和其他方言中用“错”类词引导条件或反事实条件复句的现象，讨论了反事实条件句“错不是P,Q”的构成、语义表达以及“错不是”的生成机制。

每一场专题报告后，与会学者就报告内容展开热烈讨论与交流。

2024年7月14日下午18时，本次论坛圆满闭幕，闭幕式由河南大学文学院辛永芬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汪维辉教授作论坛总结，对本次论坛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本次论坛紧张、高效，是一次圆满成功的会议。研讨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时间跨度大、论文质量高，与会专家学者将汉语史研究与方言相结合，提供了许多新材料、新思路、新方法，必将大力推动汉语史和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发展。汪维辉教授用“埋头拉车”和“抬头看路”总结了本次论坛报告的特点，肯定了老一辈专家学者砥砺深耕、扎实学术的优良传统，鼓励青年学者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共同为汉语史研究的发展贡献力量。

首都师范大学黄树先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代表与会专家作论坛感言。黄树先教授认为汉语史作为传统学科的基础，应积极参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并特别感谢河南大学文学院张生汉教授、丁喜霞教授团队。朱冠明教授畅谈了在豫学习和工作经历，肯定了河南大学文学院汉语史和语言研究团队的建设成效。

河南大学文学院丁喜霞教授代表主办方对各位专家学者拨冗与会、共襄汉语史研究盛会表示衷心的感谢，专家们的报告和同行们的讨论都让人获益良多，期待与专家们再次相会，共同助推汉语史和相关语言学研究。

本次论坛的圆满成功，不仅为汉语史研究和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搭建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宝贵平台，而且极大地激发了汉语史研究的新活力。这一盛会对河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推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