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的黄沙是全国都有名的，“黄沙”并不是真的沙子，只是黄土而已，这里的一年四季除了东南风就是西北风，无论是哪里来的风，都能携起黄土飘零着，土质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从那一片黄土地挪到了另一片黄土地，一经夏季的暴雨冲刷，就有大部分黄土顺着雨水进入小沟，要么沉淀在泥潭里，要么随水流进入黄河。

黄沙坪是黄河畔的小村子，由于建造在黄河的滩涂地，地形还算平坦，所以这里就兴起了种植业，虽用不到任何机器来播种或收割，但人力劳动也较其他地方要轻松许多。

以前荒地一片，并没有村子。据爷爷说：由于与山西隔河相望，这里的人们都是两边跑，哪里有土地，就往哪里落脚。当时，爷爷是佃农，工具、牲口都有，唯独缺土地，只是跟随着地主的需求走，因为没有地就无法修起自己的窑洞，自然也就难以安稳。

爷爷的父亲（我们称作“老爷爷”）在山西柳林落脚，那时带着六个未成事的儿子替人家做工，收成五五分，勉强养活一大家子。主家是好人，因我并未从爷爷和父亲口中闻得虐待之类的事情，反而听得“老爷爷”将最小的儿子抵给主家做养子的故事，因其无后。说来也怪，在那儿，很多人都是陆续断后的，包括后来留在那里的大爷爷、三爷爷，当兵的六爷爷（抵给主家的养子）后来去了东北，再未归来。后来的黄沙坪因我们的迁入而人口大增，即便只有十多户人家——刘姓渐渐不剩几家，我们老李家却人丁兴旺！

爷爷来坪上六十多年了，是随着他母亲一同过河的，为的是找到安身之所。当时，村子里只有老刘家族的人，地自然也被默认为是他们的，就连荒地也是如此，没有新迁入的李家一份，庄稼地更是不许沾染。那时我家族势力尚小，我老奶奶只带了三个儿子过河，个个未婚，媳妇还是靠着我老奶奶的威名娶进门儿的。

奶奶生了六个儿子，没有女儿，同老奶奶一样。我的大伯是50年代的“秀才”，拥有高学历——小学毕业，当年在乡公社可谓呼风唤雨，一直拼搏到县里的某个高级职位。人人都以为老李家要改头换面时，不料当年饥荒盛行，严重影响了老李家的生活水平，城里村子一个样儿，个个勒紧裤腰带——共产党人要以身作则，与民共甘共苦。我的大伯从一个不愁吃穿、反哺一大家子的人变成了要老母护子的人。

饥荒使好官难做，我的大伯恋着老母亲为他备好的饭食经常往家跑。每次通话都围绕一个主题“家里怎么样？老羊下崽了吗？地里的庄稼是否收割完毕？”终于他回到了梦寐以求的村庄，扛起了锄头，从一个正式干部蜕变为了本分农民。

二爹生下来注定与泥土为伴，他读书不够聪明、喂羊不够勤劳。奶奶口中的他是大脑发育不良的人，成人后勉强得了一门亲，女方却也是个傻子，子孙自然也算不得正常。

三爹是个可怜人，十五岁的时候，外出放羊，不慎跌落悬崖，这个称呼就一直空悬着了。父亲排行老四，由于继承了爷爷编筐子的手艺，成家之前赚得了几个钱，所以有了娶我娘的资本。我娘，一位民办小学语文老师，出身于书香门第。据说当年是我爹死缠烂打，才追到手的，我外公外婆虽然不同意，也禁不住女儿的任性妄为，后来就有了我——李祈翔。听堂嫂说起，当年母亲遭遇难产，差点儿死掉，好在我们都活了。然而因先天不足，生来头重脚轻，人人笑我是个跛子——然而我一夜走五里地的本事却是常人没有的。

五爹和六爹，一个当兵归来、一个学业有成，分别在县里有各自的职位。我省略了他们的故事。只谈这个村子的平凡！

先人们创造了往事——奶奶初次讲起这些的时候，我还在邻村上着小学。这些故事吸引了年轻的孩童。

“翔翔，你老奶奶是个了不起的婆姨啊！听我母亲讲，她带着你爷爷弟兄几人，和老刘家争得了土地，圈起了我们的窑洞，是开荒地、自己动手圈前来的三孔空洞，三个儿子一人一孔。”

“可是我听爸爸说，老刘家寸土必争，老奶奶怎么争得的呢？”

“因为你老奶奶长着一张利嘴啊！死的都能说成活的！要不然我怎么能到咱家呢？你爷爷老实巴交，只靠力气赚钱，完全谈不上世故，好在我嫁过来没遭罪，里里外外的活儿都是你爷爷一个人做，种地织毛衣做衣服，样样精通，可就是没有传得你老奶奶的利嘴！”奶奶躺在炕上微笑着，瞧着灶台旁的爷爷，四眼对视，脉脉温情！

我知道他们是没有爱情的，只有陪伴。但相扶到老的情谊足够让人羡慕了，那个年代多少人早早丧偶啊！那时，爷爷已经八十多岁，但仍然上山砍柴、下地干活，父亲说，这就是我的家族能够兴旺的原因！

西山畔是这个小村子的邻居，当年学校、戏台样样齐全，在周围几个小村子里名声显赫——学校就在戏台上方，一个在沟里，另一个在山上。之所以建在沟里，大概是因为那里石块众多、小河流淌、四村交集，正是唱戏的最佳之所。

每年三月，正是唱戏的时节，听父辈们说这是沿袭几代的传统。为神娘娘们办好大戏，希望风调雨顺、保佑庄稼无灾无害。爷爷最爱看戏！不知是否真的能够听懂。我们这些小孩儿总跟着老人前往沟里听戏，为的只是消费：平常是没有几个零花钱的，火腿肠、冰棍之类的小零食被父母禁吃，倒不因它们是垃圾食品、有害身体健康，只不过要省几个钱攒着过活罢了!

过年时亲戚们给的压岁钱照例由父母代为保管，到这个时候，就拿出来给孩子们了，照老人们的说法：给神娘娘花钱是应该的，小摊小贩是娘娘请来捧场的，我们这些看客当真要给他们些钱的。于是，我经常搀着爷爷走上几里地，一圈一拐着去那沟里听戏。爷爷德高望重，受到四村办事人的尊敬，照例是要坐在前排的，我自然也沾了不少光。譬如，父亲是没有闲钱给我买零食的，爷爷自然成了我的靠山——出门前，奶奶总会往他的口袋里装一块手巾和十块钱，手巾是爷爷用来擦嘴的，因老年人有无意流出涎水的毛病，讲起话来更是如此；而那十块钱，自然是为这个孙儿准备的。

台上“哇呀哇呀”地唱着，有时候我也懂得一些，旁边的老人说“下一场该上演包公断案”了，“我们看看包公如何铡陈世美的”，他们坐在一起彼此说着、看看。小辈们听得多了，自然就知道了戏台上的众多人物，穆桂英、包公是常演的剧目。我只顾啃着手头的冰棍，吃完之后，脸就像台上的戏子一般花花绿绿，好不喜庆！

小孩子们晚上不被允许去看戏，照例第二日要去上课，学校顾忌民俗放一天假已是仁慈。直至二年级时候，我尿床的习惯还没有改正过来，平常日子里不劳累身体的情况下，管控得住生理，但一旦走太多路，晚上准会在床铺上留下大于屁股的印记。那时，爷爷老迈到身体不能支持走远路看戏，而我正值年少，意气风发——为了零食，不顾早晚，一定要去看戏，即便到远一些的村子也毫不退缩。

春日的某天，正是远处村子的吉日，我和几个小伙伴放学回家，便商量着去“看戏”，手里拿着一块钱就往那个村子走去，翻山越岭，五里路程总算还是到了。攥着一块钱，分十次花完：一次一包一毛钱的巧克力豆（大约二三十个绿豆般大小），一分钟吃一个，三个小时过去了，巧克力豆基本吃完，踏上回家的征程。天生跛脚使得我走路要逊于常人，于是那天直到晚上十点多才走到家。不出所料，第二天果然尿床了！

日子过得很快，各个村庄修了柏油路，架起了水泥戏台子，请到了更专业的戏剧表演者，年年唱演着，唱到我初中时离开那个村子——我们的村子唱起自己的大戏：祈愿对象从神娘娘到龙王爷，从西山畔的神转变为黄沙坪自己的神，可说是一种进步。但在这进步的历程里，看戏的人逐渐少了，老人们卧床在家，小孩子们外出上学，青年人长久打工，坚守的人儿等不到归来的人儿，戏台上唱着大戏，台下空空如也。

黄土地的庄稼越来越少了，漫山遍野的枣花绽放着，青黄色一片，好似原始的丛林，其中掩映着几孔窑洞，在风的吹荡下，隐约见出硷畔上独坐的老人，他们有时看着对面的沟壑、有时望着山上的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