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河大读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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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新军:我在河大读中文
2020年03月12日 09:45 作者:武新军 返回列表

文学院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为此我们特开设“我在河大读中文”栏目,旨在打捞和总结学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办学经验。期待历届校友能够用文字呈现您在河大最深刻的记忆,记录传道授业的师长,叙写相互砥砺的学友,回忆课堂内外的美好瞬间,介绍您在这里的成长经验,分享您人生事业的收获。我们期待真实的历史细节,期待富有历史感的场景画面,更期待从历史中凝炼出的宝贵经验。学院过去走过的历史,将因您的回忆而更为丰满;学院走向未来的步伐,将会因您的思考而更为有力。相关稿件将先在本栏目刊出,然后联系出版社出版,我们热切地期盼您的来稿! 

来稿请发至hdwx.gx.189@163.com,联系人:武老师。

武新军:我在河大读中文

1994年5月,我们即将从安阳师专中文系毕业,不得不开始考虑就业问题。我打算到一个乡镇初中教书,没承想系里传来消息,河南大学将要从洛阳、安阳、周口、许昌、驻马店等师专各招几名优秀学生,进行专升本培养,每年需交学费2500元,这大概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一个尝试。遴选方式是自愿报名,择优推荐参加考试。当时2500元对农民家庭,还是个很难承受的数字,好在两个弟弟均已辍学,父母才同意我报考应考。

在某个早晨,几个获得考试资格的同学(中文与历史各8名),被带队的于老师引上进(汴)京考试的汽车,老师点李常青、王为治、李海泳、温敏、于静、张晓丽以及历史系八位同学的名字,都回答到了。多次点孟庆澍的名字,没人回应,于老师跑到院办打电话,回来说小孟放弃考试了。车子七点半准时出发,于老师善于活跃气氛,年轻人又充满活力,一路上歌声不断。走了三四个小时到达滑县,一辆黑色小轿车从后面窜过去停下来,孟庆澍从小轿车中出来,登上我们的大巴车,大巴车就继续前行了。

折腾了九个多小时抵达开封,于老师让我们自己找同学借宿,找不到再与他联系。有位同学找不到,听到一位刚进校门的学生讲安阳话,于老师上去说了句老乡见老乡,就把住宿落实了。这是我第二次来开封,高中同学在河大读书的有好几位,找住宿并不难。第二天全天参加考试,下午返程。汽车追着夕阳一路向西,没多久天就黑了。汽车经郑州黄河桥、新乡到安阳,路上一直纠结考得如何、能否录取的问题,回到安阳师专宿舍,已经是深夜了。

不久即传来消息,所有的考生都被录取了。暑假之后到校报到,与其他师专过来的李立峰、杨萌芽、张忠伟、赵勇、韩德星、张瑞等等同学被编入九二七班,开始了在河大中文系的学习。当时,也许学校与学院领导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班级,日后竟然会成长出那么多大学教师,那么多优秀的公务员、中学教师和新闻记者,还出现业绩不凡的企业家。当年参与这个班级管理的领导和老师后来说:“当时是没想到,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人的生活、命运往往会因某个偶然选择而改变。从选择报名参加考试的那一刻,从不同师专的汽车开出的那一刻,许多人的命运都因此而开始改变了。A、B、C三位不会想到,这一辆应考的车开往之地,竟让自己扎根下来,此后的近三十年就和这个地方分不开了,想分也分不开。D和E不会想到,他们在铁塔之下修炼两年后,会沿着当年大宋南迁之路,到杭州的高校教书,只把杭州作汴梁了。坐在应考的车上的F也不会想到,在铁塔下已修炼了两年的G在等着她,两个人一同变成了热爱中国的美籍华人;当H、I踏上这辆应试的汽车,他们更想不到,J和K正从另一个方向驰来,从此之后自己将过上“公务员+高校教师”,“高校教师+记者”的生活,一种持续到老的生活方式。

人的命运之改变,源于铁塔之下好读书。河南大学的课程设置,与师专中文系明显不同。由于学制短,师专突出的是教学技能、三字一话,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写不好毛笔字受到虎溪老师批评。专业必修课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课时都很少,不及河大的三分之一。我是来到河大之后,在考研压力下,才跟着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些作品,虽然不多,古今中外都有些。收获最大的是阅读了罗大纲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差不多改变了人生态度。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抄写杨义老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后来杨义老师来河南讲学,听到这个手抄本的事很激动,杨夫人比他更激动。

那时的古城开封还是真正的文化城,黄修己老师从广州来到开封,他说广州是文化沙漠,开封是文化古城。校园南侧的大路两边,到处都是书报亭,与花花绿绿的杂志相伴的,是各种价格低廉的盗版本作品,河大西门两侧的路边,龙亭湖周边全部是旧书摊,出售从各种渠道搜集来的旧书。周末最大的乐趣,就是逛旧书摊淘书。那时买书没品味,逻辑学、心理学、哲学,什么高深莫测买什么,记得买过几本荣格和弗洛伊德的书,买过一些价格很低的领袖选集,后来还买到过几本牛庸懋教授鉴名的专业书。

当时还没有电脑和网络,同学们最大的娱乐就是在大礼堂看电影,需要先在大礼堂东侧的售票室排队买电影票,电影票分不同的等级,中间排座位好的票价贵些,座位靠后和偏两侧的票价便宜些,不同的电影票颜色明显不同。还有一种娱乐是看录相,河大南门附近的小街道中,有许多录相厅,有的昼夜连续放映。有的录相厅为了牟利,在夜晚放映三级片或五级片,毒害大学生的心灵,不利于教学管理。辅导员的一项重任,就是到录相厅去抓学生。

当时餐厅的餐桌和座位极其有限,许多同学买好饭菜后,三五个同学在餐厅外围成一圈,蹲在地上面对面边吃饭边聊天。同学中间也存在经济条件的差别,但不像今天这样明显。除了学校每月发放的几十元饭票之外,还偶尔会发放贫困生补贴,要求学生先写书面申请,申请的理由是爷爷奶奶常年卧病,父母离异,没有经济收入等等,申请者的尊严荡然无存,完全不如今天利用大数据掌握学生消费情况,默默无声地把饭金打入贫困生餐卡中。


良好的学习氛围,是青年人成长的关键。河大的社团活动是丰富多彩的,这个小班的同学多参加过"铁塔文学社",少数同学参加过"羽帆诗社"。当时不明底细,后来方知两个社团来头都很大,都成立于1980 年代前期,且持续活动至今。程光炜老师讲,当时羽帆社的成员给艾青、李瑛写信,都收到亲笔回信,校园诗社关联着全国诗坛的走向。铁塔文学社则得到端木蕻良、叶文玲等名家的支持。不知道这些,并不影响活动的兴致,也不会影响创造的热情。有次小班同学骑车游黄河,大家把一段枯木掷入河里,L写诗"黄河呀黄河,今夕何夕⋯⋯",一位低我一届的同乡写了本诗集,专攻诗歌研究的张峻山老师作序,印制了很多本在河大西门书店出售。我们班的M也写诗,喜欢唱“住在上铺的兄弟”,他和另一位同学坐在床边合唱这首歌,那可能是我第一次被歌声打动。那个时期大学生喜欢背一把吉它到处蹓逛,尽管自己并不会弹唱,这也许是1980年代文艺热的残余。L,M两位文学趣味最浓,读书勤奋,后来成为公务员,在政治上进步都很快,也许是因为插上了诗歌的翅膀。

1990年代中前期,社会上出现一股演讲热,有个名为《演讲与口才》的刊物很受欢迎,发行量很大。学校曾经邀请著名演讲家景克宁来演讲,景先生结合自己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爱国主义,整个大礼堂座无虚席,每隔几分钟就会掌声雷动。今天想来,那应该是最好的讲座思政了。还有一位讲政治经济学的王太昌老师,讲课就是演讲,课堂里也是掌声不断,例如讲人民公社生产效率低下,能非常浑厚地甩出一连串顺口溜,“头遍钟,被窝蹭,二遍钟,把裤登,三遍钟,磨磨蹭蹭去上工”,讲改革前后生活变化,能够把“大干部小干部都穿尿素裤”与“大姑娘小媳妇都穿脚蹬裤”进行对比。受此影响,学生也建立了演讲协会,我曾参加过这个协会,接受过王蓓老师的辅导。我还参加过象棋社,在十号楼和一位老师学习车马炮,因个人愚笨,参加了两个协会都一事无成。

当时校园流行疯狂英语,个子高大的A在大礼堂前用极大的声音读英语,准备考托福出国,读得确实有点疯狂。学生学习英语热情很高,大礼堂附近经常开设“英语角”,同学们经常到那里练习口语对话。P学习争分夺秒,用收音机学英语,腰上挂着BP机,箭步如飞从楼上跑到到小卖部回电,接着跑步上楼听英语。N学习最刻苦,周末吃过早饭,用袋子装两个馒头,到北城墙上的树林里修炼,一直到傍晚才回来,用功越多走得就远,远到西南去了。

在人成长的关键时刻,遇到高明的引路人,是件幸福的事情。讲马列文论的王怀通老师,讲课底气很足也很艰难,身体发福不能自己弯腰系鞋带,我曾在课间与老师交流问题,据说当时马列文论在全国影响很大,其他出版社不能出的书,河大出版社都出了。交流最多的是杜运通老师,他是我的学位论文指导老师,住在小花园后的平房里,几次召集我们谈论文,锅里煮着面条,问我们要不要都来上一碗。杜老师当着其他同学的面夸我的论文,给我很大的鼓舞,抄写复制了好多份,随求职简历发放。其时,老师们都没有架子,王蕴智老师看到E的字非常漂亮,直接找E动员他报考文字学方向研究生,梁工老师也曾直接出面动员自己看好的学生报考。这种招生方式挺好的,非常有助于提升研究生招生与培养的质量。

回忆是美好的,最难忘记的是当年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老师们各有个性,但讲课都富有激情,并有意要以激情点燃学生。有位老师满口南阳话,最初我一句也听不懂很是苦恼,但他讲课很投入,让你也不得不投入进来。有位新入职的老师,总是想法调动我们的热情,也很受我们欢迎,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激情完全衰退。到如今,当年为我们授课的老师,已经几乎全部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我们不知不觉也快要步入老教师的行列。

记得快到了毕业时,我和李常青到安阳市六中实习,实习回来后听说学生和学校发生冲突。有着共同经历的人容易团结,因为助学金问题,更因为毕业证如何发放问题,同学们表达了不满,也给学校带来些麻烦,“专升本”班因此划上了句号,没有了后续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