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立河南大学遵照国民政府指令在解放军围攻开封的炮火中南迁苏州，至1949年夏新政权建国前夕返回开封，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却是一段处于大转折的历史关头，留下种种历史疑案与情绪记忆，至今难以解析、难以排遣。关于过往岁月的评价，在河南大学“官方”的校史之外，又活跃着一支“民间”史述、史评群体，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隙与冲突。著名河大校友、河南大学南迁苏州后的中共地下党员、学生自治会秘书长杨泽海先生主编的《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一书中（时代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版），表示“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国立河南大学在苏州这段被肆意践踏、颠倒的历史昭彰于世”。河南大学在苏州后期的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法学家方振中教授的女儿、常住海外的自由撰稿人方西峰（桑叶）女士更是踏破铁鞋，穿越南北，积数十年之功，为河南大学的南迁北归，遍访耆旧，历览典籍，按求史料，展开争论，可谓不遗余力。方西峰女士以“揭开历史事件真相”为己任，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做出自己的判断，为此不惜与以往的历史表述发生激烈冲撞。

河大苏州校友合影，中间拿拐杖者为杨泽海先生

我自2002年由海南大学调进苏州大学以来，自我封闭于斗士之中，几乎不与江苏地面有任何交往。直到很晚才发现杨泽海先生的女儿杨华女士与我家竟同住一个小区，两楼相距不到百米，可惜此时的杨老先生已经驾鹤西归。杨华女士任职苏州大学招生办，与我的内人张平过从甚密。继而方西峰女士也与我取得了联系，她从美国的住所打电话来，我正在由郑州返回苏州的火车上，一个电话竟从开封打到商丘！六十年来中共党史的书写亦不时改变，中国近现代国共两党的关系史更是一本有待细心擘划的浩繁旧账，加上大陆历年“极左路线”在教育界的肆虐，给老实本分的知识分子带来惨酷的伤害，历史上的创伤记忆累累皆是，此时要想写出一部客观公允的历史谈何容易，河大校史的书写自然也不例外。平心而论，总的趋势倒是在一步步走向历史的真实。

母校河南大学在筹划百年校庆活动时，受校方委托，《大河报》著名记者姚伟先生偕校方宣传部王宏宇君率河南省电视台的摄影记者造访苏州，并希望我能对澄清国立河南大学南迁苏州这段历史提供帮助。我生也晚，对母校的历史只限于自己的见闻与感受，从未下功夫研究，便无从置喙。无论历史的天幕如何变幻，无论母校在时代浪潮的颠覆中是声名显赫还是破落衰微，我自认为我对母校的热爱从无改变，这有点像是儿子对母亲的感受。因此我对河大的每一位校友，无论是学术大师冯友兰辈还是刚走出校门尚在社会谋职的青衿学子，我全都感到亲切，对每一位曾经向我传道授业的老师，无论他们的学问根器深浅，我全都怀着感恩之心。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曾批评过一种做人的立场，叫做“温情主义”，我发现自己随着老之将至，越发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温情主义者”了。

除了“温情主义”，还多少有点“神秘主义”，相信冥冥之中有许多被人世间称作“偶然”的“定数”。比如母校河南大学在1948年南迁苏州，而我在54年之后也鬼使神差地迁来苏州，并且在这座民国时代叫做东吴大学的文学院任教，在苏州大学的文学课堂上讲述我的河南大学的前辈学人，为曾留驻苏州的河南大学赓续一份香火。

在我的友人圈子里，不乏当年随父辈南迁苏州的河大子弟，如年长于我的熊振璜先生，同龄的刘淅莹女士，以及我的作家朋友张一弓。最近，一弓兄从他弟弟张檿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哪里寻得一张照片，照片久经岁月已经发黄发暗，拍摄的时间是1949年1月，地点是苏州十梓街。照片上是六位髫龄儿童，三位男孩子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长弓先生的三个儿子檍弓（一弓）、檿弓、桔弓；两个女孩是房东家的庆云、庆星，另一位男孩是她们的小弟毛头。

张长弓先生三个儿子与房东子女合影

张长弓（1905-1954）

关于河南大学张长弓教授一家的这段“南迁史”，学养丰赡的历史学家张檿弓在杨泽海先生主编的《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一书中，有着真切生动记述，且让我作一次“文抄公”。关于“出逃”开封：

1948年6月21日，干娘（我对保姆的称呼）照例带着我和四弟桔弓，躲进洞里。22日凌晨，飞机又来轰炸，防空洞震塌，三个人携带棉被钻出洞外。原想回后院家中躲避，但是望见后院烟火升腾，也已被炸，不知家人死活。手足无措之时，邻居们在倒塌的防空洞外七嘴八舌地说：“老蒋（介石）说了，三天炸开封城!”“曹门（开封东门）打开了，人都往城外跑呢！”我们三人无暇细想，便跟随人流涌向曹门方向。穿街巷，绕水塘，尸体随处可见，都是便装百姓。塘中漂浮的尸体肿胀、发白，死非一日了。接近曹门时，“青天白日”飞机再度飞临上空，冲着奔逃的人群扫射。当日阴天，飞机喷出火舌，清晰可见。有人中弹跌入水塘。干娘急忙撑起被子，蒙上我和四弟的头顶，沿着水塘之间的小径，跌跌撞撞地跑，终于出了曹门，来到郊外。东郊无战事。我们随着逃出来的人群继续往东走。人们觉得离城越远越安全。中午，来到解放军为难民设立的一处接待站。一位战士用搪瓷碗盛了一碗漂着葱油花的汤面条。吃饱肚子，一老带二小，继续在东郊的旷野上盲目游走。在东郊各村庄流浪到第四天（6月25日）下午，西边的枪声似乎停止了。干娘说：“走吧孩儿，咱回家”。我和四弟终于等来这句话，别提有多高兴了。

碰巧的是，这时节我也正在随着人流从开封的东门（曹门）往城外出逃。不同的是那一年我才三岁，而檿弓已经十岁。檿弓跟随的是他的干娘，我跟随的是自己的亲妈。在我2001年出版的《蓝瓦松》一书中曾有如下记述，作为历史的印证，也一并抄来：

瓦蓝瓦蓝的天空中突然出现几只大鸟，与此同时传来可怕的“呜呜”声。母亲抱着我，像一匹惊恐的豹子迅捷从板车上跳下，躲进城墙下一个黑黝黝的洞穴中，我紧贴在母亲汗淋淋的怀里，听见了母亲那“怦嗵、怦嗵”的心跳。紧接着便是一阵“轰隆隆”的巨响，城里头窜起一股股黑色的烟柱。

城边惠济河里倒卧着肢体残缺的士兵，河水里浸泡着鼓胀胀的四蹄朝天的战马。阳光亮得刺眼，殷红的水面上泛着肮脏的白沫。飞机过后，妈妈又抱着我坐上板车，车轮左拧右拐，绕过死人、伤兵，沿河走了一段路，出了城门，向着一条乡间土路奔去。

这是日寇投降之后，共产党的部队与国民党部队之间的一场血战。战场是当时河南省会开封，一方守城，一方攻城，时间是公元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

当时的“新华社豫皖苏三十日电讯”还曾报道：“当蒋机狂炸开封城时，市民纷纷离城下乡躲避，开封周围各县民主政府已特设招待站予以收容。

不过，我一点也记不得我到过什么招待站或收容所。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家农舍门前的棚架上堆满了干枯的豆角秧，淡褐颜色，参差披拂。有人抱着我往上举，我伸着手努力去够那叶蔓，指尖已经触碰到了，将要够着，终没有够着。

接着，张檿弓讲述了张长弓教授一家随校南迁的原因：

“上边”要河南大学从开封迁往苏州，要求河大师生在七、八月间南下，秋后在苏州复课。这时我们已经无“家”可归，父母又都是河大职工。双亲于是决定，听从学校安排，尽早启程，自汴赴苏。我们这个家庭，那时已经习惯于乱离时代变动不居的生活。父母是把这次南迁，当做不久前之“千里迁徙”的续篇来对待。后来我们知道王毅斋伯伯、罗绳武叔叔等几位我从小熟悉的爸爸的同事，并没有随河大迁苏，而是离开了开封城投奔解放区了。我的父母那时却没有这样高的“觉悟”。“河大到哪儿，家就在哪儿”，爸妈南迁的动机很单纯，因为父母视教书为天职，给学生上课是本分。何况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当时毫无积蓄，家无隔月之粮，五个8岁至18岁的儿女必须养活。那时父亲对河大，在感情上又有一份特殊缘分。父亲应聘来校那年，恰逢河大由省立升为国立，直属教育部。教育部著名史学家姚从吾为河大校长，带来蔡元培的办校理念，人士上广揽人才，学术上兼容并蓄。饱经离乱摧残的河大，一时呈现复兴气象。也就是在这一年暑假，父亲喜获部颁聘书，晋升教授。我们这个六年来与河大患难与共的教工家庭，对河大的认同感益发强烈。所以当1948年夏启程南下时，如同以往多次随校迁徙那样，全家大小一起上路。

关于在苏州的一年里的生活，檿弓在他的文章里写道：

抵苏州，学校分配我家住在十梓街74号。房东是位卖小百货的商人，也姓张。临街二层小楼，坐南朝北，住着房东一家人；楼后一个穿廊连通二间平房，租给我家住。两间房各约20㎡，原为仓库。母亲安排里间做父母、我和四弟的卧室，外间做会客室兼大哥柘弓弓和二哥的卧室（打地铺）。两间房各有一北窗开向楼后小天井，无南窗，所以室内极暗，有时白天也要点灯。无厕，一只红漆马桶置于内室角落。无厨房，妈妈在外屋窗下用一只煤油炉做饭。外屋南墙有一后门，下濒苏州河。十梓街路南各家民房后山墙皆临河。妈妈和各家主妇一样，每每从后门缘石阶下至河面，上午可洗米、洗菜，下午可洗衣服，刷马桶必须在晚上。河中经常有行船经过，船家用长长的竹篙撑船，唱着号子从各家后门前穿过。走下石头阶，跳进河中游泳，是哥几个最惬意的乐事，二哥檍弓游的最好。房东四个孩子，二男二女，与“江北四兄弟”年龄相当，很快成为朋友。

河大国文系所在的沧浪亭，乃是宋代文学家严羽故园，位于十梓街东面，从家里步行可达，甚方便。河大迁苏后，一个大学三千余人，同时千里大转移，涌进一个不大的城市，要住，要吃，要办公上课，安置的难度可以想见。在家中，父亲同母亲说起几位校领导伯伯，为使河大绝地重生，千方百计，呕心沥血，总是充满敬意。在家室粗得安顿之后，父亲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他的《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戏曲史》两部书稿，在开封未写完，如今着手续写。卧室成了工作室。两张大床占去室内大半空间，一付桌椅局促一隅。父亲在早饭后照例在桌上摊开稿纸，将书和资料堆在床上，伏案读写，直至中午。

父亲是在后门时时传来的船工号子声中，完成了这两部书稿。后来父亲又忙于备课。我和桔弓放学回家，常见到桌上摆着一摞讲稿，许多参考书：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等；也有父亲写的两本书：《中国文学史新编》、《文学新论》。我猜想父亲是在准备给学生开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方面的课。

国文系复课较晚，大约在1948年10月底，那时我和桔弓分别在城厢小学四年级和二年级，已经度过半个学期了。我们两兄弟早上去学校，又是会同父亲一道出门。他身着长衫，戴一副黑色圆框眼睛，手提一个黑色皮包，向沧浪亭匆匆走去，就像以往住在嵩县、在潭头、在宝鸡、在开封时出门上课一样。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记忆中，父亲似乎没有任何嗜好，同孩子的交流也不多，总是处在一种思考与工作的状态。长期置身于战乱动荡的环境中，他始终秉持着恪勤匪懈的敬业精神，默默地实践着对学校和学生的承诺，守护者职业的道德与尊严。

苏州时期，母亲没有工作，父亲独立承担家计。国民党政府将亡，国统区乱象迭出，物价一日数涨，“黄牛”猖獗,民不聊生。家中一个大学生，两个中学生，两个小学生，五个孩子的生活费、教育费等，一份教授工资已难支应。朱芳圃伯伯、郭绍虞伯伯、白寿彝伯伯等人，来我家做客，均目睹家中窘况。不久，郭绍虞伯伯在上海同济大学、顾颉刚伯伯在苏州东吴大学，各为父亲谋得几个钟点的课。父亲为了养家，便开始每周往来苏沪两地，奔波三校之间。同济的课好像安排在周四上午。每周三晚间，父亲乘火车赴沪，周四上午上课，下午乘车返苏。我曾经随父亲去上海一次，当晚寄宿在郭绍虞伯伯家。次日父亲去上课，嘱我在郭伯伯家玩耍，不许上街，下午跟他返回苏州。

1948年10月，开封第二次解放。1949年初，长弓先生的夫人接到开封亲戚来信，说人民政府将要招聘一批中学教员，于是便带着檍弓、檿弓、桔弓三个孩子乘一条渔船偷渡长江，提前返回解放了的开封。

关于河南大学在国共两党最后大决战之 际的“南迁”与“北归”，历史学家张檿弓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得出如下结论：

在解放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关于河南大学迁苏州，一个“逃”字似乎成为六院十五系三千多名师生的“原罪”。其实作为河大迁苏的一名年幼的“亲历者”，我深切地感知，父母之所以决定随校南迁，动机很简单，一是尽教书匠的职责；二是要守住河大这个“饭碗”，维持七口之家的生计，别无它图，没有什么政治考量。对母亲自携三子，从国统区夜闯江防回到解放区，又有人赞赏，说是“革命行动”。其实作为亲闻亲历的子女，我同样了解母亲的心情和动机。她当时所以坚持北返，一是对苏州困窘的生活已不堪忍受；再是母亲秉性自立自强，热爱教育事业，不愿赋闲在家。所谓“弃暗投明，参加革命”，她似乎无此“觉悟”。以“南逃”罪先人，近诬；以“革命”褒先人，近谀。还是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比较好。

当国共两党的血肉相搏都已经化作历史天空的一缕云烟时，我发现，萦绕在历史学家张檿弓心田的竟是童年时代在苏州十梓街头、望星桥畔留下的那段情绪记忆：

幼年的我对苏州的记忆是美好难忘的，尤其是房东的几个孩子（大儿子庆元、大女儿庆云、二女儿庆星、小儿子毛头）结下的友谊。两家孩子分别时的合影，我珍藏至今。1972年7月，在悄然离开苏州24年后，我随北京教育局参访团来到苏州。闲暇时，独自寻至十梓街74号，见到房东夫妇。当年颇有风韵的房东大妈已经变成双目失明的老妪。她拉着我的手，将庆元、庆云、毛头（三人在外地）和庆星（在苏州）的情况，一一述说。当晚见到庆星，她在医院做护士，共忆儿时情景，恍如隔世。

距离檿弓那次重返十梓街，如今又已过去四十年，长弓先生早已作古，而檍弓（一弓）、檿弓兄弟也已年过古稀。他们兄弟一个在郑州，一个在北京。身在苏州的我，有责任代他们重新追寻一下60多年前的那个童年梦幻。

我按照檿弓的文章里的记述，根据一弓回忆，很容易就找到这个地方：十梓街74号，临街二层小楼，坐南朝北，石桥南边的第一家。房子虽然经过改建，依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风格。然而，找到附近老住户的几位老人进一步查询，却感到越说越对不上口径。错在什么地方？后经一位老者指点，现在的十梓街是经过80年代大改造的，不但路拓宽了，还又将原来的三条街，即“天赐庄”、“严衙前”、“十梓街”打通合并成一条街，统称十梓街，原来的街道布局早已不在。现在的十梓街74号显然不是檿弓文章里的74号，记忆中的那座租屋，可该到那里找寻！

忙过一段时间，我仍不甘心，径直求助十梓街派出所，直接查核照片中的那位二丫头张庆星，檿弓说她在1972年还在做护士，应该是一个较容易的突破口。两位女民警耐心地听我的陈诉，同时在电脑上进行查核。然而给我的回答却是：这属于居民的私人空间，我们无可奉告！看我一脸的失落，二位女士似乎于心不忍，说：“给你透露一点吧，她是苏州市四院的护士长，已经退休了。”听了这句轻描淡写的话，我豁然开朗：四院的院办公室主任不就是杨华的丈夫、杨泽海先生的女婿邱克吗？我赶忙给邱主任打电话，电话里说这个张庆星原来就和他在一个科室，熟得不能再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一个阳光明亮的上午，我偕内人到庆云家中拜访，她和丈夫已经沏好香茶等候多时。当年的小丫头已经成了年过古稀的老太太，但眉目间仍可隐约感觉出当年的音容！庆云翻检出以往的许多老照片，有父母年轻时的旧照，老父亲90大寿的庆生照，兄弟姐妹的日常生活照。当年那个最小的小男孩“毛头”叫张星元，如今是江南大学生物工程专家、某企业董事长。老大张燮元，中国第一代造船工程师，也已经辞世。庆星说还记得张长弓先生整天在厢房伏案写作，不多说话；她对长弓夫人的印象很深，很慈祥，对她们姊妹们疼爱有加。

后来，我将这次见面的情形讲给一弓、檿弓。檿弓再给我的邮件里说：你的娓娓叙述把我带回已然远逝的往昔，怀念中有些沉重。偌大家国，茫茫人世，这是多么奇异有趣的“交集”！

80年代鲁枢元与张一弓

张檿弓与妻、女

也许，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这些“奇异有趣的交集”之中。我珍惜这些“交集”。苏州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为了学术传

灯、学风相继，悬挂着与这门学科有过“交集”的学人照片：章太炎、苏雪林、孙景尧、范小青……现在还要插进一位：张长弓，民国五十九年，先生经郭绍虞介绍曾在东吴大学讲授“文学新论”。

后年我退休，按照约定，我的照片或许也将荣幸地忝列其中。

附录1：张庆云女士手绘张一弓先生苏州租屋方位图

附录2：张檿弓致鲁枢元信

枢元仁兄：

怀着极大的喜悦一口气读了你的佳作《顾家花园》；又惊奇地发现咱俩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人生交集”！一是空间交集——开封高中（东司门，我是1956届），铁塔校园，河大中文系；苏州，顾家花园（未曾进入过），平江路（忘记了方位，你我的脚迹也许会重叠其上）。二是我俩心海中的故人交集——颉刚老及顾潮、绍虞老、友蘭老、纪彬老、外庐老、向奎老（颉老与潮、洪二女、外老、向老，皆供职历史所，顾潮健在），还有你说过的十梓街74号张姓一家，更有你熟悉的一弓、婷婷。你的娓娓叙述把我带回已然远逝的往昔，怀念中有些沉重。偌大家国，茫茫人世，这是多么奇异有趣的“交集”！你还纠正了我一个错误认知：虞老初登大学讲坛是1921年的福州协和大学，不是1923年的开封中州大学。

谢谢你的邀请，得便一定去苏州看望你和家人；也期待在北京相聚。

后会有期！

檿弓2013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