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6日至7日，以“历史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历史语言学创新”为主题的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第四届年会在河南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学科和河南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河南大学文学院承办，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河南大学）协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九十余名业内专家学者围绕历史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汉语的历史发展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等议题展开学术研讨。

开幕式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丁喜霞主持，介绍了本届年会的办会初衷与筹备情况，说明了报告形式与议程安排，并向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及与会专家致以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

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平致欢迎辞，指出河南大学始终重视人文学科建设，中国语言文学是学校重点支持的特色优势学科。历史语言学研究对于传承中国传统语言学、探索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届年会在河南大学举办，不仅是对学校学科建设成果的肯定，也将进一步推动学校人文建设与青年科研人才培养。

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王锋表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历史语言学研究应立足“两个结合”，回答好语言学领域的“四个之问”，着力构建历史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讲好中华语言文明故事，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会长杨永龙回顾了历史语言学分会成立缘起与发展历程，指出分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整合国内历史语言学各分支领域研究力量，推动中国历史语言学研究走向深入，并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学会的学术组织和引领作用，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新军介绍了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办学历史以及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深厚学术传统和科研成果。他表示，历史语言学是探寻中华文化根脉、揭示语言演变规律的重要学科。本届年会为与会专家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交流环境，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历史语言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第一场大会报告由清华大学张赪和浙江大学真大成主持。

首都师范大学洪波教授报告的《中华语言共同体的历史进程》，结合考古学、遗传学、历史文献和语言学等多学科证据，探讨中华语言共同体形成的人群基础与历史动力。报告指出，中华语言共同体是在中华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其形成既体现了语言谱系关系，也反映了不同民族语言长期接触融合的历史事实，对于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大学王云路教授报告的《说“箪瓢屡空”》以《论语》“回也其庶乎！屡空”为切入点，结合历代文献用例、“娄”字本义及相关同源词材料，对“屡空”的含义进行了重新阐释。报告认为，“屡空”实为“娄空”，属于同义并列结构，本义为“空无”“贫穷”，而非传统训释所说的“经常贫困”。通过系统梳理文献证据，报告揭示了经典诠释传统对词义理解的深刻影响，为《论语》相关词语释义提供了新的思考。

复旦大学陈忠敏教授报告的《百年来汉语演变史观与研究方法的嬗变》，回顾了高本汉、桥本万太郎、张琨、罗杰瑞等学者关于汉语历史演变的主要观点，分析其理论贡献与研究局限，指出谱系树模式和俗传词比较等方法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一中心多层次”的汉语方言史观，强调将历史比较法与层次分析法结合，以揭示汉语方言演变及语言传播的历史规律。

北京大学/大湾区大学杨荣祥教授报告的《从不同理论视角看汉语史上的“从综合到分析”》，从形态类型学、形式句法学和词义结构理论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汉语史研究中“从综合到分析”的不同内涵，指出相关研究应注意区分不同理论框架下概念的差异，并从语言编码策略变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汉语历史演变中的“综合—分析”现象。

河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杨永龙教授《甘沟话从分析到综合的演变》指出，甘沟话虽源于汉语，但具备成套后置格标记系统、复数标记“们”高度泛化、反身领属后缀“囊”等综合型特征，指出甘沟话相较于汉语普通话之所以具有更多的综合型特征，是因为所在的西北地区长期处于汉语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和藏缅语族的深度接触之中，而阿尔泰诸语言和藏缅语具有更为丰富的综合性特征。

安徽大学杨军教授《中古汉语轻唇音声母的发展演变》对慧琳《一切经音义》和敦煌P.2012守温韵学残卷等作出研判，证明非敷对立是中古汉语的真实存在，而非人为的区别，认为中古时期轻唇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指出在中古汉语语音史研究中，采用科学的方法，找到有效的证据，准确定位每项音变的时间节点和空间位置，把握音变过程，使之与文献的对应密合无间，仍然是汉语中古音研究非常重要的工作。

厦门大学李无未教授报告的《“率循”高本汉：平山久雄〈中古音讲义〉（2022）历史语言学意识及学术史意义》，介绍了平山久雄《中古音讲义》的主要内容及学术价值，梳理了该书关于《切韵》研究、中古音构拟、反切分析、韵图研究和汉字音材料利用等方面的观点，指出该书在继承和发展高本汉研究传统、深化中古音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组报告第一场由梁银峰和龙国富主持，第二场由汪化云和张雪平主持。本组报告论文18篇，以语法研究为核心展开探讨，涵盖上古、中古、近代汉语及汉语方言等领域。

上古汉语方面，复旦大学梁银峰《上古汉语句末语气词“尔”的语法功能及其来源》考察了“尔”的语法功能和其演变为句末语气词的完整路径，辨析了“尔”与体词性指示成分“焉”“者”的功能差异；中山大学刘冰清《试论上古汉语“主之谓”句与语气词的共现》结合出土简牍列举主谓结构与语气词相关例证，提出“主之谓”结构属于限定性从句；首都师范大学王照南《“所”字结构的来源与使动结构的及物化》提出“所”字结构起源于连动式“有/无+所+V”，其被动语义来源于使动范畴衰退后的类推；浙江大学白宇龙《论同义并列构词法的“交集原则”——以连词“因为”的来源为例》论述同一并列构词法的交集原则，梳理“因为”二次独立发展后并列成词的过程，并对该原则进行验证；四川农业大学赵文《名词重叠的演变与量词重叠的形成》梳理了汉语史上名词重叠经重新分析，逐步衍生出量词重叠的历史脉络。

在中古和近代汉语方面，河南大学许卫东《〈高僧传〉中“就”的虚义动词用法》全面考察历代文献中“就”表从事、进行的虚义动词用法，丰富了汉语虚义动词的研究材料；中国人民大学龙国富《受翻译接触影响的语法构式化——汉语“关于”的形成》指出“关于”经由义素脱落、介词附着及双音节韵律作用完成词汇化，翻译接触起到了助推作用；四川大学李果《也说从“（我）闻如是”到“如是我闻”》探究从“我闻如是”到“如是我闻”的佛经经典句式语序变迁，证实语序调整是佛经文本走向庄严化的结果；浙江外国语学院孟奕辰《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东汉佛经选择连词“或”“为”“若”的语义与句式演变》结合梵汉对勘材料，论证佛经翻译推动三者完成语法化，逐步发展为选择连词；浙江师范大学张家合《地理类型学视角下的清代汉语被动式》运用统计方法考察清代各类被动标记句式的地理分布，总结出鲜明的地域分化特征与句式繁简差异；中国人民大学张磊《汉语“是……的”句的发展演变》，区分了论元焦点句、谓语焦点句与命题断言句，并探讨了“已然义”的来源；鲁汶大学管苏敏《汉语长被动句的历时变异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多因素分析》依托大型历史语料库，量化分析了句法、语义、语体、认知等多重因素对被动句式选用的影响；清华大学张赪《近代汉语“我+指人NP”同位组构研究》以明代文献为主要语料，分析“我+指人NP”结构中同位领属关系的分布与判定依据，从面称、背称角度解释部分结构产生歧义的原因；河北师范大学韦志刚《正反问句中“也”的性质及其演变》论证正反问句中的“也”本为体助词，历经并列连词阶段，进一步发展为选择连词。

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江苏师范大学汪化云《汉语方言疑问代词“么”的再探讨》重新探讨汉语方言疑问代词“么”，考证其源自古汉语“物”，分化出指代事物、指代方式两类用法，并指出这两类用法的地域分布与历史人口迁移密切相关；河南大学张雪平《河南舞阳方言多功能虚词“样”的语法化》描写该词承担推测、话题、强调三类虚词功能，并梳理其语法化路径；河南大学董秀英《河南夏邑方言假设标记“说称”用法及其来源》分析了“说称”的句法功能及语篇使用特点，指出该词由言说动词“说”和标句词“称”词汇化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赵绿原《青海甘沟话由“开”“脱”标记的两类起始结构》通过语言接触比较，阐明了当地少数民族底层结构对汉语起始结构句式的塑造与影响。

整体而言，第一组报告的论文兼顾传世文献、出土简牍与方言调查材料，贯通古今汉语，从多个维度梳理了汉语语法的发展脉络，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都有所创新。

第二组报告第一场由顾满林和洪帅主持，第二场由崔山佳和史光辉主持。本组一共有19位学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研讨内容视野宏阔、考证精详，主要围绕三个核心主题展开：

第一个主题是句法语义的历时演变。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单一词语考释，而是引入跨语言、类型学研究视角。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李知非在《完毕义动词的历史考察》中对先秦到宋元的完毕义动词开展详尽断代考察；陕西师范大学黑维强的《契约文书“立此为照者”之“者”的来源续论》结合文献考辨，对契约文书中“者”的来源提出新见解；安徽师范大学王全华报告的《从列举到推测：费县方言“伍的”的语义演变》，结合历时演变与方言调查，梳理山东费县方言中“伍的”从指代事物向表推测可能演变的语用推理过程；闽南师范大学贾燕子报告的《类型学视域下汉语“放置”与“取走”类动词的历史演变》在类型学视域下，重构汉语放置与取走语义场的历时演变；北京大学赵昕在《论古汉语动词词义域内引申的参数》中，探讨汉语动词词义域内引申的参数问题；浙江财经大学崔山佳的《某些复句的“欧化语法”辨》依托扎实语料考证，证明部分所谓欧化复句实则为汉语原生句式；上海师范大学刘红妮报告的《“蒙头”“闷头”与“埋头”的历时演变：路径、机制及比较》，细致对比“蒙头”“闷头”“埋头”的历时演变路径与机制；河南大学丁喜霞、曹婷婷在《位移动词“前进”的成词与演变》中考察位移动词“前进”的并列层次，以及词义虚化、功能扩展的过程；韩山师范学院景黎黎报告的《上古汉语“主而谓”结构再探》结合焦点标记理论，重新探讨上古汉语主谓结构。

第二个主题是语言接触与汉译佛典语言研究，这是历史语言学领域持续关注的热点。四川大学顾满林题为《佛源词“梦幻”“幻梦”的语义偏移略考》的报告，考证“梦幻”“幻梦”在古典语境与世俗语境中的语义偏移过程；四川外国语大学谭代龙、王渊在《义净文献语言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中全面梳理“义净”语言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研究方向；河南大学张雨薇的《从“适莫”的成词看佛经翻译对汉语词汇化的推动》，以“适莫”的成词为例，阐释佛经翻译这一外部动力如何推动汉语词汇化；南京大学王曼卿《“零位”的补偿：梵语复合词的构词与汉译》从梵汉对勘角度，探讨梵语复合词零位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的补偿机制与句法重构。

第三个主题涵盖了文字学和辞书学史，展示了扎实的传统文献功底和现代词典学的碰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定《汉语语文辞书“以字统词”的历史》从辞书学理论层面，梳理汉语语文辞书“以字统词”的宏观与微观历史演变；西北师范大学洪帅在《悬泉汉简的辞书编纂价值》中，论述悬泉汉简这类同时代的出土资料，对《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语文辞书收词工作的启示；语文出版社金春梅《尊美语素及其构词特点》基于敦煌文献，分析尊美语素的构词特点及其对辞书收词的价值；河南大学张新艳在《〈说文解字〉部首体系的建构》中，还原许慎的工作过程，探究《说文解字》部首体系的建构思想；杭州师范大学史光辉报告的《“胖”的形音义源流及其地理分布》，考证现代汉语“胖”字的来源，指出该字在近代经历形近讹变；河南师范大学董一博、任昱童《地名用字“冢”的形义源流及其地理分布》结合地理语言学，考察地名用字“冢”的源流与地域分布格局。

纵观第二组的19场报告，能清晰看出当前历史语言学的三大发展趋势：第一，语料范围大幅拓展，涵盖《说文解字》、悬泉汉简、敦煌文献、汉译佛经以及现代方言材料等；第二，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传统考据深度融合，学者们兼具传统治学功底，积极运用类型学、认知参数、构式语法等现代理论开展研究；第三，研究视角更具系统性，不再孤立考证单字、单词演变，而是将其置于语义场、词汇化网络、词库建构体系中综合考察。

第三组报告第一场由王继红和辛永芬主持，第二场由段曹林和叶建军主持。本组报告共20篇，覆盖上古到现代汉语，涉及语法、词汇、语音多个核心领域，反映出历史研究和文献学、方言民族语研究的深度结合，既立足传世与出土文献的扎实考证，又依托鲜活的方言田野调查。

上古汉语研究方面，深圳大学卞仁海《代词“某”的来源——从一则避讳材料论起》通过同源词系联指出“某”本义“酸梅”，代词用法为假借，经历了否定性无定代词→无定代词→代词三阶段，最早用法与明母否定词词族同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林智《上古汉语“莫”“或”的来源与性质》重新论证了上古的“莫”“或”是右向量化VP的副词，而不是传统认为的无定代词，尝试澄清学界对二者词性和功能的误解；北京语言大学李娟《先秦古书时代判定体系研究——以帛书〈易传〉为例》以帛书《易传》中“吾”“我”的分布特征为切入点，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的系统对比，推测其成书于战国中晚期，为古书断代提供了可靠的语言学证据；中国人民大学曹亚北《语篇实体观下的上古汉语判断句语义分析》引入语篇实体观，从本体论、指称性、可及度三个维度分析上古汉语判断句的语义类型，尝试揭示“是”的语法化内在机制和“即”“乃”等副词的语义语用特征。

中古汉语研究方面，浙江大学真大成《谈谈〈北齐书〉中的口语资料——以人物对话为中心》以600多个对话片段为窗口，考察旁指代词“他”、第三人称代词“其”、言说动词“道”“说”“言”，揭示6世纪北方汉语口语面貌；杭州师范大学姜黎黎、潘芯雨《〈鼻奈耶〉疑问句研究》通过对《鼻奈耶》的疑问句进行穷尽性统计，总结出特指问以“云何”标记为主，测度问以“婆”为主的典型的佛经语言特征。

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研究方面，温州大学叶建军《顺承标记“之后”的来源》考证了顺承标记“之后”是由“之”和“后”词汇化而来，而不是“这之后”的省略，深入分析了其成词的动因；湖南大学黎路遐《情状指示词“这/那般”“这/那等”“这/那样”的兴替》梳理了现代汉语情状指示词“这/那般”“这/那等”“这/那样”的竞争和兴替，指出了语素义透明化、语言接触等因素是“这/那样”最终胜出的关键；湖南师范大学肖健福《从新知到反预期的演变——以副词“元/原来”为例》考察“元/原来”从时间副词到反预期标记再到话语标记的历程；海南师范大学段曹林《构式视角下的新世纪以来句法修辞革新》指出新世纪汉语修辞革新在语言接触、网络传播、认知升级驱动下发生，新兴句法构式通过构式压制、隐喻等机制生成。

方言词汇语法与语言接触研究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继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刘云《清代满（蒙）汉合璧口语文献的深度整理与研究路径拓展——以〈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续编（本土卷）〉为例》介绍了清代满（蒙）汉合璧文献的深度整理方法和研究新路径，为早期北京话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文献基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刘云等作了题为《北京话历时复合语料库建设构想及进展》的报告，提出语料库要以历时与复合并重、共建共享为理念，分期建设断代库、复合库并进行标注；兰州大学敏春芳《不同类型的语言接触产生的“重叠并置”现象——以甘青河湟地区的语言接触为例》以判断句“不是是”、祈使句“给给”、引语句“说着说着”、东乡语复数标记“-ɕiəlɑ”及第三人称代词“兀”“傢”的叠置为例，揭示语言接触的多层次语法后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严修鸿、陈苗佳《“尾大不掉”的“掉”摆动义在方言中的存续》指出“掉”本义“摇动”，该古义在湘语、赣语、粤语及部分客家话中存续，还原了从摆动义到掉落义的演变历程；上海师范大学曹香《皖鄂交界地带赣语怀岳片“持拿”义动词的来源及其演变》厘清了赣语怀岳片“揭”和江淮官话黄孝片“担”的来源，二者继承自古汉语同源关系；河南大学海爽、辛永芬《中原官话的“掌”和“着上”及其演化路径》认为，“掌”由名词演变为动词再语法化为介词，“着上”源于“着”与“上”的合音，表添加/放置义，二者词源各异；天津中医药大学李雪琪《汉语方言“排泄”义动词的共时分布与历史考察》认为，“拉”与“屙”构成南北核心对立，“拉”集中于北方官话区，“屙”覆盖南方各大方言；北京语言大学郭志良《也谈官话方言时间词“前儿”的语源》指出，“前儿”来自元代“其间”的合音，至元代因对译蒙古语产生“……的时候”用法，合音后加儿化与“之前”义区别；厦门大学杨望龙等《对称语义场域的（不）对称性计量研究——以汉语方言摄食类与排泄类动作为例》运用计量语言学方法，讨论汉语方言摄食和排泄类动词的词化类型，为词汇类型学提供了重要的汉语证据；南京师范大学赵家栋、赵富南《古代汉语言文字的历史传播研究》将宏观视野和微观考证相结合，系统梳理了古代汉语言文字的历史传播体系，拓展了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边界。

第三组报告涵盖上古汉语、中古佛经、近代汉语语法、方言接触与词汇演变等多个领域，既有对传统问题的深入考证，也有对新兴领域的开拓探索，为推动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第四组报告第一场由冉启斌和徐朝东主持，第二场由覃凤余和赵彤主持，本组报告共19篇，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宏观汇报，南开大学冉启斌《语言距离与历史语音——汉语语音史问题别观》采用了ASJP云距离计算方法，用定量的手段考察语言的相似性，为回答《切韵》音系是什么提供了新的证据；江苏师范大学陈卫恒《汉语是否已非单音节语？是否已双或多音节化？——兼论语言N音节性的判定法及其在语言史研究中的价值》从类型学角度来审视汉语的单音节属性，认为汉藏语系单音节性与周围语系的多音节性可能存在着基于早期语言共同体的发展阶段的联系；四川大学肖娅曼《古影母的原始母音地位——混沌语言学的音韵历史层次研究》从混沌语言学出发，认为古影母是汉语生命的原始母音，将音韵层次与人类语音起源相联系，论据丰富。

第二部分是文献与方言的“互文”。南昌大学李军《再论〈辨音纂要〉所引“〈词韵〉”与“〈中原雅音〉”的性质及相关问题》重新考订了《辨音纂要》所引《词韵》，认为它就是《中州音韵》；河南大学段亚广《〈合并字学集韵〉曾梗摄入声文读音的问题》将《合并字学集韵》，分别与《西儒尔目资》《交泰韵》比较，认为《合韵》中曾梗摄入声的文读音可能来自明代汴洛一带的中原读书音；首都师范大学李红《〈韵镜指南钞〉“六对十二反切例”简述》梳理了《韵镜指南钞》“六对十二反切例”，讨论了宋元等韵门法在日本的传播与变异；上海大学丁治民、麻艳霞《敦煌韵书残卷伯二〇一六背面性质再考》对敦煌韵书残卷伯二〇一六背面的性质进行了重新考订，发现其体例与开元本《唐韵》（蒋藏本）近，背面多义训与韵字，应为开元本《唐韵》的增训加字本；北京语言大学徐朝东《南京方言高-中元音{iei,ei,ie,e}的历时演化》基于19世纪末以来南京方言的多种记音材料，结合最优性理论，解释了南京方言元音的多种音变；复旦大学李露瑶《江淮官话麻韵三等的语音层次与音变》汇报了江淮方言麻韵三等的高化音变，认为这是以淮扬为中心，沿大运河扩散的区域特征；中国人民大学刘宇《明清汴洛方言知庄章组声母演变研究》结合历史比较法与文献考据法，考察了明清汴洛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的音变；北京大学赵彤《北京话文读音的来源》系统梳理了北京话的文白读，认为北京话的文读音来自于南音；河南大学鲁冰《论开封“旗纛街”的读音》从“旗纛街”中“纛”的特殊读音入手，说明地名是保存特殊音变的重要载体；北京师范大学钟蔚苹、董沄《清末北京话“儿”缀读音及其演变再探》比较了多种早期的北京话文献，细致描摹了清末北京话“儿”缀到儿化韵的微观动态过程。

第三部分是语言接触与语法演变。广西大学唐七元《桂南平话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的类型》考察了桂南平话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的七种类型，揭示了壮语和粤方言影响下的复杂方言演变模式；广西大学覃凤余、张郭艳、郑芷丞《连山壮语的两个客家话成分》论述了连山壮语的三个特征，认为其源于与客家话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山西大学马楷惠、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继红《〈满汉成语对待〉（1702）：清初东北旗人口述实录》介绍了《满汉成语对待》的成书、内容，称其为早期“语保工程”的初步尝试；中国人民大学董正存《“誓”和“誓死”的主观化与副词化》认为“誓”由动词发展出副词用法是语法化的结果，而“誓死”发展出副词用法不是词汇化的产物，而是词法化的结果；许昌学院/河南大学毛民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晁孟杰《从语境适切到历时映射再到修辞映射：近代汉语零谓“把”字句的句法悬置、行为迁移与情感递进》提出语境、历时、修辞三重框架分析零谓“把”字句的情感递进；信阳师范大学张言军《从时间到属性：“日常”的词汇化及其功能再演化》追踪了“日常”这个词的复杂词汇化及其功能演变过程，并指出其功能演化的多重动因。

本组报告涵盖语音史、方言演变及语法化等多领域，方法上融合文献考据、田野调查与定量分析，研究既关注《切韵》性质、汉语类型学特征等宏观问题，又深入微观音变与接触机制，展现了汉语音韵与方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第二场大会报告由陕西师范大学黑维强和四川外国语大学谭代龙主持。

浙江大学方一新教授以《程度副词“非不”的来源——兼论“非分”“非甚”》为题，对晚唐五代敦煌文献中多见的程度副词“非不”“非分”“非甚”的来源进行了深入考释，认为三词的早期连用之例已见于先秦或汉魏六朝，但当时多不在同一个句法层面，属于跨层结构或词组，尚未成词；后来因为经常组合连用，经过重新分析，逐渐凝固成程度副词，其成词原因和具体形式各有不同，但都离不开敦煌变文这类俚俗文献。

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董志翘教授在《再论韩愈〈南山诗〉中的“或”字开头连排句式及其佛典渊源》的报告中指出，韩愈《南山诗》中连用51个“或”字开头的排比句式这一写作手法并非原创，而是受到了汉译佛典的影响。韩愈虽以排佛著称，但其诗文创作却借鉴了佛教典籍的文体与表达方式，这一看似矛盾的行为实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基于“经世致用”的一种文化选择。

浙江大学黄笑山教授作了题为《中古音构拟中的介音性质与韵母系统》的报告，并指出《切韵》是一个经过系统化规范的真实音系，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坐标，其内部的复杂层次是时空叠置的自然结果。在介音研究方面，引入非线性音系学视角，将介音纯粹视为声母特征。基于这一框架，系统讨论了合口介音、二等介音及三等B类介音的音系属性，并对四等韵的演变机制作出了新的解释，为理解中古音到现代音的演变提供了统一的音系学解释路径。

河南大学张生汉教授《对〈红楼梦〉〈歧路灯〉〈儒林外史〉中“V与/给”之“V”的考察》通过对三部18世纪具有不同官话特点的长篇白话小说中“V与”和“V给”结构的穷尽性考察，系统梳理了动词与“与”“给”搭配的情况。研究发现，“V与”和“V给”在三部作品中并存，相对而言，“V与”为旧成分，“V给”为新成分。对这三部著作所体现的某些词汇现象进行深入考察，有利于我们对汉语词汇由近代向现代演进轨迹的探寻，也有利于整个汉语词汇史的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储泰松教授在《新与旧：唐代正音标准韵书的更替》报告中，通过梳理《可洪音义》与日人《妙法莲华经释文》中标注“新韵/书”“旧韵/书”的条目，探讨了唐代《切韵》修订本的更替问题。报告认为，新韵与旧韵均可能指不同时期的《切韵》修订本，并不特指某一个人修订的《切韵》，并分为两个类型：①新韵是秦音系韵书，旧韵是吴音系韵书；②新韵是中唐以后形成的某种《切韵》修订本，旧韵是《唐韵》一类的《切韵》修订本。

百色学院吕嵩崧教授作了题为《境内壮傣语介词的语法化——一种因语言接触而加速的语法化》的报告，通过大量语言事实论证，直至当代，壮傣语中介词的使用仍非必需，其语法化程度不高，认为语言接触不仅能为壮傣语引入新的介词，更能显著加速其自身介词演化的进程。例如，受汉语语序的影响，壮傣语的介词短语呈现出从动词后向动词前移动的显著趋势，且使用的强制性随之增强。

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张定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赵绿原、河南大学张雨薇、中国人民大学曹亚北、复旦大学李露瑶分别对四个小组报告情况进行了总结。

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为大会作总结发言，用“地方好、时间好、人物好”来概括本届年会，认为本届年会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一是研究领域广，二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极为丰富，三是视野开阔、方法多样、探讨深入。并指出，历史语言学强调演变研究，不仅要厘清演变事实，更要探究演变的动因、机制和规律，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框架下，才能真正发现汉语的特点，为普通语言学提供新思路，从而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语言学知识体系。

最后，下届会议承办方代表、兰州大学敏春芳教授代表兰州大学文学院郑重承诺，将以本届会议的高标准为起点，全力以赴做好2028年第五届年会的各项会务保障工作，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兰州的独特魅力，以及兰州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前辈的深厚学术积淀，诚挚邀请各位专家学者两年后相聚金城兰州，再续学术友谊，共话历史语言学新发展。

本届年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历史语言学领域的学者提供了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也极大地推动了汉语史、方言学及语言接触等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为中国历史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