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3日，由河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新中国初期文学与世界”学术工作坊顺利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的专家及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师生等四十余人与会。开幕式由杨波教授主持，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新军教授、工作坊召集人魏华莹教授分别致辞。
分组报告第一场由张涛主持，李松睿评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围绕李希凡、蓝翎在20世纪50年代文学批评领域的活动展开发言。他认为当前对李希凡、蓝翎的观感存在单一化形象，若认真考察其50年代初期的文学批评活动，会发现这是一种错觉。李希凡、蓝翎作为50年代显露头角的文学批评家群体代表，其相关研究对理解当代文学初期面貌具有补充价值。李希凡与蓝翎合作初期，在《文艺学习》等刊物发表多篇合作文章，回忆录还详细介绍了分工、合作及批评写作情况。后来两人关系生变，蓝翎觉得李希凡取代自己，最终 “单飞”。李希凡的文学批评实践亮点颇多，他与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在当时影响很大。他们在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人物形象的文章中，展现独到、透彻见解。1959年1月受郭沫若为曹操翻案风气影响所写的文章，文献熟悉、分析客观稳定且尊重历史事实，在“大跃进”时期尤为难得。李希凡认为“文学作品终究不是历史事实，用历史方法不从作品历史形象出发，而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作品，与文学不相干，且他初衷是做学问，后来的历史道路与其初衷效果存在差异。”
武汉大学教授方长安围绕新中国初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展开，重点介绍了1957年《译文》杂志上一个特殊的波特莱尔专题专辑。该专辑在当时东西方阵营对峙、对资本主义文学高度警惕的背景下出现，被认为是五四以来比较自觉、全面地介绍波特莱尔的一次尝试，展现了建国初期对外文学翻译与交流的复杂性。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背景下，对资本主义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整体上持加强警惕的态度，西方欧美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坛印象中近乎销声匿迹。在此背景下，发现1957年《译文》杂志上出现的波特莱尔专题专辑，作者认为这一发现具有特殊含义。该专辑的发现源于作者翻阅刘世峰先生签名的一套《文艺报》。该专辑对波特莱尔生平、艺术生涯、《恶之花》出版遭诽谤事实、版本问题及含义做了客观且较正面的介绍。专辑中试图还原《恶之花》本意，指出"恶"字本应包括丑恶与罪恶两方面，但过去常被理解为罪恶或恶毒，导致《恶之花》被当成毒草、毒花，专辑力求纠正这一误解。方长安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对外文学翻译非常系统全面，不仅重新翻译了五四以来的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还翻译了大量原来未译的亚非拉文学和欧洲文学，这与一般认为的"西方欧美文学销声匿迹"的看法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与交流情况，对于研究"建国初的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斯炎伟探讨了新中国文坛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与借鉴过程，指出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理论准备、直接接触到全面推行的漫长过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新中国文艺发展模式定下基调，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 等核心观点，这些理念与苏联文学有密切关联。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界对苏联文学理论观念已有所接受，虽存在一定偏差，但为革命文艺理论化、体系化提供了人才和思想基础。新中国文坛与苏联文学存在直接接触及影响。1946年茅盾访问苏联是中国文坛第一次与苏联文学的直接接触，党和文艺界极其重视。此行目的是考察苏联文学的组织管理和运作方式，而非单纯的作家作品或思潮流派。茅盾回国后大力宣扬苏联文学模式的两个特别之处：一是苏联作家协会的组织保障和荣誉体系，二是认同苏联通过政治运作解决文艺问题的做法，并撰写长文《谈文艺自由在苏联》为联共中央的相关做法进行合理性论证。第一次文代会可以看作是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开端，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强调中国革命胜利离不开苏联援助，郭沫若提出文学艺术必须充分吸收苏联经验，周扬以苏联作品为标准阐述新的人民文艺样态。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始，学习苏联模式成为文艺界的精神要求和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斯炎伟教授指出，在机构设置层面，中国作协的组织方式、纲领、机构设置及党组负责制完全脱胎于苏联作协。中央文学研究所（1950年成立）学习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模式，以培养无产阶级作家为目标。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高创作原则，并规定文联全体会员加入中苏友好协会。文学出版方面，出版苏联文学艺术作品及理论被摆在首要位置，如《人民文学》创刊号刊登多篇与苏联文学相关内容，《译文》杂志以翻译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作品为首要任务。直到1958年，对苏联文学的学习模仿才出现形式上的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秀涛以《白毛女》在东欧为例，探讨新中国文学在国际主义政治原则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指导下的世界化过程，并强调了研究中国文学对外输出及跨学科研究文艺与国际关系的重要性。《白毛女》的阶级斗争主题，是其能够国际化、走向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原因，被认为属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白毛女》的世界化过程是国际主义政治原则在文艺领域的体现，其诞生本身也是国际主义美学的产物。50年代对《白毛女》的评价为“在秧歌剧的基础上所创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歌剧”。苏联对《白毛女》评价很高，使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这标志着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苏联国际主义美学的认可与检验，苏联借此进一步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重要地位。王秀涛教授认为《白毛女》功能的发挥，不仅依靠阶级斗争主题，还因其特殊的情感形式和感觉机制。相较于书刊、报纸，戏剧、电影等现场表演形式能极大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创作团体在情节表达、写意追求上避免刻意，使其在表演中容易被外国观众理解和接纳。
分组报告第二场由杨波主持，斯炎伟评议。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郭洪雷围绕新中国初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展开探讨，提出应从政策允许的译介、创作的直接借鉴模仿、对后续文学发展的作用三个层面来理解共和国初期文学的发育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关联，并结合《译文》刊物的实例进行了分析。郭洪雷教授收集了《译文》从创刊号到80年代末的刊物，并对其目录进行了整理。认为这些刊物的目录和内容为研究新中国初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材料支持。在政策允许下的译介层面，是指在国家政策、翻译政策、外交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哪些外国文学作品被译介过来并呈现。创作的直接借鉴与模仿层面，指当时的文学创作直接借鉴、模仿苏联及俄国文学。对后续文学发展的影响层面，以往研究有涉及，但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它影响了后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总的来说，共和国初期文学的发育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状况，更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新军教授围绕一份关于“十七年文学”与亚非拉文学关系的研究展开，强调“十七年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政治化特征需置于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理解，并指出其与亚非拉文学在反抗西方文化扩张、争取民族独立等方面的联动性。“十七年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政治化特征，只有放到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民族化、大众化、政治化并非中国独有，当时整个第三世界亚非拉是同步的，并非孤立的文学事件，亚非拉世界在文化的民族化、大众化及语言的民主化大众方面具有趋同性。为建立反帝反殖民统一战线，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学保持密切联系，呈现出相似的价值取向和艺术特征。80年代后，因政治经济格局及意识形态调整，惨痛历史记忆被遗忘，当代文学对“十七年文学”出现严重的反历史主义倾向，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十七年文学”与广阔世界（亚非拉等）的联系。从《文艺报》《译文》等刊物可看出政治与文学的密切交集及十七年间的显著变化。约51年到57年以介绍苏联、东欧和亚洲文学为主，之后苏联、东欧文学被淡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学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的西方学者认为殖民地带来了高度文明和生产力发展，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文艺报》《世界文学》等刊物集中反对，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传播现代文明，而是文化侵略和扩张，摧毁了东方文化，阻碍了东方民族文化文学的发展，破坏了亚非拉之间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宣言主张亚非国家作家愿同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加强文化联系，反对将文化分为高等、低等、东方、西方，强调保护世界文化，此宣言对周扬、茅盾影响很大。在几次亚非拉重要会议上，许多亚非拉作家发言触及民族语言危机及摆脱危机的问题，并制定了包括语言创作、翻译、教育、出版等方面的系列计划，中国曾与亚非拉保持高度一致和联动。在《文艺报》等刊物上，出现大量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反对纯文学的言论”。，这种立场并非个人突发奇想，而是受制于当时整个世界军事、政治和文化格局。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是为了瓦解殖民主义，巩固反帝反殖民的成果。
《文艺争鸣》编辑部主任张涛探讨了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对于引进人才、译介西方文学思想及跨学科视角等方面并不滞后，但当代文学史研究仍需扎实的历史化过程。他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创刊背景与进展情况，指出该刊物以开发史料为宗旨，并详细介绍了所开设的栏目。他强调，尽管目前从事相关史料工作的人员规模仍有待扩大，但史料工作的重要性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希望各位学者支持刊物发展，共同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为学术研究筑牢基础。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华莹围绕《人民画报》展开研讨，揭示其作为新中国初期重要外宣刊物的宣传策略与历史价值。她介绍该刊以“糖衣”手法淡化政治性，突出文化生活与建设成就，在海外影响深广。画报广泛推介国内学者及民间创作的文艺作品，增强文化感染力，避免文化孤立；面对冷战时期的复杂国际环境，它采用多语种发行，注重区域共鸣，坚持真实平稳的对外报道和平和欢快的形象，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稳定桥梁。
分组讨论第三场由王丛阳主持，郭洪雷评议。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芳坤以“山药蛋派”的“起源”与当代文学史为引子，通过梳理关键时间节点与图像史料，试图还原该流派从起源、实体形成到新时期认可的全过程，呈现该派在新中国初期文艺体制中的真实状态，以此作为理解新中国初期文学与世界关系的一个“侧面战场”。她通过列举大量史料实证，突破对于山西作家群在创作题材、编辑团队等方面的固有印象。最后，她提出应重审“山药蛋派”在当代文学中的真正地位，呼吁深化史料整理与阐释工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编辑马杰分析了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创作失败的历程及深层原因，认为这深刻反映了现代作家进入当代的创作困境。他认为茅盾创作受挫的根本原因在于身份困境，表现为在时间精力和材料收集上均难以深入生活，缺乏真实社会的复杂性。他认为，茅盾的创作焦虑折射出时代对题材和形象的政治要求与现代作家创作习惯之间的错位，为理解当代文学转型期中作家的适应与困境提供了历史化典型个案。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杰以《文艺报》《人民文学》等主流刊物的栏目设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交流与国家文学建构的关系。栏目体现出国家主导的跨文化传播意向，并且形成“多音部”的交流格局。她指出，除专门的外宣刊物外，主流文学期刊同样承担着国际文学交流的功能，而原始报刊为理解当时的文学交流现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新中国初期高度重视通过文学构建对外联系，当前研究也应将中国文学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中加以考察。
河南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吴亚丹以作家高晓声的两次访美经历为线索，探讨了其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现代性观念的演变。高晓声由盛赞工业文明与市场理性、将“美国经验”视为中国改革参照，转向批判和反思现代性弊端。她指出，高晓声对现代化的理性认同与情感抗拒间的矛盾，深刻反映出转型期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自我定位的艰难探索，以及一代知识分子在市场化前的普遍焦虑与思想困境，也为当下思考乡村振兴、文化认同与现代化代价等问题提供了历史参照。
河南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杨希帅探讨了十七年中心作家在八十年代的境遇与创作，以杨沫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他指出，现有研究及文学史评价多忽视该群体在新时期的持续创作，事实上，杨沫等作家在新时期创作了大量作品。他于是强调应从当代中国史整体视野出发，关注作家创作的长期延续与观念转型。目前，研究的最大难点是史料梳理。该研究有助于丰富新时期文学图景，提供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内部视角，并透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演变与承续。
在圆桌会议环节，与会者围绕新中国初期文学的界定问题展开讨论，重点对其时间范围、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期待能在此研究上取得突破。各位与会学者认为，当前对“新中国初期文学”的思考尚有进一步成熟的空间，但今日的学术工作坊讨论极具启发性，并表示了对于未来保持交流及在此研究领域取得突破的共同期盼。
会议最后，方长安为工作坊做学术总结。他高度评价“新中国初期文学与世界”这一主题的研究价值，认为其能够有效突破“十七年文学”概念的固有局限，重新发掘被原有范式遮蔽的文学史内容。他指出，当前学界对五六十年代文学与世界关系的研究仍较薄弱，强调研究需结合冷战国际背景，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始终坚持中国民族与国家的主体性视角。此外，他着重强调发掘新材料对于推进研究的关键作用，呼吁学者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对史料的发现与运用。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