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伦博士后读书会第十五、十六、十七讲分别于5月22日和6月5日举行，三场博士后读书会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汪曾祺和鲁迅展开学术讨论，聚焦他们的创作特色、思想流变及研究方法。

5月22日下午，“明伦博士后读书会”第15讲在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教研室举行，此次读书会主题是《流动视域下的汪曾祺“江南”叙事》，吴亚丹担任此次读书会主讲人，侯春林担任读书会主持人，对谈人为李保森、丁程辉、郑慧文等师生。

吴亚丹首先介绍了汪曾祺从高邮到昆明、再到山海、北京，晚年又出国交流的人生经历，并以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为引，简要指出汪曾祺的跨域流动对他的创作的重要意义。40年代后期，汪曾祺在上海工作时，第一次回顾故乡，凭借着对故乡高邮的印象，创作了若干作品；1950年，汪曾祺调入北京，到了十七年时期，随着京派右翼的下滑，汪曾祺受到了政治性批判，遂把北京作为把握、展示其思想感悟的重要空间。1979年，汪曾祺被平反，深受鼓舞的他创作热情高涨，在北京创作了大量具有江南特色的文章，汪曾祺以其独特的江南叙事，展现了他心目中具有“母性力量”特质的江南品性。汪曾祺将他心目中江南品性与民族精神相融合，将江南人的独特品性、道德、伦理与精神价值相结合，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到了晚年时期，汪曾祺的创作迎来了重要转折——“衰年变法”，汪曾祺以其新作《聊斋新义》表现了他有意突破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桎梏，展示了他对人性原始真相的重新思考，汪曾祺的这一转变和其90年代出国经历有着密切联系。

接下来是对谈环节。李保森认为，吴亚丹的分享表达了两种流动：江南书写的流动和视域的流动，但两种流动之间的关联、演变契机、过程等仍需着重阐释，视域的流动为汪曾祺江南书写的流变提供了理解与支撑，因此应该将重点放在故乡写作与江南书写的契机关联上。

丁程辉认为，流动不仅是一种视域，更是一种路径，通过汪曾祺的地域流动，我们了解到江南书写与母性意识的关联、汪曾祺“金蝉脱壳”的另一种解释等，这都是本文难能可贵的地方，但本文还留有巨大的阐发潜力，如汪曾祺在北京的童年书写与上海的童年书写区别在哪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郑慧文认为，汪曾祺小说中的江南风情与现实中的故乡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汪曾祺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汪曾祺与里下河地区作家的江南书写、精神上的故乡与现实中的故乡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6月5日下午，“明伦博士后读书会”在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举行，此次读书会主题均围绕鲁迅展开，王昭鼎、丁程辉担任此次读书会主讲人，侯春林担任读书会主持人，对谈人为李保森、杨希帅、郑慧文等师生。

王昭鼎围绕黄乔生所著的《鲁迅诗传》一书，分享了他的阅读心得与书评大纲草稿。王昭鼎首先介绍了分享的缘由：他在阅读黄乔生《鲁迅诗传》并做了批注后，计划撰写书评，此次借读书会的机会，提前分享其书评的主要框架。他指出，黄乔生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发掘了鲁迅相对被忽视的“诗人”身份，通过梳理鲁迅一生与诗歌相关的活动，揭示了其诗歌创作的内在脉络和精神特质。

其次，王昭鼎将书评内容分为三部分进行阐述他首先以诗歌串联的生平： 他介绍，黄乔生的传记不同于传统写法，是以鲁迅的诗歌实践为主线。这涵盖了鲁迅生前（如家族的诗书教育背景）、身后（如郭沫若、毛泽东、聂绀弩等人对其诗歌的引用、唱和与纪念）以及同时代友人（如周作人、郁达夫、瞿秋白等与其的诗歌交流）三个维度。他表示，诗歌文体与新文学身份：王昭鼎谈到，有学者认为鲁迅文学的重要成就在于小说和杂文。由此引发思考：鲁迅的旧体诗创作是其投身现代文学之前的“底色”。鲁迅通过对旧体诗传统的某种反叛确立了自己的新文学身份。同时，鲁迅的旧体诗与其杂文写作也存在关联，诗与文在作品中常相互印证、补充。他强调诗歌精神内涵：他提到，黄乔生认为鲁迅的旧体诗兼具社交功能与个人情感表达，其风格平和多于激烈，体现了文学传统的延续性而非断裂。王昭鼎特别指出，鲁迅反对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诗中蕴含着强烈的抗争精神，但同时也流露出真挚的温情。鲁迅晚年的诗句与其早期文章中的表述也存在呼应，显示出其思想情感的连贯性。

最后，王昭鼎总结道，研究鲁迅的旧体诗，可以作为理解其整体书写习惯的一个切入点。同时，鲁迅的诗歌在其身后被广泛引用，也体现了诗歌在人际交流与社会评论中的实际功能。

随后，丁程辉以《行动的文学还是世俗批评》为题，分享了他对鲁迅杂文本质及其研究方法的思考。

丁程辉首先说明，他此次分享旨在借助“行动的文学”和“世俗批评”这两个概念来探讨鲁迅杂文的核心特质。他重点分析了周展安论文中提出的“行动的文学”概念。丁程辉进一步指出，周展安试图用鲁迅杂文来定义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特征，并据此批评柳青、周立波等作家认为赵树理的作品更符合“行动的文学”。丁程辉认为，周展安在这方面的论证存在跳跃性，未能充分说明赵树理写作与当时思想背景的关系，其观点不够坚实。

随后，丁程辉引入了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概念作为参照。萨义德主张将文本置于其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中来理解，反对脱离背景的形式主义研究或将其神圣化。丁程辉认为，周展安对鲁迅杂文的研究恰恰缺乏这种“语境化”，存在将鲁迅杂文工具化、设定过高标准并将其绝对化的倾向。丁程辉强调，真正的研究应警惕这种总体化、固定化的倾向，保持开放性。他举例说明，鲁迅的杂文往往是针对具体历史事件而作。

最后，丁程辉总结道，研究鲁迅杂文应当着重关注其“世俗性”，即它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实际作用和应对方式，而不是将其套入抽象的理论概念中。他主张批评方法应随着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语境而变化，避免僵化固定的模式。

接着，与会学者围绕《鲁迅诗传》及鲁迅研究展开深度交流。

李保森指出，黄乔生教授新著从诗歌角度为鲁迅立传，是对鲁迅形象的重要扩容：突破传统“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定位，呈现其作为诗人的新面向，与学界近年拓展鲁迅学者、美术家等身份的研究趋势一致。他建议书评应突出该书的特色——通过经典诗句（如“破帽遮颜过闹市”）结合生平的系统阐释，推动鲁迅旧体诗经典化。

杨希帅对《鲁迅诗传》提出两点探讨：一是关注该书相较于其他传记的新发现；二是质疑旧体诗在鲁迅文学世界的定位，指出鲁迅未将旧体诗收入自编文集，可能仅视其为日常交际工具，建议研究需避免过度关联新文学而“重建现代文学史”。针对周展安论文，他肯定其借鲁迅反思当下的现实意义，但认为部分论断（如赵树理比柳青更具“行动性”）缺乏依据。

郑慧文补充认为，周展安的鲁迅-赵树理对照研究反映了文学史内部知识结构问题。当前旧体诗研究兴起的背景与“文化自信”密切相关，旨在衔接传统以扩充现代文学边界。他强调研究需关注历史语境变迁，例如不同时期对“文学”定义的调整。主讲人也逐渐加入讨论之中，现场氛围活跃轻松，讨论激烈。

至此，“明伦博士后读书会”第十五、十六、十七讲圆满结束，三场读书会体现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活力，既有对作家个体创作的微观剖析，也有对文学史书写方法的宏观探讨，与会学者们相互交流、讨论热烈，在研究方向、论文写作、研究现状等方面分享了各自的理解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