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林语堂《苏东坡传·序》

苏东坡是个怎样的人？“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这是林语堂先生对苏东坡的评价。俗话说的好，不想当诗人的医生不是好官员，今天我们就来看作为医学家的苏轼是如何战“疫”的。

一、撰写与传播《圣散子方》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因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捕下狱，经多方营救，最后贬至黄州(今湖北省黄冈)任团练副使。黄州？是不是有一股熟悉的味道，没错，我们所熟知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正是创作于此。不过，这次可不只是吟风弄月那么简单，被贬的第二年，也就是元丰三年，苏轼迎来了一场严峻的考验，黄州民病疫，瘴疾大行。这时候，苏医生登场了，他遍访名士，终于从奇人巢谷那里寻得圣散子方，然后在家门口“煮药济民”，而后，苏轼又为《圣散子方》撰文著序，通过文献的方式使《圣散子方》流传，相当于今天的放弃发明专利，直接造福世人。《圣散子方》在宋代广泛应用于治疗疫病、伤寒和瘴疫等。由于该药“所用皆中下品药”，“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深得医家和普通百姓的喜爱，可谓是惠民良方。

关于此方的主治，据《苏沈良方》载：“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若时疾流行，不问老少良贱，平旦辄煮一釜，各饮一盏，则时气不入。平居无事，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卫家之宝也。”听起来很类似于今天的板蓝根“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对于此方的效果，苏轼本人也颇为自豪，他自称“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

无独有偶，据《雍正江西通志》记载，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苏轼的弟弟苏辙在任监筠州盐酒税期间也遇到了一场瘟疫，“时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是卜”，此时的苏辙采用了一个药方，“遍谒病家与之”，并广施糜粥，医活者甚众，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他采用的药方正是苏轼所撰文的《圣散子方》。

二、统领杭州战“疫”

时间来到了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因为上言论事而被当权者所忌恨，苏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宋史·苏轼列传》载苏轼“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所疑惑，什么是“度僧牒”，它是唐宋时一项特殊的制度，所谓“度牒”就是僧人的资格证明或者说是合法执照，可不要小看这一张纸，凡有牒的僧尼可免地税、徭役。灾害发生时，地方政府获得中央政府批准后，可以出售度牒来筹款，如：

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 )“给陕西转运司度僧牒，令籴谷，赈霜旱州县”(《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纪》)。

神宗熙宁三年(1070 )四月“丁卯给两浙转运司度僧牒，募民入粟”(《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

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 )八月“四川旱，赐制置司度牒四百，备赈济”(《宋史》卷三十四《孝宗本纪》)。

这样以度牒作赈饥之用，苏轼即采用了此种方法，用卖牒的钱换米来救济灾民。疫情发生时，发牒也成为一种常见的救灾方式，据《宋史·五行志》记载

“秋冬，绍兴府连年大疫，官募人能服粥药之劳者，活及百人者度为僧”，

“嘉定元年夏，淮甸大疫，官募掩骼及二百人者度为僧”。

发放僧牒有时也成为疫情中的一种激励或者奖励方式，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这些僧人可能承担着照顾病患或者掩埋尸体等工作。

言归正传，回到此次疫情上，考虑到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得病人数众多，苏轼又从各处募捐了两千缗钱，并率先垂范，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五十两黄金,积极筹建治病场所——安乐坊。这件事在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也有记载，与《宋史》出入不大，谨列于此供读者览阅：

“岁适大旱，饥疫并作，公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

“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 蓄钱粮以待之”。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又有疑问了，什么是“分坊治病”,如何“分坊”，怎样“治病”。原来，苏轼筹集善款后，在杭州众安桥旁边办起了一所“安乐坊”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公立医院），对病人按患病程度的不同划区隔离，还聘请多位名医定期举行义诊活动，医者工资由政府承揽。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举措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宋徽宗年间此坊被赐名为“安济坊”，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

综上，苏轼在杭州应对饥疫的措施基本上可以概括为：

（一）平抑物价，保障物价稳定：请示朝廷减免供米；减价粜常平米。

（二）积极开源，多方筹措善款：出售度僧牒，率先垂范与公开募捐。

（三）防控疫情，采取专业措施：广施善粥，制作药剂，分坊治病。苏轼为官一任，多措并举，最终达到了“活者甚众”的效果。

三、医学著述与时代风尚

苏轼在地方政府多年为官，撰有《东坡集要方》《圣散子方》《医药杂说》和《苏学士方》等，记载了他在历次疾病防控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与治疗瘟疫和其他疾病的药方药剂。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苏轼在《与王仲敏书》中记载广州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亲身观察：“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丁何由得？”可见，时人已经注意到不清洁的水源带来的危害，再进一步说，贫富差距所导致的饮水状况的差别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民众的身体健康。

除了苏轼之外，有宋一朝，还有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写出了不少医书，如:

司马光《医问》（没错，就是那个砸缸的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沈括《沈存中良方》《灵苑方》《别次伤寒》等，其名著《梦溪笔谈》列有专门的医药篇，其后，他和苏轼的医方被后人合编为《苏沈良方》（说到这里，笔者忍不住想要多提一嘴，沈括后来把他的老朋友苏轼举报了，那封举报信里的诗与其他诗一起，构成了有名的“乌台诗案”，还记得文章开头吗？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历史就是这么奇妙）。

陆游撰成《陆氏续集验方》二卷，刻于江西仓司民为心斋。

文彦博著有《药准》一卷，不幸的是今天已经散失。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再赘述……正如清代石韫玉在《洪氏集验方序》中总结这一时期的变化时说：“宋祖宗之朝，君相以爱民为务，官设惠济局，以医药旋舍贫人，故士大夫亦多留心方书。如世所传《苏沈良方》，许学士《本事方》之类，盖一时风尚使然。”这些医学著作一方面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另一方面又传播了国家正统医学知识，促进了社会前进和民俗的净化，同时这也彰显了宋代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给今人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