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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运华:闻铃听歌卅八载

新闻作者:侯运华  时间:2020-03-19  

从1982年9月1日提前到校算起,在河南大学已经38年了。学生时代,住在第8公寓,我们那时候叫学8楼,是中文系的学生宿舍楼;留校以后,在距此不远的乙4排1号平房里住了11年。即便是现在,文学院办公楼距离铁塔也很近,所以说这38年几乎是听着铁塔风铃声度过的。从大学期间主动、被动听艺术系学生练声练琴的乐音,或去大礼堂、音乐厅参加他们的音乐会,到中文系课堂上聆听古典文学老师吟唐诗咏宋词的古韵,或欣赏“羽帆诗社”年轻诗人们的高亢朗诵,总能领略到浸润在生活场景中的韵律。铃声悠扬,歌声不绝,引发的感悟也绵绵不断。


因为是提前来校,学校没有接待,所以初到开封就经历了很尴尬的事情。原来约好考上政教系的姜金星一起来,在县城里却联系不上,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是硬着头皮坐车来开封的。在西平火车站,遇到了考上体育系武术专业的同学李全成,我悬着的心放下了。因为体育专业加试,他已经到过学校,因此跟他一起走,就可以顺利到学校了,我以为。

20世纪80 年代的火车速度很慢,平均每小时40—60公里;乘客极多,每到一个小站都停,接着就是上车大战——因为每个站停车时间就那么几分钟,下车的人基本上堵死了车门,所以,想从车门上车几乎不可能。于是,爬窗户是那个时代大学生必备的技能。先由身强体壮者负责拉开窗户,有时候外面拉里面顶,车上的乘客很排斥的;这个窗口不行,就马上转移到下一个试试。终于打开了,他爬进去,迅速传递行李,然后他拉着、下面送行的人推着,一个个钻进车内。车内挤得很满,行李架上、厕所内都是人,很多时候得架着两个胳膊、掂着脚站一站路,有人下去后才可以脚踏实地。冬天还好受一些,夏天坐车,火车行驶中有风扑进来,还不算太闷,一旦到站,人喘不过气来,极想跳下去。

就这样,顺利抵达开封火车站。李兄告诉我,去河南师范大学(当时的学校名,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坐3路车。我背一个包袱,里面是妈妈给我准备的被褥等,多年后妈妈告诉我,不知道开封有多冷,她专门加厚了被子,那条将近20斤的厚被子跟随我十多年;还有一个提包,长条形,带拉链,上面两个提带,好像是大哥出门打工用的,转给我了。带着这些行李坐车到了“学院门”,李兄说:“到了,下车。”赶紧左手提包,右肩背包袱下来;走一阵发现不对,因为他左顾右盼,一脸的迷茫。问路边人,才知道下早了。那时候也不知道再候车买票,就步行向北走。走到汴京饭店附近,遇到一个推着一辆28自行车的男生,问到哪里去,我们回答去河南师范大学,他热情地让我们把行李全放到他的自行车后架上,一路推着领我们到学校。路上交流,得知他是中文系81级的学兄。我们很高兴,遇到了校友,而且是中文系的;还没报到,我就提前跟中文系接上头了!

9月3日报到,此前,我找到在物理系读书的好友刘国顺,蹭吃住几天,熟悉了环境。报到时 ,就有高年级的同乡师兄们来帮忙。我们聊了很多,印象最深的是这几句对话——

“咱们还学不学数学?”看着帮我铺草垫、整理桌子的学兄,我问。

“跟数学分家了!”79级的邱新会师兄快人快语,回答我。

最头疼数学的我一阵轻松,那一刻觉得大学就是好啊!

余下的时间,更多是师兄们说,我听。他们谈到对时间的感悟,80级的张景钟说:“恨不得抓住太阳拧几圈儿!”大三的他,家有女友,急切毕业。

邱新会说:“我恨不得砍个橛子昧住它!”考虑到老乡们在一起,他们都说家乡话。昧,用其引申义,掩埋,留住的意思。(这个字,本来拿不准应该怎么写,只好请教在文学院任教、研究语言的两位同乡——刘永华博士和段亚广博士,认定了是它。)大四的邱师兄,好像有了紧迫感,想留住大学时光啊!

年龄最大的李志军兄,话不多。他是78级的,因为被疯狗咬,休学一年,我们得以在学校见面。他当过多年民办教师,说话也与职业有关系。我们是师范专业,将来绝大部分要当老师,他说:“教师是个良心活儿!”这句话笼罩我一生,也是我听到的对教师职业最好的概括。

在师兄们帮助、指导下,经历了短暂的军训生活,我很快融入了中文系的集体,开始了有滋有味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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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八公寓

大学4年,我有3年住学八楼316房间,1983年调到1楼最东头靠北的房间。那么,316房间的男生们是怎么度过4年时光的呢?

我们8人一间,年龄最大的是王建平兄,当过我们班班长,现在是新闻传播学院的领导;个子最高的是莫俊生,一米八左右,话语不多,任劳任怨,当寝室长;烟瘾最大的郭德山,我们还不知道烟味多刺激呢,他已经每天都离不开“白河桥”香烟了!最具有魏晋风度的是闫留锋,飘然独行,淡泊自存;最后悔学中文的大概是刘庆森兄,他多次表示后悔上中文系,我曾问他怎么报志愿的,他说就是语文考得高呗!这是当年很多人的经历,没有网络,没有导师,不了解大学的专业内涵,只凭考分选报志愿。说话跟我们差别最大的是董绍富,湖北大悟县人,有地方口音,却给我们带来很多趣味——譬如他问“我的孩子呢”,众人愕然,以为说梦话,其实是他的鞋子;我们去刷牙,他去“洗嘴”……时间一长,便皆了然。最有故事的是皇甫幼逞。他是我们眼中的“怡红公子”,在我对爱情还懵懂时,他已经有了丰富的爱情故事。他给我讲述怎么在花椒林里约会,结果身上被挂伤的地方奇痒;他描述麦地约会的奇妙,大大丰富了文学青年的想象……

这位老兄曾经因为小病休学,且连续休学两年。这样,他就成了88届毕业生了。记得有一年来评高考卷,我笑他“硬是把自己变成了学弟”!他嘿嘿一笑,不以为是,很是坦然。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心情舒畅就好!在他看来,分享爱情故事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寝室里有几位已经有了对象,来了情书,大多分享。这样,彼此有了可调侃的材料,也能够让弟兄们乐呵几天。保护隐私的意识,谁也没有,却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好。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差异最大的地方,不因为有限的隐私泄露而伤人,反而带给周边人快乐与温馨,这是西方人想不通的。

80年代的男女之别不鲜明。不像后来,男生、女生分楼而居,被戏称为“和尚庙”“尼姑庵”。我们隔壁就是女生寝室,这边掉了东西,那边能听到;那边哼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边可一饱耳福。女生有了体力活儿,喊一声,马上有力士抢着干;男生需要拆洗被褥时,打个招呼,几个女生带着剪刀针线,很快就缝好了。即便是走错门,发生了小误会,也没有人上纲上线。记得有一天早晨,到公共水房洗刷后,端着盆子往回走,不小心走进了314房间;准备往桌下放盆子时,才发现有人在照镜梳头。彼此一笑,略显尴尬地退出来罢了。刚才电话中跟马惠玲核对此事,她表示真是如此,彼此讨论一些细节,觉得是很温暖的回忆呢!

男女生隔壁,其实更安全。记得有一天晚上,突然从3楼西头的女生厕所里传来“抓流氓……”的喊声。满楼男生出动,几层楼寻找,要是抓住了,不捶烂他才怪呢!事后得知是80级一位学姐在卫生间发现有人偷窥,大叫一声,吓得那人跳窗而逃。次日,我们去楼后查看,果然有深深的痕迹。若是现在,有了危险情况,只能打110 了,哪里有身边这么多“保镖”便利!

80年代大学生的对外联系很多,却没有现在的便利。电报是最快捷的工具,价格昂贵,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用的;长途电话是奢侈品,而且排很长时间的队等候,通话效果还很差;使用最多、最能发挥中文系学生特长的是写信。思乡情绪、重大问题、关心事务等,都通过书信传达。慢悠悠的节奏里,蕴含着那个时代独有的韵律。我是每周末到108教室写信,一方面把一周所得书信再看一遍,回味情感的同时,一一回复;另一方面,需要沟通信息,或往外投稿时,斟酌字句,一并写成。这种突击写信,效率很高,但也有闹笑话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把写给高中同桌女生的信寄给了我喊“爷爷”的邻居那里。老人在我读书的高中当会计,名刘节;每当有困难时找他,他总是及时帮我解决,所以大学期间我们一直通信。直到有一天收到他的来信,信中夹着另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那封“情书”,我才明白过来。当然,女同学接到给刘爷爷的信,少不了一脸困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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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如此,大学生对信件特别珍惜,每个年级有负责分发信件的同学。记得我们年级宋红叶负责此事,故每当她走来时,都能成为聚焦点。一方面,她是美女,在女生只占1/4的群体里,容易成为焦点;另一方面,她会带来众人企盼的书信。有一次,一位同学理直气壮地质问:“宋红叶,怎么没有我的信?”她回答:“没有人给你写信,赖我呀!”一句话,说得那位同学不再言语。想一想,是这个道理:人家只管送信,没有人给你写,怎么有你的信呢!可见,信件对于那个时代大学生的重要性。

大学生活,最重要的当然是学习了。上世纪80年代的学风正,是公认的。无论是错过青春的老三届,还是正逢其时的60后,进入校园均有庆幸感,所以特别珍惜。

学习分自学和跟随老师学。先看自学,这最能凸显80年代大学生特点。因为珍惜,他们能够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利用教室、图书馆、讲座等充实自己。每天早晨,一个寝室选派一位代表,带着不重要的本子或书籍去占位,其他同学早读、吃饭后替换他。早读的内容,以专业为主,具体说就是背诵历代优秀作品。课间、课后则冲进图书馆借阅图书,偶尔有机会到电教馆里蹭一次录像,也是让人兴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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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号楼

七号楼

十号楼

跟后来的大学生比,我们有幸在国宝文物内借书看报刊看录像。那时候,那座1919年建成的6号楼和20年代建设的7号楼,是学校的图书馆,现在都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每次去6号楼,看着厚重的窗台、异域色彩的装饰,总忍不住多看两眼;踏着7号楼的木楼梯,独特的声音在楼内回响,此刻停下脚步,甚至能闻到隐约的木香、书香。来时,空空的书包;离开,则满满的一抱。有时,为了一部喜欢的书,跑几趟也属于正常。7号楼的北边,是学校的电教室,配合专业课放映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其中前苏联电影印象最深,无论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美的毁灭,还是《静静的顿河》中一眼望不到边的向日葵等,都让我们回味多日。当然,《巴黎圣母院》的录像中,我们看到的爱斯梅拉尔达更具象化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爱情也经由演员的表演更加容易理解了……这些录像和周末大礼堂放映的电影,是校园里最具色彩和乐感的存在!

来到河南大学学中文,最难忘的人是教过我们的老师们。他们,或激情飞扬如梁遂、李晓华、常萍等。讲授《逻辑学》,梁老师翘起手指板书、时不时用双肘夹着裤子做提升动作的形象和他的高亢声音一起定格在我们印象中;李晓华老师的语音课,以纯正赛播音员的特质吸引着还怯于说普通话的我们。常萍老师从山东大学毕业来河大,第一次授课就是我们这一届。记得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她,一笔一划板书,讲稿包含很多成语,竟然可以不看讲稿,引导学生进入古诗的意境。她留给我们的印象,更像一个大姐姐,而非后来的“麻辣女教师”形象。

如果说他们属于少壮派,有激越的情感容易理解,宋景昌先生讲宋词的神采飞扬、声压窗外电焊噪音,李春祥先生解析窦娥的冤情声情并茂,白本松先生边走讲台边吟颂“野马也,尘埃也……”所传达的庄周神韵等,让我们领略了古典文学的美。尤其是宋景昌先生,当年是被《河南日报》点名的大右派;20多年的劳改生活,并没有磨灭他对文学的热爱。他曾经尝试与艺术系合作,利用姜夔留下的古乐谱演奏宋词,他讲解,音乐系的学生演奏,效果非常好。张义先生讲俄苏文学,“能够把《死魂灵》讲活”;梁工先生讲《沙恭达罗》,保持始终的微笑似乎在凸显印度文明的神秘。对于大多刚离开乡野、走进都市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引导我们认知了另一个世界。

有的先生,则是课内、课外均有接触的。任访秋先生,我们入校不久,他代表系领导去看望学生时见过;大学阶段选修他的近代文学课程,开始几次他上课,声音不大,内容不太好懂;此后,由关爱和老师讲授。90年读研,到先生家听他讲课,对先生的了解才更多一些。那时,先生已年过八旬,仍坚持给研究生开课。在南门外家中,或讲述乾嘉学派,或勾勒新文学渊源,或追忆求学往事,或介绍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前辈,每每忘记时间。中午时,其夫人马先生会喊一声:“该吃饭啦!”于是,合上手头的书,挥手与我们告别。先生挪动步履已不轻快,语速是慢悠悠的,偶尔有重复的内容,他依然讲得兴趣盎然。

对专业痴迷,接近这种境界的还有王宽行先生。先生富有浪漫激情,课堂上讲解《木兰辞》《孔雀东南飞》到兴奋处,就走下讲台,边走边吟,声激四壁,手舞足蹈。有时候该下课了,他还没有尽兴,就俯身问身边的同学:“还有一点儿。我讲完,再下课吧?”对诗歌的沉迷,对学生的尊重,令人一思一感动。不仅课上如此,生活中也浪漫。据他的硕士生王立群回忆,王宽行先生第一次去洞庭湖时,快到湖边,却不敢面对,背身、退步,慢慢走近,然后猛转身,期待看到“阴风怒号逐浪排空”情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先生指导的,初选陶渊明,他同意了;大纲差不多了,借阅的《陶渊明集》到期,还图书馆,次日去借,已经被人借走了。几次往返,均找不到这部书,只好换题。临时换题,这是大忌,先生却宽容,同意我改写曹植;为了避免类似的遭遇,他建议我购买《曹植集校注》。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那部书一直被我珍藏着。我也听他谈起过为了解决家属问题跟学校领导拍桌子的事情。先生一人工作养全家,80年代政策允许给家属解决户口和工作问题,但是,学校不给他安排;一气之下,先生联系故乡的徐州师院,对方答应解决所有问题,河大却不放档案。他找校领导说理,领导认为越级,拍桌子吓唬他,先生也拍桌子反驳。对上不奉承,对下却关心。我刚工作不久,在单位发放福利时被欺负,拿不准该不该争取一下,去请教先生。先生听说后,拍案而起:“某某某混蛋!我找他去。”我赶紧劝说他,不敢劳动他,只要明白我应该争取即可。这份嫉恶如仇的性情、爱护学生的品质,影响了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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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大学学中文,不仅是学文学语言,学理论学说,更多的是学做人、学理事、学会领悟世事,甚至透析生死。

我在河南大学,不仅学习了王宽行先生的耿直,也从其他老师那里学到了规划人生、领悟生命。刘增杰先生,是读研期间我接触最多的老师。他给人印象最深的词是“规划”,即要求学生不要逮住啥就是啥,要有规划。从他策划宣传任访秋先生,到谋划与现代文学馆合作拿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点,处处可以看到刘老师的大局意识。我教书育人期间,教育学生无论读书,还是就业,都要注意选择,看是否适合自己,即受老师启发。深得其传统的是关爱和老师,就中文专业而言,怎样规划发展蓝图?怎样引进优秀人才?是关老师时常谈起的。我想: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发展,是需要这样的战略家的。

刘思谦先生是文学院的传奇。无论家世的辉煌,还是自身的经历,都堪称传奇。但是,我觉得从她那里学到最多的是对业的执着和对情的认真。刘老师中年来河大,正是我们求学的时期。从开设《当代小说研究》起,接受她的教诲。在124教室,她穿白底蓝花衬衣,袖子挽到肘部,齐耳短发,以标准的普通话,近距离详细解读刚刚获奖或有影响的小说,是我们这几届难得的享受。读博期间,跟她一起研读原型理论,按照要求我们每人写一篇论文,我踏雪送到她在苹果园老区的家中。过两天,她打电话让我去,认为都需要修改,“你们应该像我这样,日思夜想,都是这件事!”跟师兄弟们说起她的标准,我们普遍感觉做不到,理由是——刘老师有老伴赵先生服侍,孩子都成功了,我们还有好多俗务啊!感慨归感慨,没有人敢不按照她的要求做。刘老师经历丰富,曾说过要写回忆录。我们都很期待。记得在开封黄河迎宾馆,关老师主持的重大项目开题期间,吃饭时我说:“刘老师,您的回忆录写了没有?我们都等着看呢!”刘老师看看我,抿了一口酒,说:“我给你们讲讲我的初恋吧!”于是,海军司令部机要室秘书的青春故事吸引了所有人来听。讲初恋,却不再激动;那位像孙道临一样的男子,成了渺茫的追忆……

这种与学生无间隔的情感,我觉得是文学院的传统。它可以幻化为美好的记忆,也可能酝酿出学生的民主意识。记得军训结束不久,在10号楼124教室,中文系副书记苏文魁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有不少学生缺课。苏老师很恼火,大声说:“今天第一次上课,就这么多人缺课。如果你们听过我的课,不好,不来也就算了。今天是第一次啊!真是岂有此理!”他越说越觉得委屈,激动得一拍桌子。没有想到,马上从教室后面传来拍桌子的声音,一个学生大声抗议:“没来的,不受批评。来听课的,受批评。真是岂有此理!”苏老师一愣,赶紧道歉,说明不是针对我们的。世上的事情往往如此,没有到场的人受批评,往往是在场者聆听!反驳者,张丰年也!他是开封人,身高一米八多,中文系篮球队的主力;他并没有因为反驳书记而被穿小鞋,毕业后分配到河南财经学院任教。可能是黄河水校长大的他,在家民主惯了,大胆说出来我们的心声。但是,书记的道歉同样及时、真诚,也是文学院的优良传统。

刘增杰先生担任系主任时,我们临近毕业,学生有什么事是可以直接找他的。去年,从郑州来的一位同学还回忆自己搞丢了派遣证什么的,需要开证明,找刘先生;他马上安排系办公室办理此事。担任我们辅导员的陈江风老师,是78级的学兄。他耿直,民主,保护学生。关涉到我的两件事,都让我终身难忘。一是漏水事件,大二时,我们轮住到1楼东北角,陈老师住在我们上面。周末,他爱人高老师从郑州来帮助他打扫房间,拖地时泼水,不知道水会渗到下面。眼看着楼板缝隙里水往下滴,同学们傻眼了,竟然不敢去提醒一下。其实,我们寝室我最小,倒是憨胆大,上去敲门说明情况。高老师停止了拖地,陈老师马上下楼查看、道歉。一是做主让我留校,按照常理,留校需要事先沟通的。我报的志愿都是郑州的院校,根本没有想到留校,毕业分配大会上宣布让我留下来,简直蒙了!后来请教陈老师,他说是他做主留我的,因为我所选择的本科院校的指标,都被人占有;再去,只能去一些中专,还不如留校。有了失误就道歉,关怀学生不吭声,这种温情,是流传在文学院师生之间的情感积淀。

总之,学中文者大富大贵的不多。就我所知,中文系出去从政者,厅级干部不少,省部级极少。大概是学生时代“指点江山”惯了,到社会上就不给你机会了吧!但是,中文系的先生们那分洒脱豁达、看透生死的人生观,却是浸染文史所得。近年来先后仙逝的严铮、何甦、张振犁先生等,不贴讣告,不让单位送花圈,默默告别世界,不增加他人的任何负担。比起那些为了讣告中的的词句争执很久、为了遗产分配争斗不休的人,这些老师们,显然悟透了生死,才有这份潇洒。“无用之用乃大用”,这大概是学中文的最好效应吧!

2020,3,16-17.于文学院B201室